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千年

历史千年篇一：中国千年史

1、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5、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9、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10、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历史千年篇二：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的文明史与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国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的文明史与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国家。中华文明有精华也有糟粕，去其糟粕才能发扬其精华，这就是毛主席说的《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也要讲》也是这个道理。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家风、家谱、家训都是为了家族的发展与传承的。但家风、家训确实也是关系到现代社会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成长以后的人品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实现良好的家风、家训。我们现代提倡的家训、家风应该体现既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又有着中华文明传统的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中家风家训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怎么样的家风、家训才算是真的家风家训，虽然前辈们已经跟我们留下来的很多古训，但是做为新时代的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还在不断的创新。

家风即家规，是一家子的风气。现在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求真务实，说真话，办真事”。这些话我太熟悉了，因为“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家的家风。爸爸妈妈从小就这样教导我，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小孩，就撒谎骗我，不跟我讲真话。由此我也知道了，在大是大非的层面上，在真理与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爸爸经常在家给我讲大道理，首先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有时我被爸爸讲得哑口无言，但后来想一想，其实爸爸是对的。就应了上面那句话“在真理与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等我到了社会，或者出门在外，没人会让违背原则、是非不分地让着自己。只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了，才能在社会上为自己赢取一块立足之地，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我们家，家风还体现在孝顺上。爸爸妈妈常说，“百事孝为先”。孝顺孝顺，孝敬长辈，就是什么事儿尽量让他们顺心顺意。在家里，姥姥姥爷说话，我们都要好好的听，就算说错了，也不能当面指责，要换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悄悄的告诉他们。不跟长辈顶嘴，也是孝顺的体现。长辈们说的话，我们小孩子一定要听，让我们做什么事儿，要立马行动，不能拖拖拉拉的。我们家的家风还体现在饭桌上。一家子人开饭了，如果长辈们没有动筷子，我们小孩子绝对不能先吃的。都要等到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到齐了，大家才开始一起吃饭。不知不觉中，这都成了一个习惯了。当然，这是一个好习惯。

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有家风，在历代名人中同样存在家风如：清朝名臣纪晓岚在家风就上很有见识，因此他在家书中对于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一戒是(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又如:

林则徐的家风：林则徐曾写对联表达教育思想。“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后代像我这么廉洁、聪慧，我把钱留给他反而损害了他的斗志；子孙不如我，留钱给他反而使他好逸恶劳，留的钱越多越是增加其过错。

家训：字典上这样解释“指对咨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由此可见，家训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妈妈时常教育我：做人最基本的品质就是诚实。所以，我认为，我家的家训就是“以诚为本”。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谎。比如，考试成绩不好了，我会说同学们考的都不好，以此想逃脱爸爸妈妈的训导，殊不知，这样只会害了自己。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对我说过：做错事情不要紧，如果说谎为自己开脱，那么这个说谎的严重性要比做错事情的严重性厉害100倍。我也曾经为了好多的事情跟爸爸妈妈说谎，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爸爸妈妈狠狠的打了一顿。有时候做错事情，爸爸妈妈反而不会打我，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要么给我讲道理，要么比较严厉的进行教育。还有一点，就是妈妈要求我言出必行，她常说的一个词是“掷地有声”，就是告诉我，自己说出来的话要能够做到。妈妈说，我是个女孩子，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敢于承担。无论自己做什么事情，做之前要先想好后果，就算犯了错，也要自己敢于承担。

且家训还体现在我奶奶家中。走进奶奶家的大门，抬头一眼就看到“安居乐业”四个金光闪闪的铜字，悬挂在影壁墙偏上位置的正中间——这便是我们家的家训了。安居乐业，四个字看上去普通，里面却包含着大道理。安居，指的绝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说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将自己的家庭尽力建设好、经营好，以家为本，求得生活安定，家庭和睦。国家是一个大社会，更是一个大家庭，它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家庭组成的。所以，只有每

个人都在历代名人中同样存在家风如：明白了这个道理，每个小家庭都能安居了，社会才能安宁，国家才能安定。

在历代名人中也同样存在家训如：

陆游家训：据记载，陆游家训共二十六则，其从四十多岁开始写，直到八十余岁仍在不断增补。陆游很重视子女教育，写了一百多首教育儿子的诗，以这种形式传递家风。他的家训主要包括：一、要做好人。他告诫儿子，但愿你长大后能让乡亲们称赞是有道德的好人，即使是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道德层面也不比高官差；二、改过迁善。“闻义贵能徙，见贤思与齐。”教导儿子必须做到有错必改，见贤思齐；三、不要贪得无厌。“若夫天性澹然，或学问已到者，固无待此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假若一直心性恬淡，不图名利，或是品学修养已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不会有贪得无厌的思想；四、要严于律己。“后生才锐者，最易坏。”年轻时聪明伶俐、有才华的人最容易养成恶行，要特别警惕才是。他告诫儿子对后代要经常严加管束，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的人交朋友等。

张作霖家训：张作霖有6位夫人、8个儿子、6个女儿，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大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治家过程中，张作霖制定了多条极为严格的家训：

一、严禁夫人干预政事，不听枕边风；二、严禁夫人聚众闲聊，以免滋生事端；三、各房太太地位不分尊卑，均以夫人相称；四、严禁夫人私自做寿；五、严禁虐待下人；六、实行严格的薪俸制，各夫人每月按时支取；七、饭菜实行等级分餐制，各夫人与子女分别在自己房间用餐等。

家风、家训、有着异曲同工的方面。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体现，良好的家风、家训需要家里的每个人共同努力，不好的方面要及时改正，好的方面要一直一直延续下去。

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素有文明礼仪之邦的美誉，是以无数家庭的优良家风为基础，在注重素质的当代，家训、家风又重新被唤醒，这既是道德的回归，也符合现代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传统的价值观。

历史千年篇三：人类千年史的启示

从历史看管理——国际战略篇

人类千年史的启示

——国际化不唯是发展，更是生存的需要

文/张文阁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近年有计划地在读一些通史方面的书籍。始于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大历史》（1923年出版，此后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已感其观点之独立和史实之震撼；后再读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二十一世纪》（被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更因其博大辽远又不乏精致的宏大叙事，深切体会到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描绘过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于是愈加发觉得历史留给了我们多么宝贵的宝藏和对未来的启示！

文明演进，天壤之别。当西欧人跨越茫茫大海开始探险航行时，他们意外发现散居世界各地的诸民族发展水平竟有如此霄壤之别。他们发现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所拥有的文明是如此富裕、先进、治理有方，而其他的海外人都是些赤身裸体、到处流浪的食物采集者，欧洲人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几乎不能算作人。因此欧洲人将他们赶进沙漠或丛林，或奴役他们，或追捕他们，消灭他们。在美洲，这些西欧探险者惊奇地发现公元1500年时，这片新发现的大陆才刚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2500

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具体来说，他们发现

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是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不能运载重物），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澳洲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就更为落后。18世纪末，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发现当地人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只是偶然使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到今天仅剩下45,000人。正如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移民描述的澳大利亚土著人所受的待遇：“仿佛是天意注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西干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将在文明拓展面前从其本土消失。”

安逸自锁，文明阻滞。为什么欧洲探险者发现海外诸民族在发展中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似乎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吻合的理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此，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生存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照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即使在欧洲的历史上也能观察到这一现象。例如，在古典文明时期，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处于文明世界的中心，因而成为最易接近、最发达的民族。相行之下，北欧人那时处于边缘地区，因而与世隔绝，很落后。于是，可以看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从大不列颠岛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笨，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无法成为瑞典人(转 载 于:wWW.ZHaoqT.nEt 蒲 公英文 摘:历史千年)家庭的一部分。”同样，在中世纪文明时期，地中海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欧依然是诸落后民族居住的与世隔绝的地区。因此，11世纪时，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生性冷漠，从来没有成熟过；他们身材高大，但是，他们头脑愚笨，反应迟钝。”但是不管处在什么时期，“落后”都意味着易遭攻击，因为“落后”民族在文明、经济和科技上都落在其他民族后面。

从更广阔的时空视角来看，就更加清楚了。一旦人类的始祖分散到各个大陆，他们彼此之间就失去了联系，随后几千年中，他们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各自的大陆上。人类技术的进步既是人类早先分散各地和与世隔绝的主要原因，又是人类后来互相交往和重新统一的主要原因。当

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学会使用工具、缝制衣物和控制火种时，他们便有能力离开通常所认为的他们人类的原乡非洲，向四处迁移，占据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但是，一旦在新的家乡安居下来，他们就无法与留在老家的亲戚们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的技术太原始了，无法来回航行，越过将各大陆分隔开来的海洋。在冰川融合、海平面上升、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和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转岛屿被淹没之后，情况尤其如此。由于这一原因，人类各居留地必然在地区性的孤立状态中存在数百万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种种进步时；这些进步使中国的郑和能绕东南亚航行，穿越印度洋，同样，也使西欧的冒险家能绕非洲南端和南美洲航行，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样，世界诸民族重新建立了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

梦回大明，再续前缘。稍向前追溯，唐朝首都长安已拥有100多万人口，宽阔的大街纵横交错，大街上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甚至不少人还做到了副部级官员。而彼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也不过十万人口。到南宋，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当明太祖的时候，朱元璋颇注意于招徕四夷。成祖朱棣篡位，疑心惠帝逃在海外，要派人去寻找他，于是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公元1405年，郑和造了大船，带着海军三万七千人（数据源自吕思勉《中国大历史》）和超过200艘大船，前后29年，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事在公元1492年，上距郑和的远航，已过八十七年。纽约时报特派员纪思道早年曾远渡重洋，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足迹，谈论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为何中国未能雄霸全球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过去几千年来，主宰这个世界的似乎应该是中国人或印度人，而不是白种人。澳洲和美洲大陆的移民也应该是中国人，不应轮到英国人。”尽管郑和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明朝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后来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世界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慎重地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于是我们今天看到，当1487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航行至非洲最南端，并将其命名为好望角的时候；当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当1498年葡萄牙水手达伽马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航线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却宣布：下西洋为一大“弊政”。为了消除其影响，开始实施“海禁”。朝廷强迫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之后更是“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往来于海上的一切贸易均被停止，以致“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中国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甚是令人惋惜。追其根源，正是体制结

构和向外扩张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的冒险事业，西欧人则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郑和之后的明清统治者则更走向无以企及的自大和闭锁。中国移民在欧洲人达到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万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多人。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坟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29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一中国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

国际化不唯是发展，更是生存的需要。2010年我参加国家信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编制，跟随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同事到华东调研，一位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在谈到国际化时，深有感触的说，“国际化不只是发展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现代商业的竞争已经是全球化的竞争，你不走出去，人家会打到你的门口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历史的发展速度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已大大加快。日本和德国战后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苏联突然间发生政治解体，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地图上的一片空白。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代，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来说——或者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正是这些“蛮人”用枪炮叫醒了东方睡狮。17世纪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同样也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传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土耳其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曾警告自己的同胞说，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很快就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语言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后来的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告诫同胞说：“我们必须以变应变。”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像我们证明或者说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先贤也一再向我们发出警示，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带着这些启示上路。

相关热词搜索：千年 历史 中华历史五千年 中华五千年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