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台湾报纸发展脉络及影响:古代报纸的两条发展脉络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的记者徐璐、李永得冲破台湾当局禁令，率先到大陆探亲采访，开启了两岸新闻媒体的对话，成为20世纪80年代促成两岸关系松动的媒体先行者。随后，新闻媒体展开一系列“破冰之旅”，台湾媒体的近距离接触，将有关大陆的经济政策、发展环境、人文生态等真实的信息陆续传递到台湾岛内，加深了两岸人民的了解，推动了两岸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对于媒体在两岸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台湾《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辑杨宪村在2011年第三届海峡媒体(庐山)峰会上，用“不可推卸的影响”来形容。两岸媒体人均认为，新闻交流应担起两岸关系先行者的角色，积极搭建促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桥梁。
　　当然，由于发展的环境不同，两岸不同的政经环境和意识形态均造成了双方媒体报道立场、角度、观点的差异。全面了解台湾媒体的发展脉络，平等看待台湾媒体的优劣，对于正确思考两岸媒体交流方式有很大助益。
　　
　　一、台湾媒体发展中无法避开的“报禁”问题
　　
　　台湾的报刊始终都是岛内的强势媒体，因此本文重点阐释台湾平面媒体的发展脉络，发现岛内平面媒体的闪光之处。谈到岛内媒体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就是台湾当局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一报三禁”。1949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台北，一些国民党和亲近国民党的报纸和报人相继前往台湾，台湾的报纸增加到30余种。为加强对新闻事业特别是对报刊的控制，台湾当局从1951年开始实行“限证、限张、限印”，即所谓的“一报三禁”。
　　
　　1、“报禁”的实质是台湾当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为进行所谓的有效管理，台湾当局以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和“节约用纸”为理由，宣布对今后新申请创办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从严限制登记”；1954年公布了《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要求所有报纸版面限制在对开一张半以内；规定每家报纸只能在其登记地点的印刷厂印刷。这种“三限”的“报禁”措施，使得台湾自1951至1987年仅创办一份新报，报张从未突破三大张，而大报的出版发行由于“限印”政策受到阻碍。“报禁”的直接结果是阻碍了台湾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其实质是台湾当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直到现在，一些台湾资深的媒体人提到“报禁”仍痛恨不已。在禁令解除后，压抑下的台湾媒体得以迅速膨胀、发展，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不断开放，形成了独特的岛内媒体生态。
　　
　　2、解禁后的台湾媒体生态环境复杂。
　　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报纸普遍扩版，报价上调，许多报纸还开辟了全彩印刷，带动了台湾报纸版面编排的发展。禁令解除后，晚报市场受到强烈冲击，台湾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系占据霸主地位，有大财团背景的《自由时报》发展迅速，官营、党营报纸大都日薄西山。
　　目前台湾的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化，不但报业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且新的电子媒体也开始与报纸抢夺读者和广告。此外，台湾还拥有几千家杂志社和出版社，每年新书出版种类高达4万种。随着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开放，岛内媒体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有了很大提高，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和指责增多，社会问题和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成为各大报纸竞争的法宝。
　　尽管如此，台湾仍有许多媒体由于受政府机构资助，无论是偏蓝或偏绿，新闻报道立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倾斜。受到岛内蓝绿立场对立的影响，台湾媒体政治立场也十分鲜明，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言辞激烈，为维护自身立场，攻击甚至谩骂对方观点，导致台湾岛内出现双方支持者都不愿意看对方阵营媒体内容的现象。实际上，台湾一些重要媒体实际都被财团或政治势力掌控，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部分专家也认为，受控的台湾媒体人没有独立评论的本钱，为了吸引读者观众、“表达观点”，一些污言秽语常见诸报端，甚至以娱乐的方式吸引关注，以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这些怪相促成了台湾独特的媒体生态环境，造成了人们对台湾媒体政治化、报道娱乐化、素质堕落化的印象。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台湾媒体在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塑造政党及政治人物形象，以及揭露岛内社会弊端上所做的贡献。
　　
　　二、台湾媒体对政治、经贸议题的影响
　　
　　部分学者根据已有调查总结认为，在多年的两岸交流中，台湾民众获取祖国大陆及两岸关系信息的渠道以报纸和电视占据最大比例，并拥有最高的可信度。尽管报纸等平面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经营举步维艰、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仍是报道评论两岸关系的重要媒体。
　　
　　1、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赴大陆采访的台湾媒体为岛内民众带去了祖国大陆经济状况的报道。一系列惠及台商的经贸政策吸引了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创业。部分岛内媒体还开设“大陆经贸”、“两岸经贸”信息版块，为台商赴大陆提供商情商机资讯。此后，两岸媒体还为经贸文化领域的两岸对话合作搭建平台，组织经贸关系研讨会，以联络员的身份推动两岸的经贸互动和对话。岛内媒体的报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岸的贸易交流，还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祖国大陆对台的包容经贸政策，促进了两岸人民的认知和理解。
　　
　　2、参与并影响政治走势。
　　台湾媒体因其政治及大财团背景，经常参与政治事件，甚至影响选举等政治走势的发展。岛内媒体在台湾大选之前的报道已经成为特定政党、特定候选人的打击或造势利器，2006年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前的“走路工”事件，因媒体的“卖力宣传”，使得选举结果受到影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作为两岸政治交往中的一次大事件受到岛内媒体的关注。《中国时报》、《联合报》均在连战访问前夕刊发文章，为连战“和平之旅”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两家报纸还开辟专栏，立足开创两岸和平局势的积极立场，评价此次访问对两岸关系的停滞带来的转机。在两岸处于僵局时期，这些媒体较好地营造了和平的氛围，为随后的政治互动和交流做好了铺垫。
　　
　　3、一定程度上揭露岛内社会弊端。
　　台湾媒体自“报禁”放开后，其言论自由程度加深。多数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关注，以揭露社会弊端为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自律和政府的自查。在清查陈水扁家族弊案上，岛内媒体就起到了“监察兵”的作用，许多报刊、电台向大众宣传其所得内部消息，台湾岛内掀起数波“反贪倒扁”的浪潮，这也导致了民进党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败局。但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通过侵犯个人隐私、滥用采访“特权”的方式，大肆爆料，也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台湾媒体与大陆媒体不同的生态环境和认知差异值得我们在两岸媒体交流中加以注意。我们应该肯定，“报禁”解除后的台湾媒体在新闻和言论自由上进行了积极尝试，但也应意识到其岛内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台湾媒体依旧是台湾当局和大型财团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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