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市68号院 68号院

　　第一集 　　 　　北京鼓楼东大街68号院里，聚集了许多新面孔。“咱们68号院现在是门缝里儿吹喇叭――名声在外。”院长宋光雅正在主持68号院“文明公约”的公示和讨论。从养犬安全到楼道清洁，甚至不许说脏话都列入了“文明公约”。2010年7月16日，对院里的居民来说是首次自己给自己立“规矩”的日子。
　　68号院是交道口街道菊儿社区少有的几幢楼房之一，是北京标准件二厂的职工宿舍，陈旧却不失整洁。宋光雅是68号院的首批住户。提起1984年入住68号院，宋光雅脸上的兴奋劲丝毫不减。“当年这儿也是平房，企业为解决住房问题，在这儿起的楼。”毫无疑问，68号院也是住房紧张的产物。
　　上世纪70年代初，宋光雅曾是“讨房”一族。“那会儿我去房管所比我去工厂上班还早，否则堵不到人。”在历经斗智斗勇的“讨房”大战后，宋光雅终于在四合院里有了自己的10.5平方米的房子。但随着孩子的出生，住房问题再次困扰宋光雅。
　　住房空间似乎成为生活在北京的人永远的话题。
　　据历史学家考证，13世纪初元朝建都时，北京只有40万人口。到了16世纪后期明朝时增加到了70万人，这样的人口规模一直维持了300多年。随着百姓迁入北京的种种限制被彻底废除，从20世纪初到1920年短短的20年中，北京市的人口达到100万。小说中看到的北京传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格局自此开始逐渐淡出。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区人口增长更是前所未有，土地面积难负重荷。特别是旧城的历史文化街区人均居住面积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有限的居住空间促使人们对共用场地产生占有欲和扩张欲，睦邻关系被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侵蚀。
　　“这哪儿是院子，有些人不自觉，自私，卫生简直是一团糟。……到处占地，弄得七拧八歪，公共地方是乱七八糟，推车绕着都没法进。”这是许多胡同居民的慨叹。
　　生存空间的狭小使各家生活因为拉不开距离而互相干扰。
　　宋光雅和工厂里的42户居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在1984年拥有了在这片平房包围中的楼房。但接下来同样是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楼道里迅速堆满了各时期的杂物。
　　2007年一天夜里，一场好似早有“预谋”的大火，在楼道里杂物的助威下，直蹿到二楼。宋光雅对当年的大火心有余悸：“当时楼里的老头儿老太太吓坏了，跑都跑不出来，楼里过道就这么窄。”宋光雅比划着当时楼道有限的空间。“有一次居委会帮我们清理楼道，一次就清除20车杂物，这楼梯扶手上的尘土有1厘米厚。单位的房子，没人管，单位只注重抓生产。”
　　单位型生活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最为盛行的。在文保区，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多种类型生活用房，因归属不同而存在治理的困难。
　　2010年，宋光雅和他的老邻居们在参与过“开放空间”的讨论会后茅塞顿开，　“生活环境靠谁都不行，还得居民自己关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68号院自己动了起来，居民吃过晚饭就带着自家的工具来改造公共环境。“这凳子、桌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老太太们没事就打扫楼道卫生。”宋光雅颇有成就感，“以前居委会帮我们清理垃圾，也没对他们说过什么感谢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成立了自管会，国家出钱、社会组织出钱，我们自己也捐了960元，一起来改造我们的68号院。”
　　宋光雅“院长”的头衔也是68号院自管会全民公决赋予的。现在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68号院里忙活：“68号院像一条船，船上出了洞，大家伙得一起动手补洞，这条船才能开得远。”
　　68号院能否成为文保区居民院落自我改造、自我治理的样本?“文明公约”正待启航。
　　
　　居委会，归位!
　　
　　“开放空间”是一种民主讨论会议的形式。通过参与者的沟通、互动、合作、创新探索发现面对挑战和转变的策略。采用这种公共参与式治理的方式，是我们第一次和NGO合作的尝试，也是一次推动基层民主建设里程碑式的探索。
　　现代城市社区在转型阶段，很多原来的单位人转型为社会人，居民茫然了。如果社区给他关怀，他会有归属感。如果政府花钱，问居民怎么花，居民会觉得被尊重。
　　但现在社区自治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历史的发展使居委会沦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多年忙于承接大量公共服务。现在公共服务由社区服务站的专职人员去做，居委会干什么?现在社区居委会普遍存在归位难、边缘化等问题。
　　2008年，我们以东城区规划局“规划进社区”活动为契机，在社会组织社区参与与行动服务中心的指导下，与菊儿社区居委会共同确定了“社区活动用房的规划和有效利用”主题，并采用“开放空间”的参与式会议形式。在“活动空间”改造的整个过程中，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有了全新的角色分工。
　　可以说，以前街道自己找施工方、设计方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采用公共参与的方式，反反复复用了七八个月，但从效果看是值得的!由于居民参与到决策和实施环节中，对社区来说，化解了使用过程中的矛盾和后期维护管理的成本投入。有的居民看社区建得这么好，就开始考虑把自己小院子环境改善一下。
　　自治不是靠从上向下布置，而是真的让居民自主地干一些事。一味地政府出钱出力，居民不一定买账，也不一定珍惜。居委会如何归位?就是要归到自治的位置。
　　
　　第二集
　　
　　南锣鼓巷里的“鱼”
　　南锣鼓巷从外形看犹如一条蜈蚣，所以又名“蜈蚣街”，还有人称它“胭脂巷”。据说是因为锣鼓巷紧挨着皇城根，以前的宫女们出城买胭脂都是在这里，日久天长就有了这么个名字。
　　自清初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锣鼓巷内既有大户世家，也有小户市民，小商号也逐渐发展起来。粮店、猪肉铺、豆腐房、煤铺、黑白铁铺、喜轿铺、医馆、药铺、茶馆、当铺等。虽然规模都不大，但近30种行业却比较齐全。今天再走进南锣鼓巷，以前的繁华门第都被雨打风吹去，只留下市井人家和翠绿色的商铺。
　　
　　爱上胡同
　　在南锣鼓巷与板厂胡同口相交的地方，有一排棕色中式窗棂的房子，门上挂着厚重的同色的匾额“过客”。
　　入驻已有11年的“过客”是南锣鼓巷上资格最老的酒吧，当年它低调地出现在南锣鼓巷时只是一间40平方米的小店。沈阳画家小辫儿和北京姑娘海燕刻意选择这个安静的古巷，并不是为了做生意。
　　“开店的时候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那时候，小辫儿就住在这条胡同的小平房里，真是喜欢这个胡同，喜欢身边有这么多老北京人。”海燕记得，当时的南锣鼓巷就是一条普通巷子，夏天有光着上身的“膀爷”在胡同里晃来晃去，冬天各家门口都码着蜂窝煤，煤烟熏得整条巷子永远有一种洗不干净的灰色味道。
　　“推门就能遇到老北京的大爷大妈，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打招呼、聊天。有的人不免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意‘能赚钱吗?’”快要为人母的 海燕，神情中流露出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和淡定。她很沉醉于那种幽静曲回、高树矮墙的胡同气息。
　　很多来到南锣鼓巷成为老板的过客大多是爱上了这里的这种特有的味道。
　　“只有这里才有北京的感觉。”周景泰是一位香港的工程师，2005年他来到北京的第一站就是南锣鼓巷，自此南锣鼓巷里有了一间韩香馆，老板叫周景泰。“可能是因为我在英国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所以对建筑有特殊的感情。”
　　周景泰喜欢上了南锣鼓巷，甚至把自己的家从香港迁到北京，落户在钟鼓楼旁的一个小胡同里。今年是韩香馆在南锣鼓巷的第五个年头，在香港出生的女儿已经渐渐长大，周景泰无意中问女儿：“你是哪儿的人?”“北京人啊!”女儿的回答，让周景泰好像也模糊了自己是香港人、夫人是韩国人的身份。
　　从周景泰已被京腔感染的粤语普通话中，可以感受到这条青砖灰瓦的古巷散发的魅力。“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对自己有直接的影响。我当时是把全部压在了这个小店。”
　　2D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周景泰的拐点，也是南锣鼓巷许多商家的拐点。
　　
　　商业刺激
　　南锣鼓巷出名了!来来往往的是外国的背包客和北京有名或无名的文化人。一条不足千米的胡同里，满满当当地挤着犹如雨后春笋般的精致店铺。充满西域风情的清真菜馆“回味斋”，能够品尝到地道老北京风味的“文宇奶酪店”，以及青年旅馆“东堂”等等。
　　作为“过客”建设和运营的执行者，海燕见证了南锣鼓巷的变迁过程，“这几年，市政的基础建设在这里加大投入，许多人来这里投资，大量的店铺涌现，很多原住民开始搬出去。但很多店铺不断地转手、倒闭或更改经营范围。许多人认为开酒吧开咖啡馆就可以轻易赚钱，成本是3块钱的咖啡可以卖到30块钱，但是事实并不如此。”
　　商业的刺激，搅动了南锣鼓巷平静的生活。从创意到模仿到卖劣质艺术品，部分商家开始躁动。
　　“很多来这里开店的人把太多自己的品位带进了南锣鼓巷。”周景泰咯有所思，“在这里做生意，起码要保持南锣鼓巷的安静。店里弄成什么样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外在一定要保持完整的南锣鼓巷的风貌。”
　　如今很有名的“过客”，已经不再孤单，周景泰的韩香馆也不再因为坚持不放味精的原则而门可罗雀。“现在我个人觉得南锣鼓巷已经进入一个平静期，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理智，泡沫都破灭了。”海燕说。
　　市场的选择让许多商家发现南锣鼓巷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淘金的地方，却让胡同的居民发现，自己的房子原来是如此大的聚宝盆。
　　房租打着滚地向上涨，难道南锣鼓巷疯了吗?
　　“我们扎根的时候也没想到现在会这样。”南锣鼓巷147号的老板很郁闷。
　　传说，房租逼走了鱼邦的老板，他曾是巷子里小有资历的商户，也是南锣鼓巷商会的会长。“商会很重要，它提供一个沟通的渠道。无论是和政府、居民还是商户之间，大家需要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彼此对话。”周景泰认为，沟通越多越好：“一有机会马上沟通，这很重要。如果了解一个行为的动机，就会避免许多误会。
　　周景泰心目中的南锣鼓巷是历史的见证，有漂亮的瓦顶，有说话直爽的老北京。“只要房租不是贵得太离谱儿，我会一直留在南锣鼓巷。”
　　
　　第三集
　　
　　大爷大妈您里边儿请!
　　在一些网站的热点投票中，养老问题已经超过了房价、金融等话题荣登话题榜榜首。据有关专家预测，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记忆中，四世同堂、儿孙满堂一直是中国人理想的家庭模式，老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然而，当四世同堂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时，当代独生子女家庭不得不面对“四二一”的倒金字塔结构。
　　根据政协委员相关提案中透露的统计数字，目前我国城市老人的空巢率约为49.7％。北京市东城区“老年人需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老人对配餐服务需求突出。“没办法，孩子白天要上班，只能前一天晚上把饭做好，第二天老人自己热热吃。”安大年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是府学社区党委专职党务工作者。
　　府学社区地处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的东部，在约0.24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居住了1万多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1100余人，80岁以上老人690人，90岁以上老人29人，百岁老人2人，社区居民已呈现出老龄化特点。
　　“我国养老院养老床位数量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供需严重不平衡。而且，很多人对于把老人送去养老院养老的方式还不太接受。”安大年称对此问题他深有感触，　“家的观念在传统思想里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许多老人不愿离开家养老。”尽管家庭结构迅速变革，提供养老困难很多，却改变不了老年人对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依赖心理。伴随“吃”的问题突显后，直接延伸到老人看病、陪伴、娱乐生活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老人住在家中，养老服务由社会来提供，这样老人既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又能得到生活和精神上的照顾。”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表示，社区是老年人居住所在地，也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空间。社区养老理所当然应成为承接家庭养老向养老社会化转变的重要载体。
　　2010年3月，“邻里中心”在寸土寸金的府学社区里正式成立。安大年丝毫不掩饰用房紧张带来的窘迫：“这里本来是居委会的办公用房，现在腾出来给社区老人提供服务。”
　　240平方米的“邻里中心”与胡同里的平房形成鲜明对比，从养老(助残)餐桌、日间照米斗室、中医养生室到书画室、巧娘工作室，从防滑地面处理到各种娱乐团队组建，中心的每一处设计都颇为用心。
　　“这都是按照老年人自己讨论出来的方案设计的，包括中心的命名也是大家的意见。”其实，安大年在中心成立之初十分担心弄这么大的声势没人来这活动。“一般这种文保区里的老年人比较多元化。比如府学社区居住的老人，从人民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有独门独户的居民，也有住在大杂院的下岗、失业的居民，众口难调。现在我们发动老人自己参与到中心的设计和管理中，同时发掘我们周围的优势资源。”
　　鼓楼中医医院的加入无疑是雪中送炭。目前全国大约1.7亿老人中，有20％到30％存在肢体、语言、听力或精神等方面的残疾。而“社区养老”能满足老年人疾病预防、医疗保健等多种医疗服务的需求。
　　“现在我们中心的养生室特别火，医生没到，老人们就到了。此外，参加舞蹈班、合唱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正在中心为老人服务的辛香玲62岁了，她曾经是一名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现在是为中心服务的志愿者，同时也是中心锣鼓队的队长。据说，他们的锣鼓队已经相当成气候，经常被邀请出去表演。“京剧班才厉害呢，很多人都是闻声而来，听着听着就加入队伍啦。” 　　试想，走在这古老的街巷里，循着偶尔飘来的几段字正腔圆的京剧，抬头看到一张张皱纹中夹着故事的笑脸，几声京味儿十足的问候，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NGO与政府的握手
　　历史文化街区里的众生相最能呈现北京的生存发展状况。
　　文保区的居民结构比较多元化，保护和发展不断纠结。居商矛盾、交通堵塞、噪音干扰等问题不断出现，居民怨声载道，牢骚满腹。就是没人提出，我生活在这片街区，如何利用繁华的街区优势做点什么。文保区居民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很常见的现象。很长j寸间里，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视为弱势群体被政府扶助。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与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建立起合作机制，帮助居民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实施全过程中，自己为自己服务。作为一个NGO，我们能为政府和居民提供的是一种参与式的方法。事实上，文保区居民对国家、社区的认同感特别好。他们一旦有了自己的团队，团队意识非常强。
　　民主也许不是很有效率的方式，但是可以减少、减缓矛盾的产生。现在我们的做法，居民看到了收获，政府正在改变为民服务的传统做法为助民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变化，政府和NG0的关系已由NGO―厢情愿拿钱和项目找政府合作，转向政府主动向NGO购买服务。
　　
　　第四集
　　
　　你的地盘，你做主
　　北京拥有众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东城区钟鼓楼一带的老街区就是其一。这是当地居民的骄傲!但是，杂乱的环境、落后的设施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不便。既保护好这里的历史文化风貌，又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成为一个牵扯到方方面面利益、剪不断理还乱的大难题。
　　2010年年初，东城区宣布，“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的建设规划方案初步形成，之后进入前期设计与论证阶段。这个项目计划投资50亿元，以钟鼓楼为核心，覆盖周边约12.5公顷的区域。项目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工前需要迁走近千户居民。
　　消息传出，社会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个加快当地发展的公益项目，有人担心这一拆会破坏老街区原汁原味的文化。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如何决策呢?
　　拆迁在中国往往被视为一件异常复杂也异常敏感的事情。曾有网友将中国式拆迁命名为“要命”的拆迁。要说中国拆迁的第一大案，应是湖南的嘉禾事件。当地官员“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拆迁口号，随着媒体对当地野蛮拆迁的报道迅速走红，成为滥用公权的典型案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与普通民居、商业用房等拆迁略有不同，文保区的拆迁不仅涉及原住居民的利益，还涉及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政府该以何种姿态出现?
　　同年5月底，安定门街道办事处请来钟鼓楼地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60多位居民代表，决定一起议议这些决定着老街区建设与自己生活前景的“家常大事”。
　　居住在文保区的老人，年轻时多是普通职工，有的曾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支援三线，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返京。他们以退休金为生，子辈和孙辈也多是工薪族，买房非常困难。因此，很多人家住房非常紧张，其中三代人数口挤在一两间小屋里不在少数。说起两个儿子因为没房子住，连婚姻大事都受到影响，位老人泣不成声。
　　住房紧张，私搭乱建随之产生，这让本来就拥挤的小区更加混乱。加上车辆剧增，胡同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绕。这不仅看着碍眼，住着堵心，还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更让人烦心的还有越来越多的狗。参加讨论的赵老节子说起这个就来气：　“人活得都不像个样儿了，还有那么多人养狗!白天黑夜地叫，狗屎满处都是!”
　　作为老日街区，钟鼓楼一带的水、电、煤气等各项生活设施都不够完善，或者严重老化。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各级政府没少费心，没少投资。但这些改善民生的好项目缺乏统筹与协调，例如，改水、改电、改煤气等工程各自为政，为此，马路一次次地被挖开铺设管道，　“从来就没安生过”，浪费惊人，还影响老百姓过日子。有些工作做得不细致，例如改水工程，只管接入进水管，不管安装下水道!
　　近些年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大批想一睹老北京原生态的老外，坐着三轮车穿胡同成为钟鼓楼一带的一景。但是，局外人可能想不到，多数住户不仅不能从中获益，还饱受其害――人多了，车多了，路堵了，噪音大了，环境脏了乱了……有时连上厕所都得排大队!除了个别临街且有闲房的住户能开个小店，或者租给别人做点小生意，多数人得到的只是日渐恶劣的环境。说起这些，大家都是一肚子苦水。
　　问题摆出来了，怎么解决?参加讨论的居民你一言，我语，意见不一。“愿意搬走的，给他补偿鼓励他走；不愿意搬走的，可以就地改造嘛。”这次，政府不搞一刀切，允许大家根据情况做不同的选择。这是大家的共识。张大妈说：“比如说，由政府统一规划、政府与个人共同出资、在原有平房上加盖二层或挖地下室；也可以用搬迁者腾出的空房来改善留下来的住户。”还有一些人愿意搬迁，却不愿意搬得太远，“要真让我们搬到顺义，不干!那么远，看病不方便；接孙子不方便，儿子儿媳上班也不方便。”赵老爷子说后好多人点头附和。此外，整顿脏乱差的环境，规范胡同旅游，强化对商店尤其是餐馆酒吧的管理，严格执行养犬规定，这是居民、商户共同的心声。
　　大家特别强调，保护老北京的风貌还要保护老北京人!“我们家祖祖辈辈在这儿，生活了200年，我们都是活文物啊!”。如果一鼓脑儿地把这儿的人都迁走，光留下一片没人气儿的空房子，那老北京的味儿也就没了，外地人、外国人来看什么?!”赵老爷子想起去年去福州看闺女时遇到的事儿：　“那儿有个著名的老街区叫三坊七巷，有不少老房子。其中一个是清末名臣沈葆桢的老宅子，沈家的后人现在还住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原汁原味!可当地搞改建，居然要这家人搬走?你说荒唐不荒唐!我见巷子里有幢贴满和写满抗议强拆标语的楼房，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肯定是让住户不痛快。”
　　保护古老的文化遗产，这是各方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这是所有居民的共同愿望。讨论会后，有关决策者认真研究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又请专家学者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建设暂时中止，研究探讨更科学、更有效的老街区保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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