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文化的特点与发展】藏书羊肉汤的做法窍门

　　[编者按]在现代社会中，图书馆是收藏、管理和借阅图书的主体，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前身――中国藏书楼(事业)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同时也经历了种种曲折磨难，大约在百年前实现(最终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本世纪初，任继愈先生领衔主编了《中国藏书楼》，作为该书的执行主编，肖东发教授一直保持着对藏书文化探索与研究的浓厚兴趣
　　
　　解析藏书文化
　　
　　人类有了文明，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有了图书，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在古代中国，承担图书收藏，乃至于图书管理、研究、校勘、刊行事业的主体是历代的官私藏书楼。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文字和图书已有相当发展的殷周时代。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由此算起，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中国的藏书楼收藏、整理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历代文明的传承和建设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分析继承借鉴。几千年来的藏书文化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从广义上讲，也可以说中国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因此，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举个极端的例子，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是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的，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集中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喋喋纷争中，对我国历代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却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事实证明，“藏书”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其表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存储藏”之意。从图书流通到图书利用的诸多环节无不与其密切关联。大凡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阚、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皆是研究藏书楼，也即藏书事业史不可忽视之内容。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等也与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事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官府藏书之特点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楚、鲁、宋、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日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开始，到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的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征书、藏书事宜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55)牛弘在《清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和国家书目。
　　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想愈发明确。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侯王熟悉掌握。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总体的封闭性、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百废俱兴，开国之君励精图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特别是改朝换 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代代往复，周而复始，呈现出周期性和阶段性，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私家藏书的贡献
　　
　　私家藏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探讨藏书事业的历史作用，若抽象泛言之，则可以说其对我国历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起着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即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在其中的催化和促进作用实在应予充分的肯定。发明源于需求，正是缘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而大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以官、私藏书楼为主体的巨大需求市场的刺激下，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逐渐成熟、广泛应用。历史清楚地显示，唐代及唐以前的书籍市场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处于一种典型的供方市场，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转这种状况。
　　藏书家的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
　　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至当许多书的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善。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沿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沤尽心血、刻意觅访，期冀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璧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也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粱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给广东省立图书馆；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周叔瞍，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9.6万余册；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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