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里的中国新势力 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IMF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亮相国际组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个新趋势。他们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大多精通几门语言,通晓中国国情,深谙世界组织游戏规则。但衡量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掌舵者的标志,却是忘记自己的国籍,做一个勤勤恳恳地为全世界服务的国际公务员
　　
　　朱民出场
　　
　　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面前,
　　 新的舞台正虚位以待。
　　5月3日,他将正式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2月24日宣布了这一任命。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IMF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也是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又一位中国人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要职。
　　“这一最新信号表明,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任命当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如是评价。
　　
　　期待已久的亮相
　　“总裁特别顾问是一个职能较广泛的职位,将主要负责一般政策和内部管理事务。”IMF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接受采访时说。
　　但原本,朱民曾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去年10月,朱民辞去中国银行副行长职务,调往央行任副行长,外界纷纷猜测此举是中国要把他培养成IMF副总裁。
　　一直以来,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领导层是发展中国家的痛。在长期非政治协议下,IMF总裁职位长期由欧洲人担任,美国把持着世界银行总裁的提名权,日本人则长期领导亚洲开发银行,迄今尚无中国人在国际金融高层担任职务。
　　中国驻IMF前执行董事张之骧认为,“特别顾问一职可能只是过渡性职务,朱民不排除未来出任IMF副总裁的可能”。有先例可循。张之骧回忆,在IMF,特别顾问并不是常设职位,此前仅有日本人杉崎重光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过此职位。1997年后,杉崎重光升任IMF副总裁。
　　目前,IMF的三位副总裁分别是来自美国的约翰?利普斯基、日本的加藤隆俊,及来自巴西的穆里洛?波图加尔。其中,利普斯基和波图加尔的任期将于2011年结束,加藤隆俊即将卸任,其职位将由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筱原尚之接替。
　　
　　水到渠成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是与世界银行并肩的世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之一,目前有184个国家参与,通常在各国发生危机时,IMF扮演“救火队长”的职务,被视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中国目前在IMF中只有执行董事,尚无担任重要职务者,朱民此次出任总裁特别顾问可谓水到渠成。
　　“朱民有过多年的海外经历、有比较丰富的国际经验,又长期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担任重要职务,熟悉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情,朱民是就任IMF职位的合适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
　　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IMF组织架构和权力分配已不能适应于已经调整了的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成为IMF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去年以来,卡恩曾在多个重要会议和论坛上表示,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为了寻求中国官员在全球政策问题上的帮助,IMF甚至软化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口吻。
　　眼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IMF投票权比例为57比43。其中,美国所持份额为17.4%,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中国仅为3.72%,甚至低于法国的4.94%。去年9月,二十国集团同意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从43%提高至少5个百分点。
　　
　　学者型官员
　　现年58岁的朱民是中国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并具有丰富的金融实践和管理经验。
　　去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曾跟主持人Wolf开玩笑说:“非常感谢Wolf先生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银行家,现在做经济学家的头衔是比银行家要好听得多的。”
　　在国内,朱民经常以经济学家身份出席各种金融论坛,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评论、建言献策。去年3月,朱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和阐述,并预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旧世界再也回不去了,实体经济的恢复还需漫长过程”。
　　实际上,朱民既是海派经济学家,又是实干银行家。
　　和许多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的高官一样,朱民海外求学经历相当丰富。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起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1年,朱民出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
　　其国内实践经验同样不菲。1996年,朱民回国加盟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在中行集团的重组上市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主任,在2002年负责其重组和首次公开募股。2006年,朱民受命负责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2006年8月起,朱民开始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在中行内部,工作人员称其“业务能力强,为人和蔼”。在公众场合,朱民则表现得能言善辩、富有幽默感,处事方式稍显“西化”,颇有绅士风范。
　　
　　朱民的使命
　　即便升任央行副行长,朱民仍未放弃理论的探索。去年年底,他发表《危机后全球金融格局十大变化》一文,强调2010年将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年。而履新IMF要职无疑为他改变这一格局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接近央行人士认为,作为一名有国际经验的学者,如果能够履职IMF,朱民下一步将承担重要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IMF改革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绑在一起,借助IMF改革的契机,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在这方面,朱民早就有了更具体的规划。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议程”,“中国必须是整个国际体系构建的一个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在朱民看来,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平等地解决各种问题。因为“最终投票权虽然有所增加,但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
　　外界预计卡恩将于明年离开IMF以竞选法国总统一职。《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任IMF总裁很可能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这将是该组织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欧洲领袖,而朱民则可能担任代理常务董事。(查文晔、牛琪、王宇、刘诗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走向世界的中国使者
　　
　　今年5月,朱民就将正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新。而入职前将要走的那些程序,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提前走过。
　　2008年5月20日,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WTO)总部。64岁的张月姣举起右手,宣誓就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6月1日上任,任期四年。这是中国律师首次在WTO中担任这一要职。“我当选的意义并不在于中国在WTO中获得了一个高层职位,而在于中国从此获得了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就在张月姣上任的前一天下午,北大教授林毅夫登上飞往华盛顿的班机,位于世界银行总部的高级副行长办公室已经装饰一新,等待这位新主人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亮相国际组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个新趋势。
　　
　　四面开花
　　从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到2005年,这33年间,中国人除了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从未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但从2005年开始,中国人逐渐走上了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
　　率先打破僵局的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章新胜。2005年10月24日,章新胜高票当选2005年-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这是中国继10月14日以亚太组第一名和差额选举组第一名历史性最高票成功连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后的又一外交胜利。
　　此后,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捷报频传,四面开花。2006年6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协调委员会第54次会议上,来自中国的WIPO现任执行主任王彬颖成功晋升为助理总干事,实现了中国自加入WIPO 26年来在其高级职位上零的突破。
　　2006年11月10日,国际电信联盟(ITU)选举中国籍的赵厚麟为副秘书长,他认为,“中国企业应积极参与国际电信标准制订,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前一天,一位名叫陈冯富珍的香港女子高票当选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开创华人主政国际组织先河。
　　2007年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中国“外交斗士”沙祖康为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这是目前中国籍联合国职员中的最高职位。去年年末,何昌垂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任命为副总干事,成为该组织成立63年来首位担任该职的中国人。
　　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在国际组织工作约20年,在他看来,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多,无外乎两个原因:“第一,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政府推荐或支持的人选可以直接进入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比如林毅夫、朱民等都是这种情况,但还是个别。第二,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随着年龄、资历和业绩的增长,相当一部分中国籍职员被提拔到了中高级的行政、技术职位,第二种情况更为明显。”
　　
　　中国智慧
　　正如翟华所说,中国人频频亮剑国际组织,反映出的是世界对中国实力的认可。
　　陈冯富珍当选WHO总干事时,奥地利德文报纸《新闻报》评论说:“中国对于陈冯富珍的当选充满了自豪,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标志。”
　　具体到国际组织内部,则充满了对中国智慧的赞同。这方面,林毅夫是一个代表。
　　对于林毅夫在世行的表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接受采访时说,林毅夫给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用林毅夫自己的话说,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林毅夫指出:“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也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了世界另外一种思路。比如,中国在经济困境时,通过发展基础建设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解决未来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些有效措施就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并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效仿的一个方面。
　　
　　共性与差异
　　既然来自同一片土地,他们身上势必有着许多共性之处――海外教育背景良好,国际组织从业经验丰富,年龄均在60岁左右。翟华回忆,早期他所在的国际组织中来自中国的同事较少,多来自国内相关部门的推荐。现在人数逐渐增多,很多是在欧美留学后通过应聘直接加入的。
　　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陈冯富珍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文学学士及医学博士,张月姣在美国乔治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毕业……
　　海外求学的背景让他们的优势显而易见。上世纪90年代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曾是中国“入世”谈判中最引人关注的硝烟之战,张月姣作为谈判代表全程参与。在谈判中,美方代表只会说英语却不懂中文,而张月姣不仅精通英语、法语,法律条文也背得很熟。难怪后来一些美国律师界的议员“私下”里称赞:中国有位张女士,很厉害也很公平。
　　这群人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们既通晓中国国情,又深谙世界游戏规则。这让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比一般人更加游刃有余。
　　2004年,沉默了两年的美国又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反华提案,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的沙祖康予以反击。他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想买几面镜子免费送给你们。因为你们发表的白皮书里缺了一块,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写了一份材料,叫《美国的人权白皮书》,这是一面镜子,希望你们看看写得怎么样。但是我劝你们最好睡觉之前不要看。因为美国人权记录,特别是睡觉之前看了以后,晚上会做噩梦的!”
　　沙祖康4分钟的答辩,5次被掌声打断,包括美国代表团也不得不叹服。
　　但就工作方式而言,在翟华看来,中国人并不存在特别的共性。“尤其是近年来加入国际组织的中国籍官员呈年轻化、高学历的趋势,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在西方留过学,他们和其他国家的职员没有什么区别。”
　　而说到差异,就是黑人和南亚地区在国际组织担任中高级职务的人数要远比中国多。翟华建议,不宜由中国政府推动来缩小这种差距,而应该通过中国职员自身的努力和工作绩效,取得国际组织的认可。
　　
　　忘记国籍
　　2007年1月4日,陈冯富珍正式履新,摆在她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冯富珍回应说:“是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193个会员国。”
　　“忘记自己的国籍,做一个勤勤恳恳地为全世界服务的国际公务员,这是衡量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掌舵者的标志。”翟华认为,各个国际组织每次任命新领导人时,各国之间的政治角力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应指望“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后要照顾自己国家的利益,充其量只是一种影响力的象征。他希望新的游戏规则不再把国籍当做一个筹码,而是看候选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
　　回顾陈冯富珍的竞选过程,似乎看到新的游戏规则正在悄然建立。
　　陈冯富珍最终获胜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票悉数落入陈冯富珍口袋密不可分。
　　经过4轮投票,陈冯富珍最终得到24票,超乎预期。这其中有美国的一票。时任美国助理卫生部长艾文诺比告诉美联社:“我并不认为我们是投票支持中国……我们是投票支持陈冯富珍,她将会是全球公务员。”
　　朱民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是不错的开端,但对比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影响力,显然还远远不够。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未来,中国人可能在各个国际组织中担任比现在更重要的职务。翟华认为,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应该自己主导游戏规则。“国际组织当下的游戏规则是战后延续下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衍生物,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担任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应该思考如何与时俱进,与各个会员国一起推动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和相应的游戏规则。”(刘俊,记者刘洪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组文章摘自3月5日-11日《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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