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流亡】康有为岛现在是谁的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
　　然而，时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上。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
　　
　　十一死中求一生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至此，刚刚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
　　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调集三千兵马，关闭京师九门，停运京津铁路，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为。可是，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其实几天前，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甚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任职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其实别有深意。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皇帝下发明诏，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他不得不有违常理，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
　　果然，次日一早，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见康有为。密诏中写道：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
　　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
　　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
　　在塘沽码头，荣禄派航速比“重庆号”快一倍的快艇“飞鹰号”出海追赶，但“飞鹰号”起航仓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无功而返。
　　密令发至烟台，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等道台回来，“重庆号”早已从烟台出发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买了6篓烟台苹果。
　　不过，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政变当天，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
　　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
　　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大道未绝耶？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1899年4月中旬，康有为一行到达加拿大域多利(今维多利亚)。故国已远，流离有日，但码头上只有一名当地华人前来迎接等候，康有为不禁大失所望。
　　逃出中国后，康有为本想到英国避难，但英政府却不想招惹他这个是非之人。无奈之下，康有为转而求助于日本。可刚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隗重信内阁又倒台了。新上任的山县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
　　带着不多的门人弟子，康有为经过了半年的颠沛流离和20天的海上漂流，已汲汲如丧家之犬。
　　可没想到，这名迎候的华侨一通电话，一下子招来数百华人。原来，当地华人组织早知道康有为要来加拿大，但由于通讯不便，不知道船具体哪天到港。为了不错过迎接康圣人，他们专门派了一人在港口死等。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华侨，前呼后拥地把康有为迎到中华会馆。此时，会馆中已聚集了上千人。
　　流离多日后在几千里外的加拿大受到同胞如此礼遇，康有为的激动之情难于言表。在《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中他描述道：
　　(华侨)咸言沦落海外、不能齿列国之齐民，西望宗国，忧悲。故闻维新而蹈跃大喜，闻政变而忧愤交作，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咸虑无国可归，无家可归，其情至可悲也。
　　漂泊海外的华人身处异乡，因为祖国衰微而受尽了洋人的歧视。他们是最希望祖国变法自强的华人群体，对于康有为也就愈加热情。康有为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刚刚登上加拿大的领土，就开始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思想。
　　从文献记载中看，不得不承认康有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
　　他先是说到光绪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单衣。”华侨们听后都唏嘘流泪。说到西太后迫害变法时，他说：“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华侨们听后无不切齿痛恨。而说到未来前途时，他说：“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华侨们又感到无比振奋。
　　在当时，即便是漂泊海外、见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华侨，也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而康有为正迎合了这一思想。保华侨先要保中国，保中国一定要救皇上。康有为把远在海外的华侨与瀛台中受困的光绪皇帝，紧紧联系起来。
　　演说最后，康有为起立高呼：“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数千人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听众中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场上的气氛被推至顶点。面对这热血沸腾、万众一心的场面，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
　　在加拿大，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此时，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后来回忆，“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
　　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必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
　　对于“保皇公司”如何运作，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划。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
　　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
　　
　　16年绕地球3周
　　
　　1913年12月，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从未出过国，也不懂洋文，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
　　在16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足迹遍布全球。
　　1908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时，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夜半时分，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但忽又重升。见到这样的奇景，康老夫子写下了《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一诗，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
　　“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
　　通过这段序言，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描述出来的。”
　　高登义告诉记者，康有为到过的那岌岛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中。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4度至81度间，在北极圈内。
　　诗中，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的句子，并在诗中怆然兴叹：“寄此怀抱何区区”。
　　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农”，游历世界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
　　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6月23日，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有600年历史，室内呈长方形，左右分别设着四行长桌，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
　　康有为到达时，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质询政府官员。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对责难，频频起立应辩。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
　　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
　　游历中，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一面。1904年他来到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绕过那不勒斯宏伟的旅馆和车站，康有为看到了肮脏泥泞的道路和低矮的贫民窟，草皮、马粪堆积如山，衣不遮体的妇人沿街乞讨。几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车后哀求讨钱，一直追出一里多路，直到车夫向他们挥舞鞭子，才散去。他曾这样感慨道：
　　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时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
　　而最令他椎心刺痛的，则是在巴黎博物馆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从中国大内抢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几个陈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玺就有好几个，玉瓶、玉山、玉盘、玉磬、玉罗汉……更数不胜数。
　　这些都是庚子之变时，法国人从紫禁城中抢来的。康有为感慨，当年中国强盛时，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都来中国供职，荷兰的使者还把量天尺等天文仪器送给中国。而今，清廷昏庸，国力衰弱，竟至于连大内珍宝和皇帝的玉玺也保不住。
　　除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康有为也参观了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许多游记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众所周知，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而建造的主会场。它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晶莹剔透，堪称一大建筑奇观。可遗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宫烧了个精光。今人只能对着版画遥想当年水晶宫的壮丽和辉煌。
　　不过，记者却在康有为的《英国游记》中，看到一段他对水晶宫的建筑布局的详尽描述：
　　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悬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
　　康有为觉得，水晶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羡瑰异，及到观……太辜负此名”。在他眼里，水晶宫不过是一座用玻璃盖的大楼，门堂污秽，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饰，只是在玻璃之下藏着几束鱼藻，“欧美之俗多夸若此”。
　　但康有为也承认，从功能看水晶宫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戏院、音乐厅和博物馆于一身。外面还设有滑冰、戏水等游乐项目。每隔五天，水晶宫便点起内外百万盏电灯，吸引许多市民晚间游览。
　　投资血本无归
　　
　　自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到1913年归国。康有为登埃菲尔铁塔，乘热气球，访滑铁卢古战场，上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去印度访佛迹，在埃及看金字塔，参观瑞典监狱，探访墨西哥银矿……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请当地人做导游和翻译，而且携家带口，前呼后拥。是谁为他提供旅费和生活费呢？
　　康有为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洪林告诉记者，康有为周游世界的钱全都是从保皇会支取的。
　　1900年慈禧太后企图废掉光绪皇帝，消息一出，海内外一片哗然。以保皇为己任的康有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曾经组建过一支军队，举兵勤王。但因仓促上阵，队伍内部又不团结，不久便告失败。
　　勤王失败后，康有为便把实业救国作为保皇会的主要发展方向。1903年“中国商务公司”，数年间该公司曾在全球招股数百万之巨，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他主持建立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这些公司涉及领域庞杂，行业众多，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不久便纷纷亏损、无以为继了。
　　曾深入研究过康有为在保皇会期间经济活动的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教授高伟浓对记者说，康有为虽然一直埋头学习西方，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市场运作还是一知半解，绝非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
　　从资料上看，康有为对于保皇会的商务运作只是宏观调控，具体业务多委托他人进行。仅有的几次他亲自操刀的投资项目，都输得血本无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墨西哥炒地一役。
　　1906年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在墨西哥开办银行的法规十分优厚。他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新兴国家，需要吸引投资，此时在墨西哥开办银行，进而投资实业正是大好时机。因此，便一头扎进墨西哥的资本市场。
　　1906年2月，他在墨西哥城完成了开办银行的所有手续。此时，两名墨西哥当地保皇会成员告诉康有为，墨西哥地价暴涨，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墨西哥银行推出了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此时进军墨西哥地产市场正是时机。
　　在两名下属的撺掇下，康有为从银行贷了一大笔款，一举投资十多万元，购买了若干地块。起初，康有为手中的地果然涨了，但他不舍得出手，转眼间墨西哥房地产泡沫破灭，康有为血本无归。
　　当时墨西哥政府看到房地产市场过热，收紧银根，不许银行随便贷款。资金链的断裂使墨西哥房地产市场应声下跌。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正赶上美国经济衰退，银行大量破产倒闭，作为近邻的墨西哥最先受到冲击。双重打击下，墨西哥房地产市场终于崩盘了。而对于资本市场一知半解的康有为，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这种局面。
　　高伟浓总结，康有为的投资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贪大图多，急于求成。他几乎无利不欲谋，无业不欲置，致使战线太长，疲于奔命。
　　曾有人向康有为建议，不如集中精力办银行，等银行成功，再开办其他业务，可康有为不听。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他都有染指。“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本来资金就不雄厚，这样一来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此外，保皇会混乱的账务和组织形式也是它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保皇会下属的公司没有独立的经济核算，资金往往被挪用或长期借给亏损企业。例如，1903年横滨译书局亏空甚多，便将各埠筹集开办香港公益客栈的股金挪用到书局，以至于客栈“几不能开办”。
　　保皇会的日常开支也要从各企业账上支取。这些日常开支都包括哪些呢？高伟浓告诉记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从保皇会成员叶恩开列的保皇会总会账目中，可见一斑。按照叶恩的记录，美国保皇会总会的经常性开销至少包括：信件电报往来费、茶酒招待费、办事员的薪水、几家保皇会报纸的出版经费、在日本和欧美各地供养“刺客”的开支、国内保皇运动秘密活动的经费，以及保皇会义士殉难的抚恤金。各地保皇会的财务情况也大致如此。
　　作为总会长，康有为有权调拨会内各种资金。据记载，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商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麦孟华3000元做安家费。康有为本人家眷的日常开销，有时也从商款中支取。
　　保皇会副会长徐勤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曾向康有为发出“勿乱提款”、“乱提必败”的警告。但保皇会会员众多，摊子太大，又没有明确的财务规章制度，乱支乱提现象无从遏制。
　　据说有一次，保皇会募得100万美元，一次就为康有为提供了10万美元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经费。保皇会的资金来源，简单说就是募集、投资、再募集、再投资。高伟浓教授谨慎地对记者说，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阅了保皇会在美的相关档案，没有证据表明华侨们的这些资金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
　　百年前，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相关的集资法，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更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财务和人事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皇会出现账目混乱的情况也是必然。此外，保皇会本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总会只是名义上统领着世界各地的分会，彼此间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划。世界各地的分会实际上处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号令杂出，呼应不灵”的局面在所难免，而出现资金断裂和经营危机，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保皇主张大势已去
　　
　　如果说，华侨们最初积极向保皇会捐款是基于忠君爱国思想或对康有为个人的倾慕，那么，当保皇会屡屡投资失败，康有为许下的众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时，华侨们对保皇会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其实，即便是保皇会的核心人物，也越来越明显地在分化。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和欧榘甲表现得尤为突出。
　　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定居日本后，读了很多日文新书，其中的新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
　　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他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同时，康有为牢牢把握住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马洪林教授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
　　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此时，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政府走投无路，打起了“预备立宪”的主意。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眼前了。为了赶上这班车，他决定把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3月，在《行庆改会简要章程》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改名，这样表白：
　　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蒙险难，会众咸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无危，无待于保，会务告蒇，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更求进步。
　　但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不似康有为还做着君主立宪的迷梦，他们早已识破了清廷的糟朽。如果说当初入会时，人们还分不清保皇与革命的分别，经过几年血与火的历练，人们都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中国。曾经的保皇会会员们纷纷登报宣布脱离，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就连曾经受聘于保皇会训练军队的美国将军荷马里也写信给康有为，声明所训军队脱离保皇会，而接受革命党的领导。
　　1907年6月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
　　1907年9月1日，广西钦州王光山起义。
　　1908年3月27日，钦州马笃山起义。
　　1908年4月30日，河口起义。
　　1910年2月12日，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
　　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共和新时代所取代。而康有为这位始终抱定君主立宪的固执老人，落在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1926年秋，在逝世前一年，康有为重回北京。枯立南海会馆门外，踯躅菜市口街头，他凭吊着六君子曾经的鲜血，百感交集地念出了这两句诗，怆然涕下。
　　（摘自2010年11月2日《北京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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