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陷阱: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近日,关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在哪里生活更幸福?”结果正如绝大多数人心中的答案一样: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人们普遍表现出向大城市流动的意愿。其中,农村受访者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意愿尤为强烈: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比例(38.9%),并且“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年龄在18-30岁以上的农村青壮年中有77.2%的人认为,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向上流动的欲望背后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大踏步前进的现实。
　　当2010年上海世博会打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时,人们可以认为,城市化已经成为全中国共同的梦想和命运。记者特选取上海世博会城市实践区内的几个典型案例,如国内的天津华明示范镇、深圳大芬村、“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与印度等展馆,扫描一下行进中的中国城镇化
　　
　　城市病的N种症状
　　
　　在上海世博园“城市最佳实践区”联合展馆B-3展厅里,天津市华明示范镇案例的展区非常抢眼。一棵茂盛的大树在橙黄色背景墙上投下剪影,远处是一片繁华的城市远景。这幅画面之上醒目地写着――“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
　　华明镇位于天津市东丽区中部,东连滨海新区,南边是滨海国际机场,距市中心区13公里。2006年3月,华明镇作为中国首例“以宅基地换房”模式建设的示范小城镇开始破土动工,也使这个由12个村组成的津郊小镇走入了公众的视线。
　　
　　华明试验
　　华明镇原有的12个村宅基地共有12071亩,建设新城镇需占用耕地8427亩,布局分散的农民宅基地集中起来,统一整理复耕还田后,不仅占补平衡,而且还腾出了3644亩多余的耕地。小城镇建设规划中农民住宅占地3476亩,用于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约40亿元;另外的4951亩,规划为经营开发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后,收益在40亿元左右,达到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平衡。
　　进入展区内部,迎面而来的是一张质朴的老农民面庞,虽然皱纹满面,但却透着满足。他仅是一个代表,在这张笑脸身后还有华明镇老、中、青三代居民的8000多张笑脸,直白地向参观者表达城镇化给他们带来的变化和幸福。
　　展厅的一侧是华明旧村的沙盘模型。低矮的砖石平房,一间挨着一间,院墙之间是狭长的土路。据说,改造之前这里的市政设施并不好,一到雨季更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土路之上泥泞不堪,难以下脚。而这片村庄模型的后方,却是天津高楼大厦的剪影,华明旧村与城市的舒适繁华透着咫尺天涯的辛酸。
　　展厅的另一侧是通过视频来展现的华明镇现状。视频里播放的是装在华明镇里的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华明镇居民日常生活的实时画面。画面中能看到华明镇市政设施齐备、街道宽敞干净,镇民们生活更是忙碌而又充满乐趣。
　　所谓“以宅基地换房”,就是农民以他们的宅基地按照国家规定折算平米数,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城镇建设中出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外,可以规划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收入,补充小城镇建设资金。
　　用华明镇自己的宣传语来说,他们实现了“ 4 万农民和一个城镇的梦想”,他们是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里唯一入选的农村案例。“宅基地换房”模式成功解决了城市化中资金与土地的双重困局,将大规模在全国各地推广。
　　与国内乐观情绪不同的是,外国参观者对“华明试验”的担忧。
　　在华明镇案例展厅里,记者注意到一位外国参观者仔细地阅读着关于华明镇的每一块展板介绍,并不停向馆内工作人员发问。经过短暂攀谈,记者得知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参观者名叫约瑟夫,他在上海经商已经五六年了。看到华明镇“宅基地换房”的案例之后,约瑟夫?瓦尔佳想到更多的是农民住上楼房之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中国近5年的情况和20年前的匈牙利很像。那时候我们的工业很蓬勃,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现在,那些工厂都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中国了。大量的人失去了土地,也没了工作,成为城市贫民。”约瑟夫缓慢地选择恰当的词汇,希望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说,人民币价值是严重被低估了的,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失去了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很快工厂就会转移走。现在农民工没了工作还能回去种地,如果农村都城市化了,农民没有了土地,在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何以为生?
　　中国社会内部同样有这种质疑的声音。虽然“宅基地换房”政策强调农民自主,保留耕地,但不少人质疑在自上而下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面对各地方政府,农民到底有多大自主权?虽然耕地得到保留,但有些人进入城镇之后距离自己的土地较远,有多少人还保留土地自己耕作?还是索性把耕地流转出去?
　　
　　被忽略的小城镇
　　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
　　“总想保持城是城、乡是乡的二元结构是不现实的,城市的问题和农村的问题是缠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不能说城市需要劳动力就让农民进城;经济危机了,城市就业市场紧张了,城市拥挤有问题了,就把农民赶回去。”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与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追求舒适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
　　“其实进不进城只是一个形式,农民为什么进城?一方面为了获取农业以外的收入,另一方面为了享受城市提供的各种服务。如果你能为农民提供一个和城市一样的服务和收入机会,农民还不一定愿意进城呢?”在袁崇法看来,小城镇的发展就是为了打破非大城市即农村的二元模式,既改善农民的生活也缓解大城市的矛盾。
　　如果说美国发展选择的是城市化,这种模式是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应该选择城镇化还是城市化。他说:“城镇化是个很好的提法,这是一种比城市化更进步的提法。毕竟它强调了中国还有3万多个建制镇,而不是只有30多个大城市。”他认为小城镇作为第二资产池,可以缓解资金、资源、劳动力向作为第一资产池的大城市聚集的不平衡态势。
　　比起建设超大型城市,两位受访的学者都更推崇欧洲的发展模式,人口、资源、资金都相对分散,城与乡的界限消失于无形之中。
　　记者在采访世博会多个欧洲国家时获得的答案是,在欧洲西部通常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只有农业和非农业的产业用地不同。除了大城市以外,更多的是6000人-10000人的小镇。无论生活在哪,居民都能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交通、通讯、上下水等基础设施。小镇中不乏农业人口,但也有不少加工业和服务业工作机会,更多的居民则是兼业者。农忙的时候照顾自己的农场或牧场,其他时候在镇上打工或者经营其他生计。
　　“在中国,大部分农民也是兼业的。去不去大城市不是重点,关键是农民需要非农业收入。他们这种生活大多是候鸟式的,真正能够或者真正想在城市完全定居的并不是大多数。”袁崇法对记者说,“如果我们的小城镇发展起来了,提供给农民非农业的工作机会,那打工的农民就不必都去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在附近的小城镇也可以赚取额外收入,这样就缩短了他们的打工半径,也降低了打工成本。”
　　袁崇法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华明镇包括十二个村,是比较大的一个社区,小城镇建设不一定这么大,三四个村、五六个村都可以,只要达到公共服务的合理投资规模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很多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不下来,也难以维持。而且即便是政府补贴的公共服务能够建立起来,商业服务也没办法发展,比如,美发厅、服装店这都得有一定的客流量才能开下去。”
　　
　　城镇化引起的质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讲话中曾经评论过,小城镇化的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继续‘剥夺’农民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大多是把几个村的农民集中居住,节约下来的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土地进入市场后利润翻倍,但受惠的往往还是城市政府和开发商,农民在其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这其实还是变相的以剥削农村来养活城市。
　　温铁军认为,城镇化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方式方法。他进一步举例解释说:“比较健康的小城镇化都以乡镇企业为主导,而不该是政府强制的。我在世界各地都见过政府为低收入阶层盖的大楼,现在都是满墙涂鸦破烂不堪。没有产业只有大楼,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过是把平房里的贫民搬到大楼里而已。”
　　并不是小城镇都像预期一样为农民提供了赚取非农业收入的机会,记者在过去的采访中曾接触过几位北京郊区的农民。他们集中进入安置区之后,原来许诺的村镇工厂工作由于各种情况不能兑现,结果这些人的生计只能靠出租多余的房子或者开黑车来维持。
　　针对这个问题,袁崇法并不反对农用土地流转,让适合的人去耕种土地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作用。但是他认为能够按照现行制度操作,就不应该出现占用耕地、剥夺农民生计的事情,现实中钻政策空子的人却大有人在。“不管农业怎么发展,在现在阶段总是不如房地产开发赚钱的。就有些人得到流转的土地后,钻了农业用地附近可以开发农业配套设施的空子,搞起了房地产。”
　　而他的另一个忧虑是,即便控制了土地的农转非,很多耕作者由于付了大笔流转金,只愿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而不愿再种粮食。“我们偌大的国家,粮食安全怎么保障?国家还是需要有引导性的政策的。”
　　虽然天津华明镇案例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上有借鉴意义,但关于小城镇化的讨论,显然还没有固定的结论。“看看现在的匈牙利,城市里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总之,我认为让农民离开土地是个高风险的事,政府得有长远的规划。相信我,城市里没工作的贫民,比农村的农民更惨。”
　　
　　城市贫民
　　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显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出现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甚至更早。目前,欧美各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高达70%以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20年也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时期,一些地区的城市人口以平均每周增加300万的速度增长。据预期,未来40年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95%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面对与中国相似的境遇,“金砖四国”里的另外两国――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他们也将各自的成功案例带到了上海。
　　极速推进的城镇化总会带来旧房拆迁、特别是许多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老建筑被破坏等问题。印度小城镇本地治里曾经是法属殖民地,18世纪中期由法国人按照网格方块布局在印度建立的一座城镇。十几年前,城市的快速发展威胁到了这里的历史建筑遗产。首先是人们不愿意住在这些老建筑里,希望选择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式住房。由于小镇空间有限,传统房屋被大面积毁坏,残存下来的房屋也面临没有人居住和修葺的境遇。
　　后来,在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比如改善老房子的上下水和电力系统,设计各种唤起本地居民传统情怀的节日等,经过十余年努力才恢复老镇的部分风貌。通过这个案例,亲身参与过“破坏-修复-新生”这一过程的印度人希望告诉参观者:人类的城市化进程并非要以拆除和消灭一个旧世界作为代价。修缮古建筑、保护和保存传统生活方式,或许具有更长远的人文、社会和经济价值。
　　在采访中,温铁军教授关于城镇化后的市民如何实现可持续自我发展也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他曾到过极度贫困的厄瓜多尔中一个最大的沿海城市――瓜亚基尔。这个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基本依靠旅游业。该地政府在改造贫民窟时,出资将原来的破烂房子按原来结构改造,原先的狭窄简陋就变成了一种独有的风情。政府把原来上山的小路变成步行街,铺上沥青、安上路灯、种上鲜花、沿途开起了家庭式的小饭馆、咖啡厅、旅店和纪念品店。
　　温铁军教授感叹说:“很快这个贫民窟就成功改造了。事实上政府仅仅出钱帮助他们改了改门面,却使原来的贫民有了小生计。孩子们放学后,也不像过去那样无所事事、到处打架。原来这里社会治安很差,但现在至少是属于小店主的地方了,他们会自发维护自己的家园。在世界上这种改造多得很、有效得很。”
　　不管是在巴西、印度还是厄瓜多尔,上述例子也只是极为个别的成功案例。如同中国一样,急剧城市化的背后仍隐藏着巨大繁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设计一条适合本国的城镇化道路才是解决矛盾的态度。
　　
　　专家观点
　　温铁军:农村就代表落后吗?
　　
　　在中共“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多样性作为一个基本理念提出来之前,人们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一面倒的负面提法。甚至有人把农村、农民都变成了贬义词。 农村就代表落后吗?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性要求,长期来看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趋势性要求。
　　人们应该根据生态文明提出的多样性来考虑人类社会存在的多种不同方式。农村社会的这种存在在多样性的理念之下不应该被视为愚昧、落后、保守,城乡统筹也不应该简单被认为是以城市制度覆盖农村制度,以城市文化改造农村文化,以城市的所谓现代文明来摧毁农村所谓传统文明。其实各有各存在的合理性,我认为人们该有新的指导思想去看城乡统筹和城乡二元结构。
　　从国际比较来看,在欧洲,在比较具有文化内涵并且发展相对平稳的莱茵模式中,很少出现纽约、芝加哥这种高度集聚资本和人口的超大城市。这种超大城市其实是一种反生态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但是这种反生态却一直被很多人所推崇,特别是在东亚有很多超大城市,以东京为代表。上海也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城市。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直白一点讲就是殖民模式。今天制造金融危机的也是这种模式,他制造的危机波及其他地区,这是后殖民时代的殖民控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西方也被认为是野蛮的、粗鲁的、不文明的,表现着人类的贪婪、欲望、激进、非理性。
　　欧洲国家大多推崇莱茵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村、农业被刻意地保留。你看世博会的欧洲馆,体现的都是对多种不同存在方式的尊重。不像我们,动不动就贬低农村文明。而他们刻意地把农村文明的一些形式保留在城市。
　　在很多已经没有农村的地方,比如像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也要发展城市农业,也要在城市里种菜种水果。但我们的城市呢?总是要把菜,把杂草都拔了,搞反生态的绿化。都强制使用统一树种。这些都是高耗水的,其结果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也一定是对人类自身造成病害的。自以为发达,其实正是无知落后的表现。
　　在欧洲没有明显的城乡分界。大城市之外叫做人口高密度地区,也就是城镇化的。只要制度上保证了财政公平性,人在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但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建立起用于保证二次分配公平性的财政体系。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实现财政分级承包,90年代实现分税制,财政两级分,应该带来的是联邦或者邦联的政治体制,但我们的政治体制却是最集中的。这种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不仅没有解决城市与农村在财政和公共服务上的差异,反而使之愈演愈烈。这就给了资本集中的大城市超前扩张的机会,而这种超前扩张使我们比一般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激进。
　　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我们已经有了3.1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导向,以及他们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变化都会主导中国的社会经济,乃至于政治表达等方方面面发生变化。我们希望中产阶级中比较进步、比较觉悟的这部分,更多的倾向生态文明,更多倾向城市的生态化改造。
　　城市用钢筋水泥把人类封闭在一个非物种种群的结构中,使人类脱离了自身的物种结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是不健康的。所有这些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造成的反生态的城市发展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造成了极大威胁,无论是食品的不安全还是疾病的大量增加,中产阶级本身,起码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也认识到了这些的。
　　我的一个博士生在组织小毛驴居民农场。这个产学研基地有个基地象征意义――城乡之间是可以融合的。我们在推动都市农业的时候鼓励民众参与,现在已经有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参与到我们的实践中,周末的时候带着一家老小来农村劳动。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回馈生态。
　　当然有很多人对我们有所质疑,我从不争论,从不宣传,我们只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希望能够在城乡的结合部多多少少抱持生态文明的多样性。(郎朗)
　　(本组文章摘自《世界博览》2010年第1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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