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全文

　　长久以来，由于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作为教育家的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经过岁月的淘洗，司徒雷登作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在中西文化夹层里的人，一个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的形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老司徒雷登先生二十八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六年。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司徒雷登的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十一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事业。司徒雷登及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后来，司徒雷登回美国教会服务。在二十八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聘请司徒雷登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的时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使他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1915年回国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让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两所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 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华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
　　
　　校长生涯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赴任的大学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此外，刚弄到手的原是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的厂房，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司徒雷登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
　　为新校选地址，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是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的私人园林，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六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把其中的两万银元作为奖学金捐给燕京大学。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司徒雷登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但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最重要的还是筹款问题。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司徒雷登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司徒雷登到任后，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问题奔波，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远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1926年，在司徒雷登多方努力下，燕京大学终于迁入新址――燕园。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雷登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他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20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有张东荪等名宿。在五十六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三十六位是中国人，其中二十位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十五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20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 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是在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在哈利，鲁斯博士的不懈努力下，司徒雷登和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交谈之后，说服了那位律师，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被认为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款项提高到一百五十万。 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
　　司徒雷登热心弘扬中国文化的逸事，一向在文化界为人津津乐道。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赴美演出，资金不够。司徒雷登到各方募资，最后还自掏腰包，使梅兰芳得以成行。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极为成功，在美国引起中国文化热，梅兰芳被多个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抗战中的燕京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的美国人迅速撤离，凡不肯撤离者，后果自负。燕大选择了留在沦陷区，此举一度令许多人不得其解。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特地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批评其留守决定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葬送燕大美名。其实，早在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就已预见平津不保，为此开始考虑燕大去留，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的朋友高厚德的一席话打动了他：“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忍、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师生的共识。
　　为了使燕京大学不受日伪袭扰，司徒雷登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虽然不认同共产党，但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得以正常出版。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从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录取新生六百零五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燕京大学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这样一来，燕京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
　　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和民族斗争的日益尖锐，燕京人才大批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司徒雷登指示校方承担全部路费。“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饯行。设宴践行的会上，司徒雷登说他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曾经有燕大的毕业生这样回忆说。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一天，一队日本宪兵开到燕大门前，要求搜查学生宿舍，抓一名共产党员。司徒雷登强硬拒绝，声称：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燕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让，占领当局从此不敢再到燕大来找学生麻烦，只好改到校门外抓捕抗日学生。但即便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视，但凡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都要与占领当局交涉，迫其放人。刺杀周作人的燕大学生，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护而成功脱逃。
　　燕京大学是沦陷区抗击奴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占领当局对此怀恨尤深，便借口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选和经费均由占领当局承担，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没有断然拒绝，而是玩了一招太极――他拒绝占领当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但他并不反对燕大教职向日本学者开放，于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从数名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中挑选了鸟居龙藏作为客座教授来燕大从事研究工作。鸟居龙藏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宅心仁厚，一直坚定地反对侵华战争，到燕大后，他埋头治学，绝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而当燕大遭占领当局查封时，他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站在校门边，颤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师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致以歉意。
　　人心的公开渗透不可得，日本占领当局转而谋求经济上的渗透，而当时燕京大学确实在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司徒雷登一口回绝。日本高级军官气坏了，扬长而去。占领当局对司徒雷登的嫉恨因此与日俱增。一天，校园里发现了一枚炸弹，司徒雷登相信，这是日本人用来恐吓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经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十八人。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日本宪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师生们立即回宿舍收拾行李。当天下午，日本宪兵两人一组，各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备好的黑名单，逐楼逐室地照单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学生，三十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敌后根据地的寥寥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四年的大学被迫暂告中止，燕园被改成日军的伤兵疗养院。这是燕京大学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学的骄傲――因为，锒铛人狱的三十多个燕京师生，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前一天应天津校友会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 返校，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关在一起，四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关押。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司徒雷登的老父亲探望司徒雷登，被囚禁三年多来，父亲成了司徒雷登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父亲一直探望司徒雷登，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的司徒雷登重获自由。
　　
　　戏剧性的外交家
　　
　　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七十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如今黄华先生已将这一段历史写了出来(注：指黄华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官方档案也已经解密，实际上黄华的所有举动完全是经过中共高层领导同意的。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老司徒雷登先生极力建议他“先斩后奏”，先到北平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雷登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于是，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和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1945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到台湾。1952年，几乎贯注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五十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司徒雷登备受打击，有一次，他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岁。他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旁。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终安放于杭州。
　　
　　责任编辑　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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