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媒体的职业素养]媒体人的职业素养

　　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政府和新闻媒体都是仓促应战。 　　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非凡的动员能力，有力、有序、有效地领导着抗震救灾。政府更以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出自信、高效、人道和责任，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也使一向在人权、体制等方面对中国指责不休的西方舆论，突然沉寂下来。
　　政府信息的公开，一直是中国新闻人的企盼和呼吁。但是，在政府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中，在媒体以前所未有地对这场灾害的不间断报道中，我们既看到了中国新闻人的敬业、拼搏和巨大能力，也看到了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包括一些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不足。
　　提高我们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是中央和人民对新闻媒体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自身职业素养的不足，不去努力提高自己，克服这些不足，那么，即使政府信息高度公开，我们也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总结这次地震报道的成功经验，更需要对政府信息公开后媒体职业素养不足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以求将今后的报道做得更好。
　　
　　快速反应
　　
　　汶川大地震报道，我们媒体的快速反应，值得称道。
　　地震发生不久，很多媒体就迅速调集人员，赶往灾区。很多电视广播媒体立即改变节目安排，集中报道灾情。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更开始了对汶川地震24小时不间断报道，及时发布灾情和其他信息。
　　尽管灾区面积很广，又在交通不便的深山区，不断的余震及地震造成的滑坡、塌陷，更加重了进入灾区的难度。但是，不少记者不畏艰险，徒步进入灾区。新华社随部队行动的记者更是在第一时间抵达一些重灾区，发出关于震中映秀镇、汶川县城等地的灾情消息，这是很了不起的。
　　除了立即组织起有效的救灾报道，除了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灾区进行现场报道，媒体的快速反应，还表现在对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能够及时做出回应。
　　地震之初，人们牵肠挂肚的是伤亡情况，是搜救的进展。对此，媒体紧紧跟踪在废墟中忙碌的救援人员，跟踪抢救伤员的医护人员，跟踪去深山区寻找受困百姓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并以最短的时间发回了大量有关报道。
　　严重的震情撼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所有的人都希望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媒体对中国社会各界自觉自发踊跃献血、捐钱、捐物支援灾区的义举，不仅及时报道，而且提供有关捐助渠道的信息。
　　随着救灾第一阶段的搜救工作告一段落，安置灾民、救灾物资及款项的去向、灾区卫生防疫、重建家园等，成为公众关心的新的热点。对这些，媒体也都及时给予报道。
　　可以说，在政府信息公开以后，媒体的快速反应至关重要。这种快速反应，不仅在于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更表现在对公众关心问题的及时回应。因为，媒体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上令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沟通本就是职责所在。如果媒体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不能及时做出反应，甚至刻意回避，那就势必脱离群众，其结果，非但会丧失媒体的威信，也会影响政府的威信。
　　这次地震后，政府信息前所未有的公开，不仅表现在政府及时发布信息，也表现在政府对西方媒体和互联网的开放。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同主流媒体竞争的擂台。这是在网络时代避免不了的竞争。在以往的一些新闻事件中，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或者没有及时报道的事情，很多人仍会通过西方媒体或网络获知。而这次中国主流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快速反应，可以说赢回了自己的尊严和公众的信任。
　　
　　仍有盲点
　　
　　我们媒体的快速反应可圈可点，但是仍然有不少盲点。
　　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容易形成国际话题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敏感。
　　比如，美联社一篇题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引起额外痛苦”的报道，说地震死难者多为学生，其中很多是独生子女。我们虽然无法判定美联社发这样的报道是否有不怀好意的成分，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历来是西方舆论攻击我们的一个议题。大概是由于灾情的严重和抗震救灾的紧急形势，这个问题没有被渲染起来，然而这不等于它就过去了。我们不能指望西方社会对我们的敌意会因为这次地震而永久消除。这类问题，犹如定时炸弹，一旦机缘来临还会引爆。而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才特别需要我们对国际舆论加以影响和引导。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做一些文章的。一是震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并不实行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二是这场天灾并不单是袭击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家庭几个子女都遇难了，不能说谁的痛苦更甚，更不能将痛苦归咎于政策。三是国家和社会对受灾家庭都做出了保障承诺――这一点媒体有不少报道，但缺乏与这种国际舆论的关联，显得针对性不够强。
　　再比如，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我们似乎重视不够，或者说，报道不够细致。按理说，这场灾难是全国各民族的灾难，是全体人民的灾难，而不是某个民族某个地方的灾难。可是，毕竟有些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的习惯，我们不能因为抗震救灾紧急而忽视他们的习惯。而这类问题很容易引起国际的关注。像灾区有没有穆斯林社区？大量的救灾物资中，有没有特别照顾穆斯林的清真食品？清真寺的损毁情况如何，灾民安置点有没有考虑他们做礼拜的问题？这方面的报道，看到的很少。而如果媒体注意到这一点，无疑更会给中国的形象加分。
　　这些问题，既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也是不少中国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以往的经验证明，越是我们不够敏感或者刻意回避的话题，境外媒体就越要大肆炒作。我们的媒体只有在这样的问题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发出更多的声音，才能够在影响国际舆论方面掌握更大的主动。
　　
　　职业素养
　　
　　虽然很多记者临危受命，表现出色，但是，在一连多日24小时的不间断报道中，记者乃至媒体的不足，就会暴露无遗。
　　大多数媒体显示了善于报道动态新闻的特长。然而，最初的冲劲过去，一些媒体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不足就显现出来，这在电视媒体记者中尤为突出。
　　第一个不足，是人文精神欠缺。
　　什么是人文精神，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但是最起码它包括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在有关搜救情况的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幸存者被抬出废墟，马上就有众多闪光灯扑上去不停地拍，不顾刚从黑暗中获救的人，最怕的就是光对眼睛的刺激。有的幸存者甚至还光着身子，也有的幸存者，包括孩子，或者满脸伤痕，或者肢体残缺。他们都被一览无遗地展示在电视画面和影像中。
　　如果他们恢复知觉，有自主意识，他们会允许他们的身体这样暴露给公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些画面中的人，对镜头有明显抗拒之意，但是镜头依然对着他或她拍个不停。这样的做法，对被采访者做人的尊严显然缺乏尊重。
　　问题是，很多新闻人在抢这样的画面时，根本不知道需要尊重被采访者的尊严，更不知道需要保护这些普通人的隐私。
　　我们新闻人都热爱自由，主张权利。可是，我们是否尊重被采访对象的自由和权利，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权利？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无知，即使是出于好心，也会对这些幸存者造成伤害？
　　事实上，媒体从业人员不尊重被采访对象的尊严而对他们造成伤害的问题，由来已久。过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道，就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显然没有得到媒体的普遍重视，而这次暴露得相当充分。
　　第二个不足，是自我定位过高。
　　究竟如何定位记者，学界有不少说法。新闻人，尤其是有些名气的媒体从业者，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纳入明星名流的行列，言语行动之间，总端着点架子。
　　其实，我们不妨把自己看简单些，忠实地记录历史就好。自我定位过高，会偏离记者职责的本质，让新闻客体为自己服务。
　　有的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搜救现场时，不顾人命关天，竟要求搜救人员为他们的采访让路，并让埋在废墟中身体极度虚弱的幸存者对着他们伸下去的话筒讲话。有几个经过这样折腾的人或者最终未能生还，或者因救援时间过长而最终截肢。虽然很难说这是媒体采访导致的，但是这种为了新闻效果而不以人的生命为重的做法，受到了很多网民的强烈谴责。
　　这可以说是媒体人自我定位过高的极端表现，以为我来报道救灾，让全国人民都关心灾区，所以我无比重要。这就难免以自我为中心，而效果却适得其反。
　　自我定位过高，更多地表现在对采访对象的不平等。比如，我们对灾区的关切和对受灾群众的关爱，是出于平等，还是出于所谓的悲悯情怀？这反映在报道上会有很大不同。出于平等，对采访对象就会有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刻意要表达我在关爱你――真正感人的故事大多都是这样产生的。而出于悲悯，对采访对象难免居高临下，爱的表达就会成为煽情乃至做秀，令采访对象和公众都产生反感。
　　第三个不足，是沟通技巧单调。
　　救灾报道中记者提问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其实这是最不该由记者提的问题。
　　如果是正在搜救被困在废墟里的群众，搜救人员为了及时了解被困者的情况，以决定搜救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很正常。
　　如果是正在救治受伤的幸存者，医护人员为了解伤员的伤情，以做出诊断，提出这个问题也很正常。
　　但是对于刚刚脱险的灾民，对于刚刚在抗震棚安顿下来的灾民，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
　　从众多采访的结果来看，似乎就是从被采访者的嘴里掏出“现在很好”、“得到安置”、“感谢政府”之类的话来。
　　这样的回答毫无意义。因为当下最需要的，不是感谢。而且被采访者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多少都有些无奈。我们不需要多少新闻经验，只需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刚刚还住在温暖的家里，衣食不愁的人，忽然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惊魂未定地到帐篷里栖身，而且还不知道要在那里住多久，那感觉，怎么可能好呢？
　　这样的问题，很多记者是问惯了的――在体育比赛后采访运动员的时候，在大型国际会议或活动采访来华宾客的时候，这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要是平时，问了也就问了。而现在，面对身心刚刚遭受巨大创伤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显得格外刺耳。
　　有的问题不仅刺耳，而且锥心。
　　一个民政局干部，地震中丧失了五位亲人，仍坚持在指挥救灾的第一线。采访他的记者不依不饶地问：你为什么没有流泪？
　　对痛失父母和两岁女儿却仍在安抚灾民的女民警蒋敏，记者问她：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这样的逼问，无异于给这些失去亲人仍在坚持工作的人第二次伤害。
　　此外，还有我们的报道不善于含而不露，把政府官话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以及记者采访还存在猎奇心理等问题，限于篇幅，不复赘谈。
　　总之，在成绩和赞扬面前，媒体仍需要看到我们的不足，因为现在还远远不是唱颂歌的时候。政府信息的公开，不等于媒体的职业素养会自动提高，而是对我们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搜救工作告一段落，灾民初步得到安置，抗震救灾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攻坚阶段，各种矛盾会显露出来。媒体仍任重道远。
　　（插图绘制／朱志刚）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
　　（稿件反馈请发至zhoujin_gongwu@sina.com，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周瑾

相关热词搜索：素养 公开 职业 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媒体的职业素养 新媒体编辑职业素养 新闻媒体人的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