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的中国情结] 中国情结

　　这是一位93岁的老人，精神矍铄，谈吐甚健，60年前的事情，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如数家珍? 　　2007年9月，我们作为南京市政府新闻学考察团成员，专门访问了美国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和费正清创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在波士顿的校友晚宴上，一位美国朋友向我们介绍，他的老师是最早报道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已经93岁，身体很好，住在夏威夷，直到现在，依然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奥运。而且，他的学生还当场把存在手机里的毛泽东与他老师的合影给我们看。一种强烈的职业敏感促使我无论如何要拜见一下这位著名新闻人。恰好我们回国的飞机要到夏威夷转机，真可以说是天意帮忙。
　　
　　尊老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我们本打算专门拜访老人，但他执意要到我们住处来，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从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德里克。可能是由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太出名了，因而国内对罗德里克研究的人不多，知之者甚少。
　　这时，几个同行的朋友打趣说，93岁了，不会来的?这多少有点制造紧张空气。
　　等待是着急的，等待充满了期许?
　　9月9日，11时55分（夏威夷时间），当我们来到约定的饭店大厅时，老人几乎同时赶到。老人精神焕发，令人难以置信眼前这位老人有93岁。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老人很直率，他说，为了让你们能表示对我赶到这里来见面的诚意，作为一个条件，可否请我来吃中餐?我一阵大笑之后，说，这恰恰是我早就想说的，一拍即合?
　　就这样，我们来到临近一家有特色的中国餐厅。过马路时，我几次想搀他，都被他客气地谢绝，老人的身板真是没说的。我们边吃边谈，他娓娓道来?
　　罗德里克于1914年出生于缅因州的沃特维尔。1937年进入美联社采访报道国会新闻。1945年任美联社驻重庆记者。曾几次赴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1948年后在中东、伦敦、巴黎、越南等地工作。1956年任香港分社社长。1959年起任常驻东京记者。1979年3月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1980年4月11日对邓小平进行专访。1971年获美联社中国报道总编奖和全国头条新闻奖。
　　谈到60年前对延安的访问，罗德里克兴奋不已。
　　约翰?罗德里克是1937年加入美联社，6个月后，入伍成为一位战士。1945年他被派往中国，到达了昆明，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次经历。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他希望能够去北京、香港、南京，看看那些地方。所以他从昆明发了一封电报给身在纽约的美联社负责人。最终他收到了去重庆报道的回信。
　　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善于观察的新闻人，他注意到周恩来在饭后拿出象牙牙签剔牙。他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彬彬有礼，气质潇洒。
　　1945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热点。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到中国来撮合国共合作，罗德里克借机被允许可以访问延安。
　　罗德里克讲，他是1945年11月随美国军事观察团（通常称为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的。这个观察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紧密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比尼克松访华早了28年。而罗德里克的工作，在当时主要是报道国共谈判中中共方面的情况。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延安的：
　　“1938年，日军的空袭将筑有围墙的延安炸成一片瓦砾之后，中国人开始挖掘窑洞，以容纳医院、大学、报社和培训学校。我就住在其中一个窑洞里。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住所：8英尺宽，10英尺长，光线从纸糊的窗户而不是玻璃窗柔和地洒进来。仅有的几件摆设就是：我用来放置便携式打字机的一张桌子、一把木头椅子、一个洗脸盆和一张床，床板就搭在锯木架上。
　　虽然床垫像纸一样薄，用沙子填充的枕头硬得像石头，但我在海拔2000英尺、天气燥热的延安睡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稳。
　　最近的厕所是在30米开外的地方，一个小小的炭火盆难以驱赶冬天的寒冷。我和迪克西使团的成员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每周到临时搭建的浴室洗一次澡。但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我们要干净多了。国民党的封锁迫使这些共产党人常年只能穿同一身补丁盖补丁、洗得褪了色的衣服。”
　　
　　罗德里克在1946年曾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机场迎接马歇尔的情景。
　　在延安逗留的整个过程中，罗德里克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中共的高层领袖。比如，他经常与朱德打乒乓球，但输多赢少。
　　1946年2月初，罗德里克正在延安报道国共和谈的情况。有一天，毛泽东邀请罗德里克吃晚饭。罗德里克回忆说，毛泽东房间的家具非常简单，他圆圆的脸，已经53岁，他穿着打补丁的旧蓝衣裤。很显然，这些衣服一直在反复地被清洗。他的鞋子也磨损了，松散地打着结。话匣子一打开，毛泽东和罗德里克就谈了两个小时。毛有着高度的自信，他和我坐得很近。通过黄华的翻译，我们聊得热火朝天。晚饭期间，毛对我说，他觉得这是一顿很好的晚餐。当时共产党被国民党包围，很难获得好的食物或更换新衣，非常贫穷。所以当晚当食物被端上桌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一盘接一盘的美食，我跟毛打趣说，晚餐非常好等。毛告诉我，鱼是来自50英里以外的小溪。我说没想过共产党生活得这么好。毛看着我，笑着说：罗德里克先生，我必须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客人。当然，我们平时不是这么吃的。毛对我说，请警告美国人民，蒋介石是不能被信任的，我们当然会合作。我们感激杜鲁门总统对防止内战延续做出的努力，但我们担心这不会成功。
　　罗德里克在延安前后大概住了7个月时间，写了许多反映延安的报道。
　　1947年3月，随着国民党对延安的步步逼近，罗德里克也要随美国“调停团”撤离延安，他当时曾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但毛泽东说：“我给你付了。”
　　多年以后，当美国出现了麦卡锡煽动的反共浪潮后，罗德里克一想到这事，总认为那笔钱应该由美联社来支付。直到今天，罗德里克还耿耿于怀。老人谈到当年他离开延安，告别毛泽东的场景时，依然显得那么深情。
　　他说，毛泽东披着一条羊毛围巾伫立在延安机场上，眼望着远处的峡谷，正在沉思。当我走近的时候，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几乎有些勉强地垂下视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他说：“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如实地写出来吧。”我说：“毛主席，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前景确实暗淡，将来会怎么样呢？”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国名字称呼我，慢声地说：“罗德烈，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平来看我。”
　　
　　“事实上，两年后，毛泽东就在北平建立了新政权。而我，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禁闭，却未能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去北京做客。作为美联社主管亚洲事务的记者，我长期驻在东京，而东京与北京只3个多小时的飞机行程。”
　　期望和交流，有时是需要时间等待的。
　　20世纪70年代初，乒乓外交轰动世界，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新的交流，罗德里克又一次成为见证人。当时，他是美国驻日本的记者，当他刚知晓这件事时，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立刻向北京发出了信息，请求签证。他本以为会像以往一样石沉大海。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获准和其他两位美国记者来到中国。
　　事情是这样的，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于4月9日离开日本赴香港。他们成了西方新闻记者追逐报道的对象，成了公众人物。不少新闻记者向他们不断提出一系列问题，一个劲地为他们拍照。有意思的是，在美国乒乓球队接受中方邀请时，中方曾提出不同意新闻记者随访，这使得几乎所有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都成了美国新闻机构和报刊唯一能获取信息的兼职记者。然而，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香港时，中国政府已允许3名美国记者入境，不过只能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进行报道。这3名记者当中就有约翰?罗德里克，其余两位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和杰克?雷诺兹。
　　1971年4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会见了代表团。周恩来在人群中发现了罗德里克，他伸出手，说：“欢迎你来到北京，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周恩来看了看四周的豪华装饰说：“你看，这里和延安比怎么样？”罗德里克说：“当然是两个天地。”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说，你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你们已经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一页。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讲话中，周恩来把目光转向罗德里克，当讲到将来美国新闻界人士对中国的访问时，周恩来加重了语气说：“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了这扇门！”
　　在延安期间，罗德里克没能见到邓小平。本来，他一直为此感到很遗憾。中美建交后，他在1975年和1979年两度来中国，都见到了邓小平。特别是1979年3月，罗德里克以65岁高龄出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同年，他作为27位美国记者之一，于1月5日出席了邓小平的接见会议。邓小平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为我们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进行友好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愿意借此机会，通过你们向美国人民转达良好的祝愿。你们在中美建交之际专程来华采访，这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你们的报道在这方面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我很高兴，在我访问美国之前同你们见面。”邓小平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回答记者提问。
　　作为美联社的元老级记者，罗德里克首先发言，他从延安时期致力于中美关系报道一直谈到“乒乓外交”。他说：“今天，我们这支队伍相当大，但是8年以前只有3个人，那是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周恩来总理曾答应两国的记者可以有更多的来往。我想为在新的一年里的发展，向你们表示感谢。”
　　就是在那次接见后，美联社播发了罗德里克写的长篇通讯――《难忘邓小平的幽默》。通讯中说：“许多美国人都记得这个有着大智慧的小个子领导人，1979年访美时在得克萨斯戴着牛仔帽微笑着做烧烤的情景。这使大部分美国人对邓小平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幽默、睿智，使美国人认为邓是一个可以交往、信任的人。”
　　罗德里克在北京待了18个月，筹建美联社北京分社，这给他和邓小平的交流创造了更多机会。他与邓小平之间最长的一次谈话是在1980年，当时罗德里克准备离开中国，邓小平给了罗两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时间。罗德里克比邓小平整整小10岁，时年75岁的邓小平根本显不出他的真实年龄，他细致地回答了罗德里克的每个问题，不时彰显出他的幽默。
　　2004年，中国北京申奥成功，已经90岁的罗德里克非常兴奋。他宝刀不老，继续挥笔，美联社刊发了他专门为该社撰写的一篇特稿《奥林匹克：2008轮到中国》，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当冬奥会选手带着他们的雪橇、冰鞋和冰壶悄悄离开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满怀激动心情的体育界便把目光集中到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它紧随雅典奥运会之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发展迅速而且幅员辽阔的亚洲国家。而新中国真正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的时间还不到25年?
　　北京奥运会将肯定具备一个国际性轰动事件所应有的全部要素：神秘、金钱、争议和壮观的场面。它让西方有机会通过媒体和电视一瞥这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国度，其古老的文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孔子和卡尔?马克思――所主宰。”
　　在这次访谈中，我们还向罗德里克问起他对中国2008年奥运会有何期待。他诙谐地谈起这样一件事。1947年，我见过一个很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午饭后带他去看了一场激烈的网球赛。当我问道：“你觉得比赛怎么样？”他略带歉意地回答说：“我宁愿雇个人来打。”
　　他认为，在今天，中国人对体育的感悟已经很深刻了。他很欣赏地说：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体育迷，最著名的就是他在长江里游泳。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不无溢美地评价说，八九十年代，群众体育进入了黄金时代。1981年女子排球队取得了突破：她们击败日本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后来又连续获得5届冠军，最后成为奥运会冠军。
　　罗德里克比较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参加了3届奥运会，一块奖牌也没有得。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赢得了数百块奖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夺取了32块金牌，比第一名的美国只少了3块。中国希望通过奥运会，获取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邻国的友善和尊重，以及中国在古代作为一个辉煌的中央帝国所赢得的威望。
　　
　　时间是短暂的，以我30年的采访经历，深深知道，凡是去采访老年人，他们都很健谈，一般很难打断他们的话，我曾几次试图引开罗德里克的话题。不过，没成功。
　　看到老人意犹未尽的样子，我真的感到很愧疚，但实在是没时间了。
　　我告诉老人，有你送给我的书，我回去好好读，为了节省时间，书上写了的你就可以少讲或不讲了。
　　临别时，老人向我赠送了他退休后写的那本《报道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邓小平时代――一个美国记者的故事》，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1946年的南京到2007的南京?”老人说这句话很深刻，问我读出了什么？我说，读出了61年的变化，读出了一个美国老人对中国的期待，读出了一位老记者的新闻情怀。
　　告别老人已有些时日，那天的采访一如昨日，我遥祝罗德里克老人健康长寿，我期待明年奥运会时，能看到他94岁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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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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