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传播困境与出路] 传统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如今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在文化传承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困境。面对这些困境，中外学者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如关于“普适伦理”的讨论。而儒家文化的传播中对世界具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传播困境 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
　　
　　一、世界陷入困境、中国也面临着问题
　　
　　毋庸置疑，19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民主传播，科学技术昌明，物质生活充裕。这种变化是人类翘首企盼、额手相庆的。但是这种巨大的变化也携带着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从开始就被注意，只是表现得不明显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极大充裕，这种负面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甚至正在使世界陷入巨大的困境：政治层面上以“自由民主”为理由，推行强权政治，不尊重各个民族基于自身文化所作的选择；经济层面上以“自由经济”为理由，以强势经济侵吞较晚发达民族的财富；文化层面魔鬼化、野蛮化异己化，对复兴了的各民族文化报以敌视态度；精神层面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普遍存在信仰危机；社会层面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等，使得人类生活环境越来越艰难。
　　中国也遇到了问题，这种问题主要是文化传承的问题。“五四”运动中的新型知识分子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建立民主、重视科学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建国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左倾的。民族的精神财富在精华与糟粕的理论中基本上被遗弃。这种遗弃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应该纠正，将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与科学、民主的提倡结合起来，促进我们的科学发展。
　　
　　二、普适的伦理只是一种美好愿望
　　
　　面对上述困境，西方有些学者希望从批基督教中寻找治愈世界顽疾的良方。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伊斯兰教、兴都教，希望从古老的东方宗教中寻找解药。海外的新儒学提出发现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适伦理的特质，拯救西方文化的缺陷。不管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对世界的困境的关切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救世良知。但是，我认为普适的伦理其实还是一种“一元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发展起来会导致对多元文化发展的排斥，对异己文化的否定，对相对处于弱势文化的打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因革损益是正常的，绝对抛弃是不可能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在那里可能就是障碍。
　　我们并不一般性地排斥所谓的“全球伦理”、“普遍伦理”。但这里所谓全球伦理、普遍伦理，并不意味承诺一个抽离于本土化道德精神传统的独立的伦理体系；相反，只有在奠基于本土化伦理传统的具体生命的开放性所实现的伦理普遍性中，一种具有内在制裁力和真实性的全球伦理概念才是可能的。
　　最好的办法是各民族从各民族的文化的精华中寻找解脱困境的救世良方。
　　
　　三、民族的活力来源于传统文化而不是舍弃传统文化
　　
　　各系文明初创时期所形成的伟大人格及其思想成果，总成为不同阶段历史文化发展所必须不断反溯回顾的创造源泉和精神动力。这种向内奠基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文化的建立，同时便是面向现实、未来和同时性共存的文化、道德价值的开放。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世界所带给西方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危机有深切的理解，他曾借鉴中国如老子、庄子的思想，并猜想解决技术世界所导致的危机之思想有可能“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但是，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产生于西方的危机最终只能靠归本于西方的精神传统才能得到解决：“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海德格尔所论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只有面对本土传统向内奠基的真切历史意识，才真正具有对未来和异质文化之价值的敞开性。无论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怎么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应该在回顾、反思儒家文化中获得解决。
　　
　　四、儒家文化中对世界和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一）“道”重要性。
　　儒家文化所环绕的实际上和同时代的其他流派所追求的并无两样，即执著于“道”。
　　无论是以“道”命名的道家，还是极力反对儒家思想的墨家、法家所追求的都是达于先王之道。因为从根本上说，百家是出于一家的，不过是从一家分析出来时所摘取的重点有所差别罢了。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看来是反对儒家提倡的先王之道，实际上“孝慈”不就是隶属于孔子所极力提倡先王之道吗？墨子反对美味音乐饰物并不是认为这些东西不美，而是认为这些东西“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他的追求也是所谓的先王之道。连极其注重功利的法家也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明主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由此看来，在孔子的时代，每一个流派包括儒家学派在内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他们理想中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所以我们儒家文化的核心或其最高追求是“道”。
　　《论语》中对“道”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也”。可见他对于“道”的迫切追求。
　　“道”，作为比较明确的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社会目标。儒家之道是希冀当下社会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即和谐的社会的向往。当然这种和谐是长幼贵贱有序的和谐。其次是个人的目标。孔子认为这种和谐的社会状况的达到要每个人内心里的向“仁”“遵”“礼”，即一个人的内心也符合文武之道，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至少应包括仁、智、信、直、勇、刚等品性，这些品质的具备实际上是人的内心达到一种完满和谐的理想状态，养成和谐完善的人格。社会的和谐与内心的和谐或者说社会的最高境界与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孔子追求的“道”。
　　从传统儒家文化对“道”的坚持与固守，现代中国文化应该借鉴继承的还是很多的。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建立和谐的社会，造福苍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很重要内容。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肯定不会是什么糟粕。培养每个公民强烈的责任感，应该说是当务之急。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官员再加上完善的制度比起单靠制度制约我觉得更为完善，更有效。再比如儒家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对于现代社会的弊病也大有裨益。
　　（二）“和”的重要性。
　　儒家传统文化“和”的追求对现代中国社会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文化最高追求就是达到“和”，这种“和”包括天与人、人与人、人内心的“和”，也就是说儒家追求的是人与天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精神状态的和谐。这种“和”的追求在现代工业社会语境中凸现出极强的现代意义。
　　“天人之和”就是《中庸》所说的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它的意思是说天虽然是万物的本源，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并非消极无为，而是能够而且应该积极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但参与天地化育，是指遵循天道，而不是任意为之，更不是破坏自然。在儒家看来，人如果以敬畏之心和生而不有的情怀善待自然，那么，不仅可以从自然中获得物质滋养，还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精神滋养，内心得到提升。“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状态，使得中国哲学、美学长期发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精神状态的和谐的追求，可以为现代人内心的异化与人际关系的异化提供借鉴。现代社会产生的痼疾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同步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未带来精神生活的相应改善，现代社会技术崇拜与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漠视和偏离，造成社会进步中人与技术的本末倒置。技术对人伦智慧的漠视、工具对人文关怀的阻隔，造成现代人类只有欲望没有精神，只有物质追求没有人道情怀、只有剥夺狂热没有礼义廉耻的人本异化现象。物质生活极度丰裕，而人的内心却虚无没落、人际关系冷淡隔膜。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提升个人道德，注重精神的满足，不执迷于世俗可以纠正因为注重外在的物质名利而忽视个人的德行修养的偏向，防止世人因物质名利追求而导致的物欲膨胀、人格异化。
　　
　　五、传播儒家文化面临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就是重视学习，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继承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所以我认为从小熟读传统经典是很必要的，这是最初的感性认识。最初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谈什么继承，更谈不上发展。
　　外部的任务就是传播儒家文化、使世界了解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推介和国外文化的引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外交流，我们拿来的不少，可是我们自己送去的却不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传统文化有着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①《儒家与自由主义》，哈佛燕京学社 三联书店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
　　②《美学与现代性》，吴予敏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版。
　　③《荀子简注》，荀况著 章诗同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版。
　　④《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
　　⑤《中国古代文化史》，阴法鲁 许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
　　⑥《中国文化史概要》，谭家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版。
　　⑦《孔子思想与世界和平》，金惠敏著，《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⑧《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邵汉明著，《新华文摘》，2002年第1期。
　　⑨《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杜维明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⑩《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蒙培元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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