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篇一：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

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

第一章 、从古地理学和考古学论大陆与台湾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从古地理学论大陆与台湾的整体性

一、 古生代时期的地缘关系

大陆和台湾发现同样的硅质岩和生物群属这一事实说明，古生代晚期台湾和华南的海是互相沟通的。

二、 中生代时期的地缘关系

中生代的台湾应属于大陆东部的前陆盆地

三、 新生代时期的地缘关系

台湾海峡成为陆地，有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就足以证明，台湾曾是大陆的一部分；此外，从动物化石看，更新世时期大陆与台湾同时存在相似的哺乳动物群。新生代第四纪时，海水推出台湾海峡，大陆与台湾连成一片大陆，华南的剑齿象、犀牛、古鹿、野牛、野猪等不短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结果。

第二节从考古学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性

一、 旧石器时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从台南左镇出土的“左镇人”化石来看，其与大陆的山顶洞人属同一时代，应是从大陆经过台湾海峡的陆桥进入台湾的。台大宋文薰教授经过比较研究，认为台湾、菲律宾(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摘:历史渊源)等原始文化最为可能的祖籍是中国大陆。

二、 新时期时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新石器台湾海峡海面上升，但两岸仍保持密切的文化联系。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台北八里乡大坌坑文化和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均与大陆东南、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

第二章、 从人类学论大陆与台湾的血缘关系

第一节从大陆直接移居台湾的南亚蒙古人

一、 从古文献记载看古代闽越族与台湾土著居民的关系

《禹贡》——岛夷

《前汉书·地理志》——东鳀

《淮南子·说山训》

《北堂书钞》

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记载夷州人与大陆古越人风俗相似：

1）短发纹身2）凿齿3）猎头4）男就女家，从妻而居5）喜食生鱼6）集会

二、从神话传说看古代闽越族与台湾土著居民的关系

从在大陆和台湾都流传着蛇郎君的传说，及大陆古越族和台湾高山族都把“蛇”认作他们的祖先这些情况看来，台湾高山族的先民是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去的闽越族。

第二节从大陆间接移居台湾的南亚蒙古人

一、 台湾土著居民与马来人的关系

台湾一部分土著居民，特别是南部和东部的鲁凯族、雅美族、排湾族、卑南族等，其体制、语言和风俗与南洋群岛马来人有许多相同之处。

1）体质上与菲律宾土人最接近；

2）语言上许多读音与菲律宾的马来语相同；

3）在文化特质上，台湾土著中的几个族属于东南亚文化圈中印度奈西安文化群；

4）神话传说，高山族部分部落的海上发祥说可以看出，他们的始祖是从南洋群岛渡海而来的。

二、 南洋马来人与大陆古越族的关系

学术界多名学者认为南洋马来人与大陆古越族同源。

1) 体格上，马来人属于南亚蒙古人，与广东人较相似

2) 语言上，马来族至今还保存着古吴越的语音

3) 风俗上，马来族与古越族也多类似的地方：住宅干栏式楼居；产翁风俗；

试婚制

直达族：泰雅、赛夏、布农、朱欧

南回族：鲁凯、排湾、卑南、雅美

第三章汉族人民的大量迁移及台湾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宋元时期的移民

一、宋代汉族人民迁居台彭

唐代·施肩吾《岛夷行》

宋代·楼钥《汪大猷行状》

乾隆三十七年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海东札记》

考古发现也证实宋代确有大陆汉族人民迁居台湾澎湖

原因：1）福建人多地少2）寺院经济恶性膨胀3）战乱

二、元代汉族人民迁居台彭

根据元顺帝时·汪大猷《岛夷志略》记载，台彭地区有不少来自福建的汉族移民。

第二节明代向台彭的移民和开发

一、第一期的移民情况

明初为防止方国珍、张士诚逃亡海上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和倭寇的骚扰，在东南沿海，实施“迁界”政策，台彭也在迁界范围内，但并不能组织福建沿海人民继续迁居台彭。

永乐年间，朱棣派郑和几次下西洋，途中到过台彭。

明中叶时期，台彭成为大陆海商的根据地，也有部分渔民定居于此。

明政府也曾募民到台彭开荒。（万历二十年，福建巡抚许孚远）

荷兰人到达台湾以前，已有众多汉族人民定居台彭了。

二、 第二期移民情况

1）荷兰占领时期，由于战乱及大量农民破产，台湾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2）郑芝龙于崇祯年间得到福建巡抚熊文灿的允许，运送大量饥民到台湾垦荒。

3）荷兰人在台建立据点后，为解决粮食问题和生产更多的蔗糖以供出口，积极引诱和奖励大陆汉人移居台湾定居。

4) 还有一些汉人是从南洋群岛迁居台湾的。

汉族人口的迁台，带进了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的开发，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繁荣，使台湾稻米和蔗糖生产发展很快。

三、 第三期移民情况

永历十六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带领大批军队和眷属迁居台湾；来自大陆的移民还包括一部分大陆沿海人民为反抗迁界令而逃往台湾的。

这批大陆移民为开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郑成功及时地利用并组织这批劳动力进行开垦。由于郑氏政权的大力提倡和鼓励，台湾的开垦范围不短扩大；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台湾土著居民中，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第三节清代汉族人民的东移与开发

一、大陆移民的阶段

1、康熙二十二年~雍正十年

特点：候鸟式的往来到单身入台定居。

由于禁止携眷入台，使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2、雍正十年~光绪元年

特点：从准许携眷过台到设立官渡

官渡章程：

1）领照赴台，详细登记

2）厦门对鹿耳门，每名收番银三圆，南台对八里坌，蚶江至鹿仔港，每名

收番银二圆

3）发现无照船立即没收船、货

4）小船编号，不得远航

3、光绪元年以后

特点：清政府完全开禁，并主持移民

原因：1）日本企图侵占台湾2）西方列强在沿海引诱掠夺华工，大规模流入台湾的浪潮基本结束

二、大陆移民的主要方式

由于清政府长期对台湾实行封锁半封锁政策，因此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大多数是偷渡方式。

三、大陆移民的分布

清代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后，以台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向北、向南流动，主要分布与台湾西海岸的平原地带及东部宜兰平原地区。

四、大陆移民对台湾的开发

大陆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台湾，或开垦土地，或经营手工业，或从事商业活动，对开发台湾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陆移民将各种作物带到台湾，丰富了台湾的植物种类。

在台湾农业中，粮食发展最快，到18世纪20年代，台湾已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产粮区之一，所产粮食每年输往大陆。

手工业中，制糖业发展最快；

大陆晒盐法也传入台湾；

茶叶及制茶法也随移民传入台湾；

台湾的樟脑制作方法也传自大陆；

纺织业

第四章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来往与贸易结构

第一节宋元时期的贸易关系

宋元时期，台湾尚属早期开发时期，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与大陆虽有经济来往，只是零星的、小规模的交易。

一、 宋代的贸易关系

宋代海上贸易发达，泉州港当时为全国大港，至少在南宋之前，大陆人民与当地人民已经有贸易关系了。（王象之·《舆地纪胜》）

二、 元代的贸易关系

元代与台湾的贸易关系记载明确，汪大渊《岛夷志略》对此有详细记载。

第二节明代的贸易关系

一、 明前期的贸易关系

历史渊源篇二：中日韩历史渊源

中日韩的历史及渊源

同源同根/近亲近支，是中日韩三国人的共识，虽然还是有些人不会承认，但无论遗传学、生物学也好，确实是如此。日本和韩国的导游都在说秦朝的徐福，东渡扶桑、为皇帝求长生不老药，随同的童男童女就成了日本人的先祖。

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日本人的来源无非是东北亚、通过朝鲜半岛渡海而来，土著的日本人是阿依努人在北海道，这些土著人个子矮、多毛，因为是从西伯利亚地区来的；再一支就是通过琉球群岛北移、还有部分中国、朝鲜犯人、流放者、异见者的后代。朝鲜的来源，从历史上来说是朝鲜半岛远祖的马韩，辰韩和弁韩，加上东北亚的少数民族杂居、融合而成的。韩指代领袖、或伟大，所以称大韩民国。

观看历史，日本朝鲜有未统一时代和统一时代，未统一时代就是英雄辈出、战乱频仍的时期，作为土地资源匮乏人口又少的农业小国，古代普遍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和中国一样，过着日出作日落息的日子，不同的是，一些小的城主、地主也要和他的家族一起耕种，不然来个天灾人祸，大家就都没饭吃。

在日剧《利家与松》中，这种辛苦和辛劳就特别明显，战国时代的目的就是大名、地主之前挣地盘和人口，争到的越多势力越强大、甚至可以控制天皇及皇室。势力越小的或者被吞并、或像势力大的暂时臣服，送儿子做质子也可通婚，从而存有力量、以图再起，德川家康就是这样有城府的大军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韩国经过诸小国、部落的合并，形成了新罗、百济、高句丽三个国家，高句丽王子朱蒙从东北的夫余国分裂出来，在辽宁地区单独成立了高句丽国，该国又被鲜卑所灭，所以东北民族又呈现了分离与融合的局面。东北的四大民族势力——东胡、契丹、鲜卑、蒙古；高句丽新罗高丽朝鲜；靺鞨女真满洲及近支锡伯等；辽东的汉族势力。在白山黑水、平原峻岭中成犄角之势，有征伐有屠戮、有和平有互市。所以无论怎样理解，东北亚邻近的血亲都不会变。

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走向成熟是江户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商人、市民、中下级武士 形成利益群体，并帮助有为的明治天皇推进了成功的维新。明治天皇也成为了民族英雄。

在朝鲜时期，印在韩元上的世宗大王也是民族英雄，他为朝鲜人民创造了文字，人们可以不再借用汉字而用自己的文字来写名字、著书立说。朝鲜推崇“孝悌仁义”的儒家思想，如明朝一样以孝治国，并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儒家伦理。同时，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也一并继承，只是他们以中秋节为大节，家人拜访并团聚。

我询问了朝鲜导游，他们对长白山的信奉历来如此，长白山是满族祖先爱新觉罗氏诞生的地方，同样也是朝鲜先祖诞生地、后辈们的圣地。如果可以看到天池、观赏到长白山的全貌，那定是祖先显灵、福佑他们的。

而对于日本，3000多米的富士山是他们的神山，山中4-5月的樱花美得如此纯净，是他们心中美的化身。可惜不在花期所以我没有看到，在富士山上看到天皇曾来拜祭，我们就在那里留了影，表示我们对其的尊重。五合目以上的富士山依然是松林，再往上是皑皑白雪，似乎是雪山。在山中，似乎伸手可以触碰白云，也可以欣赏山中湖水。

历史上大韩帝国的独立有日本人的唆使、俄国人的帮忙，但是没有守护的帝国没有几年便成为了日本人的殖民地。皇宫被烧、北岳山的龙脉被钉上钉子，王室被杀或成为傀儡，被奴役的韩国人有的想办法打游击，有的则采取玉石俱焚的刺杀行动，比如民族英雄安重根，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气，杀死了日本的东北总督，其像和手书字至今还在南山公园，供人敬仰。

日本的历史似乎是令人惭愧和遗憾的，从明朝时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开始，异想天开

的他就想侵略朝鲜和中国，她的母亲第一个出来阻止，就如同儿子要杀父一般，这是大大的不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朝鲜为借口与中国开战，进而夺得朝鲜、台湾、大连等地，从此野心渐大、直到最终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开战、几近亡国。

中日韩的纠结历史就在于中国独大、日韩为属国、到中国韩国弱小、日本独大、再到日韩中相继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盛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把握历史规律、顺势还是逆势，这需要胸襟和气魄。一个开放、兼容并包的、积极进取的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角是必然，当然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中日韩新“三国演义”之文化渊源 中日韩既是亚洲三大邻国, 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在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渊源。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首次在2008年12月日本福冈举行了东亚三国峰会，标志着中日韩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位于秦皇岛海港区东南部的秦皇求仙入海处，传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拜海求仙。秦汉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2200多年前，秦始皇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药，特命徐福携五百童男童女前往东海求得长生不老药。不料徐福这一去便再无音讯，不见归来了。据说是徐福求不到长生不老药，便偷偷的转去了一个孤岛，率五百童男童女在岛上繁衍生息，定居下来。这个岛便是今天的日本岛。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神武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

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国，辰(秦)韩这个名称也正是对它的创业者秦人韩终的纪念。韩国古辰韩和弁韩居民来自被秦灭国的楚国（湖北一带），和楚国的罗氏、卢氏一样均为苗裔，罗、卢氏族是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形。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中国楚文化的色彩。

这解释了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似，而且在日本和台湾地区也有许多和荆楚相象的风俗。源于秦始皇的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开阔东亚文化同生共荣的研究思路，这对于东亚地区形成文化集合优势，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开辟广阔的文化合作道路，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个大国的实力必然是以输出文化为标志的，而不仅仅是经济为指标。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１１９１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１２５９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

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在中国茶道一度失传,我们先看一看日本的茶道.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造制茶叶，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千利休，他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又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

茶道内容是丰富的，在思想方面，它融佛教、道教、儒教为一体的一促精神文化。在形式上，容括了各种生活艺术的总汇。

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枯高的美学思想，以及平等、互敬、恬淡的道德观念，独坐观念的自省精神，是日本茶道的特征。

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

宋时由于径山(今浙江省余杭)茶宴名震中外，日本禅师慕名而来，比较出名的有圣一国师，南浦、昭明、明惠上人等僧人。径山又是著名茶区，寺院里饮茶之风很盛行，而且有一套规矩，常以茶为待客的珍贵礼仪，设“茶宴”：僧客团团围坐，边品茶，边谈道论德，边议事叙景，还有对各种优质茶叶鉴评的“斗茶”竞争游戏；还有把粉末茶用开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南浦、昭明到径山寺不仅学习佛经，而且带回了径山茶叶和饮用方法，把“茶宴”、“斗茶”、“点茶法”传入日本，广为传播。据类《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正元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适入”(即1259—1269年间)。《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指出：“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最近日本出版的《茶叶技术研究》，同样也讲到这段情节。自此可见，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有直接关系。为日本“茶道”丰富了内容，使之酝酿阶段发展到“茶道”的兴盛时代。

弁丹(丹尔圣一)于1235年也到了我国浙江余杭径山寺，他在那里住了六七年之久。1242年回家带了径山茶叶种子和径山茶的“研究”传统制法回去。今天日本静冈市安培川科川出产的“安培茶”(后改为“本山茶”)中，在大正五年“茶叶组合中央会议所”举行的日本全国第一次制茶品质评议会上，有静冈县清沃村山筑地光太郎生产的玉露茶，荣获一等一级奖赏。日本茶业界，至今还悼念七百年前的弁丹，公认这是弁丹到中国传入茶叶种子和制茶方法的恩德。真有“饮水思源”不忘恩德的人。

1500年，日本千利休禅师，把“茶道”从上层社会进一步扩大到民间，加以宣传普及，日本人民把千利休誉为茶道匠祖。在珠光时代、武野沼鸥时代、利休时代，不同时代的精神含义，形成不同的流派。

现代日本“茶道”的表演

现代日本“茶道”一般在面积不大的“茶室”中举行。茶室一般三间小屋，清雅别致，室内摆设珍贵古玩，名人书法，引人注目。茶室中间放着供烧水的陶炭炉(风炉)、茶锅(茶)。炉前排列着茶碗和各种饮茶用具。

“茶道”开始，友人到达时，主人已在门口敬侯，一待做定，先捧出甜点，送给客人品尝，然后在炭炉上开始煮水，把“抹茶”放入青瓷碗中，水沸后，由主持仪式者按一定的规程顺序冲沏，依次递给客人品饮。点茶、冲茶、递接、加水、品饮都有一定的方式。品茶时要吸气，并发出“吱吱”声音，将茶喝尽，用大拇指和纸擦干净茶碗，仔细欣赏茶碗。日本茶道非常讲究茶具，有的选用历史珍品、贵重的瓷器，欣赏茶碗后，把茶碗放在自己的面前，连声赞美“好茶、好茶”，表示敬意。女主人宽慰地点头一笑，将茶碗端走。礼仪完毕，女主人跪在茶室的门侧送客，客人致谢。整个茶道贯串了“和、敬、、清、寂”四种精神。为了继承茶道精神，日本现有支部130处，培养大批茶人。一碗绿茶虽小，但它是人们心灵的

绿洲.

日本的茶道精神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

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汉服对日本传统服饰的影响

中国服饰东传到日本，是中国对东南亚服饰产生影响的重要内容。日本服饰主要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影响。在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一书中，编者将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装的模仿隋唐时代。无论从传世或出土的艺术形象看，这一时期的男女服饰形象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唐装。日本受中国隋唐影响的时期，正是日本服饰趋于成熟的时代，而后顺利进人日本服装发展年代，再进入日本服装全盛年代，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和17世纪的江户时代的事情了。可以这样说，日本服装模仿隋唐服装时代，对于日本服装走向成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日本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至7世纪）。当时中国的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由于服饰最为外显，所以很快东传到日本，使日本统治阶层开始穿用上下分装式服装，女式称“衣裳”，男式称“衣裤”。中国六朝时期(即公元5世纪)，曾有缝衣女工由百济去日本；雄略天皇十二年时，日本又派人来中国江南聘请缝衣技工。《日本书纪》载：“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使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字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即是中国的机织工和缝衣女。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记述，在中国六朝文化的刺激下，日本雄略天皇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养蚕织绸事业的发展，企望日本也成为中国式的“衣冠之邦”。在他临死时，因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而深感遗憾，留下遗诏说：“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之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十年后，推古天皇的侄儿圣德太子为改革氏姓制度和打破门阀之见，仿效隋制，颁布“冠位十二阶”，制定了宫廷用冠和参朝服。他派遣使节来与中国建交；邀请中国技工去日本传艺。著名的古画圣德太子像，画中的太子头戴中国式幞头，身着初唐时的服装，已清楚地表明日本上层人士对中国服饰的偏爱与推崇，同时说明了中国服饰东传给日本服饰发

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据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魏景初二年(公元238)，日本女王卑弥呼派遣专使来中国，向当时的魏明帝赠班布(韧皮纤维织的布)二匹二丈。魏明帝赐赠了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厨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等丝、毛纺织品。日本使者除将这些珍贵的纺织品带回去以外，还通过参观和了解，把中国当时的提花、印染等技术也带了回去。日本《古事记》记载：从六朝时期陆续到日本侨居的中国纺织工人，对日本古代的纺织、印染、缝纫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今在日本寿命寺所藏的古画中，还保留有古代中国纺织女工的画像，寄寓了日本人民怀念和崇敬的深情。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中国隋代的丝织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纹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四个骑马的胡人作射狮状。这种典型受希腊、波斯风格影响的中国丝织品在日本收藏，更说明了日本的服饰发展曾由中国为输入国，间接得到过丝绸之路的滋润。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锦中，有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唐花山羊纹锦、鸳鸯唐草纹锦、狮子华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花纹锦、莲花纹锦、双凤纹锦、宝相花纹锦、花鸟纹锦、唐花纹长斑锦和花鸟纹晕涧锦等，更可以证实以上的结论。毫不夸张地讲，日本服饰在对外交流中趋向成熟，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外国首推中国，特别是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服饰直接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积极影响。除了日本组织有关人士到中国观摩、聘请缝衣女工等主动学习以外，唐政府还给予有意扶持与资助。因为当年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很多，对此，唐政府每人每年赠给丝绸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这些留学生或学经的人，在返归日本时，还要带回大量的丝织品。有一个名叫城桑的僧侣，到过浙江台州，获得了珍贵的“青色织物绫”而归。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正仓院内，除珍藏着前述中国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外，还有各种夹缬、蜡缬等印染品。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至今，日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中，仍大量沿用绞缬、蜡缬、罗、毡、绫、羽等中国唐代的汉字名称。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政府颁布有律六卷、令十一卷的《大宝律令》。在《大宝令》中明文规定制作衣服要仿造中国式样；宫廷朝服也模仿唐代朝服。如天皇身穿红地绣有日月星辰和龙、山、火等花纹的“衮龙御衣”，这是典型的中国服饰古制中十二章冕服纹样。文职官员头戴冕冠的变体，穿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里裤，脚穿朝靴，腰佩腰刀，手捧朝笏。宫廷女子也要在小袖内衣的外面罩正式唐装，这都是中国服饰古制的反映。《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纪》载：天平二年四月庚午，天皇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妇女，改旧衣服，施用新样。”“施用新样”是学习推广唐装的进一步措施。日本吉川弘文馆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后纪》中写道：公元719年，即日本的养老三年，宫廷曾下令“天下百姓右襟”。这是使日本服装式样进一步向中国服式靠近的重要措施。因为中国中原人自周代以后都是向右掩衣襟，并因此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向左掩襟的习惯一律归为“胡服”方式，将西北边域人称为“左衽之人”。日本当时显然是以唐服为文明象征的。同时，日本在注释《养老律令》的《令义解》中，甚至对缝衣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承和九年(公元842)，仁明天皇又诏书：“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记，改从汉样，诸宫殿院堂门阁，皆着新额。”

奈良时代，曾经到过中国的遣隋、遣唐使节积极传播在华见闻，力主服饰革新。就在颁布《养老律令》的公元718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第二年正月进朝贺岁时，他特意穿上了唐朝廷赐给他的朝服；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原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大宰府监造棉质袄、胄各20250具，完全仿效唐代服饰款式，连配色也参照中国的五行学说，按赤、白、青、黄、玄的顺序和寓意制定。弘仁九年(公元818)曾到大唐学习的菅原清公奏请朝廷规定

历史渊源篇三：CI历史渊源

CI历史渊源（年代、背景、组成）

(2010-12-21 15:36:13)

分为3个阶段。

上个世纪30一50年代为萌芽期，历史背景是：二次大战前的工业革命时期； 50-70年代为成长期，历史背景是：二次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时期； 70年代至今为成熟期，历史背景是：新产业革命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前：

1851年有一家生产化学油脂产品的公司——保龄公司，该公司负责货物运输的人，习惯在装不同产品的货箱上画黑色的叉叉，为了让不识字的码头工人能分辨不同的物品。不久另一位负责货运的人把叉叉改成了星星，只是为了美观；以后又有人加进了月亮，之后，成为固定的符号。

所以最初这些符号只是用于区别不同种类的货物。后来保龄公司采用更美观的图形用来取代原来的记号时，出现了麻烦，一位经销商拒收没有星星月亮的货物，认为是冒牌货，保龄公司这才意识到记号的重要，于是正是注册，作为公司的商标。

符号一旦与公司或产品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联系，它就成了公众认可的符号，整个CI系统就是一系列符号的集合，导入它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些符号成功有效的传播。

直到上世纪初，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重视企业和商品的标志。

1907年，培特-贝伦斯——著名建筑设计师，为德国通用无线电器公司设计标志，并印在信纸、信封等办公用品上，这是视觉识别设计的萌芽。

1947年G-平托利为意大利OLIVETTI公司设计了企业名称的标准字体，形象简洁、新颖，注重产品与售货环境的经营理念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并重视公司名称、品牌标志的设计。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识别设计还停留在公司和商品的标志上，没有意识到企业识别系统的整体概念。

上世纪50年代以后：(CI思想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的美国)

时代背景：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工业和工商业蓬勃发展、国际自由贸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继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这种竞争行列，大家千方百计推动科技进步以及科技成果向商品生产的加速转化，使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商品总量增大和更加丰富多彩，刺激了消费市场。这时的消费者，一般说来不满足于以往物美价廉的追求，逐步往服务性消费和商品自身及附加值的追求转变。这种趋势迫使

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在提供优质商品的同时。还要在市场开发、产品开发、促销及售后服务方面等开辟新的经营之道。另外，由于市场竞争而诱导企业内部经营范围的变更、机构的改组、兼并与被兼并等，都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强化企业的存在价值，增进员工的向心力，为开拓市场和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发挥每个员工的作用。

1950年美国专业设计刊物《图案》杂志首次使用“Corporate Identity”这一术语；正式导入企业识别系统的是著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圆形图案并标示了公司全称。

1952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推销员抱怨竞争对手意大利OLIVETTI公司的说明书设计精美，自己的说明书粗糙难看，影响产品的推销。总裁——小托马斯-沃尔森参观了意大利OLIVETTI公司的纽约展厅深有感触的说：“人有人格，人格是由教养、思想、趣味、嗜好、信仰组成，决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和穿着打扮，这与公司是一个道理的。”这算是具有人性战略思想的。他敏锐地觉察到开展企业存在价值的心理攻势是拯救企业、开拓市场的灵丹妙药（大意是：只有很强的企业精神和现代意识而不被大众了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他特意聘请了当时名气很大的设计师艾略特·诺伊斯为设计顾问，对IBM企业形象作一次全盘规划。这位设计师借鉴了历史上统一识别的经验，为IBM公司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新颖独特的企业形象识别符号，并撰写了一篇企业形象视觉传播的专题论文。其中提出：“经由重复不断地出现的统一识别符号，将可获得以乘积相统计的数学效果”。

1956年三个字母新标志IBM问世，它揭示了在当代社会中标志设计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简明醒目”。不少公司仿效——开采与制造公司“3M”标志。麦当劳的“M”标志，堪称典范。

70年代的典范可口可乐的标志，聘请著名的L&M公司进行CI策划，经过市场调查，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现在流行的新标志，又进行应用设计要素的组合运用设计。1968年12月通过，1969年推向全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形象推广活动。掀起了CI热潮，可口可乐CI的成功，不仅在于设计了一个有效的标志，更在于进行了有效的传播，再好的标志不能有效的传播也是零，就是这个案例的启示。

日本在70年代前后，经济稳定发展，不少企业开始导入这种后来被简称为 CI的战略。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大荣公司、小岩井乳业、麒麟啤酒公司、健伍公司、布林司顿轮胎公司是国际公认的CI典范。理论家中西元男发表了《经营策略的设计统合》著作，首次较完整地提出了CI概念，奠定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框架。

70年代末，CI设计波及港台地区，台湾味全食品公司、东帝士关系企业、顶新集团成功实施了CI设计。

8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确定，CI逐渐引入和盛行。（中国CI的特点：企业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没有意识到“一种声音”的统一形象对企业

形象传达的重要性，广告经常做，却始终没有统一规范，设计者无用武之地，基本上局限在单一媒体的设计表现上，广告设计的就事论事的表达、包装设计一般性定位缺乏对企业形象的全方位整体设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面临国际竞争的巨大市场环境，先后导入一批极具个性的企业形象，如：太阳神、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大方正等。

萌芽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的工业革命已先后完成，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新技术的运用推动着工业设计向前发展，这便是二战前除了纯政治因素之外的两驾马车。从工业设计方面说，由建筑学家发起的设计革命已扩展到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所有领域。德国包豪斯学校的创办，不但在工业品造型方面，、而且在平面设计方面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导致了德国AFG电器公司系列化统一商标设计，以及其他的各种统一识别、符号设计的诞生。这些都是CI的萌芽，是设计革命影响下的产物。再从工商管理理论的发展来看，泰勒首创了“科学管理”理论，并基础上产生了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即被后人称为“行为科学”的管理学说。这些都是CI诞生的管理科学基础。

形成期的历史条件：

设计革命与管理革命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在二战结束后，设计科学的视觉传达设计得到了视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滋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广告及包装等领域发挥了推陈出新的作用。美国IBM公司应用视觉传达设计心理学原理，制定了企业形象统一符号，宣告CI设计的正式诞生。另外，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得到了许多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推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管理科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次伯格的激励——保障双因素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德鲁克的目标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以及后来被誉为管理科学新潮流的Z理论等等，均是CI与企业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成熟期的历史条件：

二战后由于和平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军事科技和实力的平衡，世界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科学获得了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渡过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发展。世界关贸总协定及地区性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都在总的趋势上推动着社会经济向前发展。70年代以来，日本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向善于融汇东西方文化的日本很快便发现了设计与管理两股历史潮流汇集起来的巨大威力。日本人把美国IBM的视觉识别系统，与现代管理科学熔于一炉，产生了日本TDK的CI手册与马自达的全面推行视觉识别系统，以及理念识别、行为识别与视觉识别完整体系的理论框架，使CI在日本人那里走向成熟阶段。美籍日本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所作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便是这一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CI与企业管理科学的结合，不但使CI走向成熟，而且使企业文化学走向成熟。企业文化成了CI的核心，以CI为外壳的企业管理模式成了企业文化的血肉之躯。

现在人们所共识的CI内容，是由3个子系统构成，其名称分别为理念识别 MI（ Mind Identity）、行为识别 BI（ BehaVIOUrIdentity）和视觉识别VI（Vision Identity）。CI基本特点主要在独特的识别性和同一的系统性两方面。独特的识别性强调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个性和存在价值；同一的系统性强调特质环境、时空环境和信息环境在视觉识别上的同一性。

CIS的战略逐步形成，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也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是企业文化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还原。CI在当今经营中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企业形式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从物质价值观向精神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人们开始脱离单纯的物质追求，在价值取向方面，偏重于把商品文化化、心灵化，追求商品的附加价值，这推动了整个物质文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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