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内大街166号_朝内大街166号区划
发布时间:2020-02-18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朝内166号,是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坐落在这里的一幢灰色的五层办公楼,就是闻名遐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之地。虽然这幢楼已经很陈旧,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学者、翻译家以及编辑家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大批对中国文坛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冯雪峰、聂绀弩、韦君宜、严文井、巴人、孟超、牛汉、秦兆阳、舒芜、林辰、楼适夷……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嵌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朝内大街166号息息相关……
聂绀弩――
“我将狂笑我将哭”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刚刚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还安排他担任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
1903年1月28日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17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曾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氛围”(舒芜语),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
那时,北京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顾学颉回忆说,“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只见他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舒芜回忆说,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在聂绀弩的主持下,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从1953年起,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古典白话小说以加注解的形式出版是由此开始的。
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沪、宁、杭等地做学术报告,多达50多场。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1958年7月,年过五旬的聂绀弩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动改造。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什么活他都干过。
那些日子里,聂绀弩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难友们的一部极为珍贵的“诗史”。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意盎然,诙谐而又有趣。他写给夫人周颖的《柬周婆》,以诗代信,向她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
1960年冬,聂绀弩结束了劳改生涯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什么,他没回人文社,而是去了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这样一个闲职。
聂绀弩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工楷抄《杜陵集》。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嗜烟,也嗜酒,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常常下得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只好徒步从东城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看书,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啥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发白。
满腹经纶的聂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胸中的郁积和酸楚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出来。
1967年1月25日深夜,聂绀弩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林彪、江青”的罪名被逮捕,饱受十年铁窗之苦,直到1976年11月才回到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杼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聂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做做诗,不过因为已经做过几首了,随便做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哪里会好?”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什么典故都没用的那些联句。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赞赏。
在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聂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他拒绝住院,最后,连吃药也拒绝了。11月10日,在纸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冯雪峰说他有“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远去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严文井――
“我的心是柔和的”
“如果我父亲严奇安,我母亲朱芷馨当年对各自配偶的选择稍稍有一点变化,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么一个人。”在《未完成的畸形小传》中,严文井以他所特有的幽默这样写道。
严文井1915年10月15日生于武昌。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阅读《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上初一时,又读了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高中时代他接触了安徒生的童话,被其中强烈、优美的诗意所感动。高二时,他以“青蔓”为笔名,将一组短文寄给《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
没过几天文章就发表了,编者还专门登了一则启事:“欢迎‘青蔓先生’源源赐稿”。接着,他向《武汉日报》以及其他报纸不断地投稿,不到半年就俨然成了一个“青年作者”。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作上,学习成绩因而下降了。1934年夏天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几个大学都没考上。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堂兄,帮他在馆里找了一份月薪25元的职业,1935年春天,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没有朋友,业余时间也没什么活动,甚至连有名的颐和园都没去过,只是沉湎于自己的文学梦之中,一门心思读外国文学名著。不久,他又写起了散文,寄了几篇给他钦佩的《大公报》“文艺”周刊的主编沈从文。沈没有采用他的稿子,但也没退稿,而是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批评他写得太多太快,劝他文章写好后,要多修改几遍,不要急于寄出。
“多修改几遍,”从此就成了他终身遵守的写作准则。后来,他总是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
这些署名“严文井”的文章,先后在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出来。之后,萧乾又把他的文章介绍给主编《文季月刊》的靳以。靳以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主编的一套散文丛书中,收入了严文井的《山寺暮》,于1937年春出版。
由于萧乾的介绍,他成了京派作家群中的新人,每一两个月就参加一次沈从文在北海或中山公园,邀约年轻作者们参加的聚会,和大家一起喝茶交谈。后来,他干脆辞去了北平图书馆的工作,想从事“专业写作”。可是没过几个月,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来了,他的“职业作家”的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1937年7月,严文井从北平回到武汉,他改变了原来“对政治冷淡”的态度,11月初秘密离家,和一群武汉大学生一起前往延安。第二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小组从事创作,年底调入鲁艺文学系任教。
严文井是从延安那片黄色圣土走进新中国红色大门的作家,但他和一般的解放区作家似乎又有所不同。曾经追求华丽文风的他,在桥儿沟鲁艺的东山窑洞里,开始写起了童话和寓言,从1940年到1941年,一口气写了好几篇。这些作品里有讽刺,也有朦胧的幻想和热烈的情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严文井参加了“东北文艺工作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亲历了东北地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革。他在广阔的松辽平原的黑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那是他青春年华的一个美好的部分。
1951年春他奉命调到北京,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于他不擅长起草红头文件,从1952年底就调去筹建作协。他先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1961年又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职务。
虽然长期置身于作协的权力中心,严文井并不是那种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主动整人。做表态性批判发言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言辞激烈,火药味很浓。轮到他发言了,却突然冒出一句“陈明配不上丁玲”来,引来哄堂大笑。
“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接连登台示众,挂了黑牌,罚跪粗沙子和玻璃碴,被强制低头弯腰认罪。他却说:“长时间的低头弯腰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之后,他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驾辕拉大车,拉粮拉煤,干重体力活。
严文井在文章里这样自省和自我剖析:“我这个人又柔弱又刚强,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复印了好多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
自省之外,他的作品里还多了几分自嘲:“我这个人太世故,很笨,也不太风雅……有点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他还说自己“胆小,老怕说错话”,是“一只又干又皱的小小的苹果”。
只有睿智的人,才敢于这样自嘲,敢于这样反思。
1973年,严文井从干校返回北京,担任人文社临时党委书记。他和韦君宜率领全社员工,克服重重阻力很快恢复了编辑出版业务。一年以后,人文社的出书品种,便从27个迅速增加到123个。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和新的创作手法。当时,对于一些受到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有人茫然,有人忧虑,有人反对,严文井却持宽容、欢迎态度。他爱读王蒙的小说,也爱读残雪的小说,觉得无论手法、结构还是语言,他都能接受。
对“朦胧诗”,他认为不能一概否定。“意识流”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赞成作家写人物的内心独白。为此,他写了《美,在变动中》一文,为文学尝试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进行辩护。
严文井对文学创新的热情与期待,吸引了很多在文坛、诗坛十分活跃的年轻作家和诗人汇集在他的身边。他在东总布胡同的家,成了青年作家经常光顾的“沙龙”。在他们眼里,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的严文井,是一个慈和而智慧的“文学保姆”。
他喜爱音乐,既爱听京剧,又爱独自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他和老友萧乾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不是国事,不是文学,而是音乐。萧乾谈贝多芬、德彪西,他谈“老柴”和莫索尔斯基。他看到过沈从文听音乐的时候泪流满面,他说:“真正喜爱音乐,打心里欣赏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他还喜欢猫,养过各种各样的猫,猫“丁”兴旺的时候,大小猫共达七口之多。他给爱猫开鱼罐头,自己却泡方便面。
经了风雨之后,严文井对人性、对人生认识得更深刻、更透彻了。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智的澄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
柔和,是他最爱用的一个词。“我的心是柔和的”,这个从小就爱幻想,爱美,爱琢磨,喜欢观察,喜欢编故事,富有好奇心的童话、散文作家,对人,对小动物,对这个世界,在内心里充满了柔和、温存、细腻、浪漫的美好情感。
(摘自《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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