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的词语 另一种眼光:2010年国外学者看中国

　　 “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自乔舒亚?雷默本世纪初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来，“中国模式”问题就一直是海外学者讨论的焦点。尤其是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使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说，现在世界不怎么说“后冷战时代”了，居然悄悄议论起“后西方时代”，议论起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想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就必须去了解中国。”他还认为中国的经历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另类”，一个庞大经济体和强国的诞生，必然会伴随着种种喧嚣。
　　有海外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可能会因其内部存在的发展失衡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经济不久将“崩溃”。针对国外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忽而“崩溃论”，忽而“独秀论”，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乔纳森?荷尔斯拉格认为，西方应理性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而避免在“看中国”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巨大进步，但这种飞跃更多是“量的飞跃”，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飞跃”，这个任务对中国来说将非常艰巨。中国要逐渐调整利用廉价劳动力、依赖对外出口的发展模式，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拓展新经济增长点的方向转型。此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让普通民众从中获益更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也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对中国有一种已经过时的概念”
　　
　　对于中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在副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秘密世界”的《党》一书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共这个世界上“具有唯一规模和权力”的政党，是怎样掌管政府、军队、媒体、法院以及在内部处理腐败成员的。他认为中共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党，对法律并不感冒，而且只有美国才是其对手。而《中国大趋势》的共同作者多丽丝?奈斯比特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种已经过时的概念。西方常说他们的民主已经达到了顶峰，民主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由人民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让人民执政。当然，这种过程在三十年之前就开始了，这个过程现在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政府非常稳定，政策非常持续，没有被竞选所左右的思维模式。西方的问题就是由于竞选导致各个党派互相竞争，他们只能通过达成共识来实施政策，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的战略计划、规划。在这个结构中，当然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执政方式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
　　
　　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
　　
　　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于是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大争论。中国是不是世界第二强国，什么时候成为第一强国？英国国际关系专家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该书认为，中国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的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中国文化、中国饮食、中医等软实力也有望向世界扩散。作者指出，主导权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天下”即将到来。“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预测，10年后中国的GDP将达到13万亿美元，到2050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海外对中国的炒作“不正常”。他指出，美国正经历一种“衰落主义”，担心中国崛起威胁西方。“现在美国人又开始悲观了。”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警告，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有关中国将接替成为主导世界的看法，可能会促使美国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对中国来说值得骄傲，它表明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过，经济总量只是衡量经济实力的一项指标，考虑到中国有10多亿人口，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再从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看，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俄罗斯学者别尔格尔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懈探索并取得成就的几十年》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解放思想’是常态的，并且是持续的，然而却很难称中国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因为它更多的是触及经济关系，而很少触及意识形态和政治。”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德里克?西瑟斯在《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中国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任领导层上台后，市场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场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颖的国家干预措施――价格调控、取消私有化、压制竞争以及设立新的投资壁垒――所取代。
　　与上述说法不同，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非当务之急。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印第安纳大学学者马丁?斯佩希勒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策略上的灵活性,加之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农民对政治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凡此种种均可确保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政治稳定。牛津大学研究员裴文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政治压迫更加严重,经济和民主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出现骇人听闻的人间苦难。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坚持“东亚模式”并推迟民主化进程,直至国家更加富有和稳定。
　　
　　在解决不平等方面，中国可以向巴西学习
　　
　　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是2010年海外学者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马丁?拉瓦利恩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持续上升的不平等状态削减了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同时也使未来的增长进程受到威胁。由于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中国可能会走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道路。在致力于解决国内新的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可以向巴西吸取经验。如果能将中国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巴西的社会政策相结合,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则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
　　
　　 “中美共治”是幻象
　　
　　2009年，国际社会热炒了一阵G2或“中美共治”话题，遭到了我国政府和学界的严正批评。2010年，中美关系仍然是海外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纳米和亚当?西格尔认为，所谓的G2即“中美共治”的说法与倡议是不成熟的。如果不解决美中两国在价值观和执法能力方面非常实质性的分歧，要想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已是时候承认，虽然与中国进行合作听起来很简单，但实则不然。如果美国想在未来30年提升与中国的关系，它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中国。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则认为，中国成功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我们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我们期待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富有活力、建设性的成员，不管是在地区还是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成功是多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对于中美关系，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法则有不同。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巴仁诺夫认为，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恐惧和忧虑不安都是毫无根据的。美国等国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猜测，不是用毫无根据的怀疑互相刺激使得对方恼火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德国著名教授汉斯?韦尔纳?辛恩针对中美贸易战指出：“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可共患难”，“如果美国停止频频对中国做卑鄙的道德指责，那么世界和平将会受益”。
　　
　　 “泡沫化的信号全都出现了”
　　
　　2010年5月，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大胆放言，中国经济“泡沫化的信号全都出现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都将放缓，甚至是在未来9-12个月内崩溃”。随后，一批国外经济学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大唱“中国经济崩溃论”。华尔街某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业，是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支撑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将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
　　针对这种论调，有着“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经济体，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近的中国崩溃论，“其中有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判断来进行投机，不过我不清楚他们这样判断的理由何在”。他认为，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不一样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更强大，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官员对于经济调控的经验也更丰富了。因此，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激辩中的人民币汇率
　　
　　2010年，中国的汇率问题一直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视线。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人为低估？人民币升值是否能救美国经济？国外学者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反方以美联储主席贝南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贝南克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正在放任其经济走向过热，使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并造成了他所谓的冷热不均的“双速复苏”，而这样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他警告说，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汇率低估策略”对于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巴里?诺顿认为，市场力量正在告诉中国领导人，人民币应该走强。中国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外汇收购做法只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克鲁格曼则指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财经和贸易大国，但它的表现却不像其他经济大国。中国遵循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保持大量贸易盈余。在如今这个陷入经济衰退的世界，不客气地说，这一政策是掠夺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称：“中国的行为很恶劣。美国正在放松货币政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贬值，而中国实际上在追寻紧缩政策，以抵消人为的人民币疲软的通胀影响。中国这样做确实很坏。”
　　正方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国际金融危机归结为中国的汇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公然的强盗逻辑，有悖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直接指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资本主义。针对克鲁格曼的言论，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史提芬?罗奇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应当把克鲁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认为他的说法完全错误。与其责备中国，我们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反倒是和美国人储蓄率过低紧密相关。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和美国贸易的赤字只不过会转向其他和美国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则说，克鲁格曼“只说对自己的政策主张有利的东西，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像个经济学家”。
　　
　　对于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
　　
　　近几年国外的研究者格外关注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像火山一样挑战中国的现行体制。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怀特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著有《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一书，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估。他在书中指出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待新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该书反驳了以下说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财富来自于腐败，而非个人努力。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 “许多分析师断言，中国民众的主流心态，是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普遍愤怒。”不过，在现实中，“最常见的反应模式却恰恰相反，乐观得出奇。人们的心态类似于一种‘水涨船高’的观点，认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有，而贫困人数还会进一步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是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一部分人把中国的经济和军力视为“威胁”的时候，牛津大学现代亚洲史专家卡尔?格特的《中国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从另一种视角探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拥抱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是最值得人关注的重要现象，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世界。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展开，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无论啤酒、手机，还是汽车、电脑，无论是超市还是快餐，中国都是最大。中国人在消费上的微小变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比军费预算、碳排放量、贸易争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咨询公司中华区主席谢祖墀撰写的《中国战略》一书认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必须把中国视为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场。他认为今日中国与唐朝（公元618-907年，当时中国也非常开放）之间有相似之处。他在书中还探讨了中国某些山寨企业如何发展为真正的创新公司；中国四、五、六线城市所蕴藏的商机（此类城市中，人口在50万至200万之间的不少于540座）。他走访过中国一些便利店，从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对待外来商品和影响甚至比美国更开放。“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史威士等西方产品摆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软饮料，还有台湾统一、维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装水、可乐、啤酒外，还有茶、咖啡、酸奶，以及由大多数外国人不认识的水果制成的饮料。”中国社会早已不像20世纪60年代拒绝包瑞嘉入境时那样封闭而又多疑。事实上，这里已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摘自1月10日《北京日报》，作者单位分别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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