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学十四讲》连载之四] 交流学讲章

　　编者按：“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诸位专家学者撰写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对外传播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该书中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先生撰写的篇章。
　　
　　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及在交流中形成的障碍
　　
　　上期我们列举了文化一般差异的种种表现，说明这些差异往往会影响交流。应该指出，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包括表达方式）乃是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是我们与西方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
　　研究表明，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强调群体意识，从家到社稷，从国到天下，最后才是个人。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这一理念从西欧启蒙运动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政治理念，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它反对权威对个人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主张私有财产制度。
　　我们如果把西方的范围再进一步从欧美人缩小到美国人，这一差异就更加明显。
　　中美价值观的本质差别：美国人突出个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贬低个人。
　　对外传播学专家段连城先生认为，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有以下九个方面的表现。
　　◎ 个人隐私；
　　◎ 个人自立（美国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送报送牛奶，再大些去餐馆、图书馆等处工作，不是因为家境贫困，而是要求自立）；
　　◎ 个人表现（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喜欢提问，习惯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
　　◎ 个人思考（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官方的文件持怀疑态度）；
　　◎ 个人自由（有时会把个人的自由选择绝对化，如同性恋公开化、合法化）；
　　◎ 个人选择；
　　◎ 个人平等（强调机会均等，即所谓“起跑线上的平等”）；
　　◎ 个人竞争；
　　◎ 个人生命（对美国兵的生命十分重视，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再证明，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当然，美国文化并非放任自流，还有社会控制的另一面。
　　另一位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将中美价值观的差异归纳为七条：
　　◎ 中国人注重互动和相互倚靠，美国人注重自立和独立；
　　◎ 中国人重视集体的作用，美国人重视突出个人；
　　◎ 中国人注重保住“面子”，不但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还力求保住对方的“面子”，美国人不讲“面子”，有时也许要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称“尊严”），但绝想不到对方的面子；
　　◎ 中国人注重亲密无间，美国人注重保持个人隐私；
　　◎ 中国人喜好共性，美国人喜好个性（中国人的“随大流”常与美国人的突出个人、“爱出风头”形成鲜明对比）；
　　◎ 中国人偏好人际和谐，美国人喜欢个人竞争；
　　◎ 中国人讲集体至上，美国人讲个人至上。
　　尽管有些重复，但两位学者的分析对比把中美价值观的差异说得淋漓尽致。
　　中西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关世杰先生将两者的差异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偏好抽象或逻辑思维。
　　◎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西方人偏好分析思维。所谓综合思维“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所谓分析思维是把对象的各个成分区分开来思考。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缺点是笼统思维，强调直觉，轻视分析方法，轻视实际观察。
　　◎ 中国人注重“统一”，西方人注重“对立”。中国人在哲学上强调从统一的角度看待事物，在政治上强调大一统，伦理上强调顾全大局，心理上一般不赞成走极端。西方人强调个性，强调矛盾。
　　开始研究跨文化交流时，人们只看到语言的障碍，以为既然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有了双语能力，就能解决问题。其实并不尽然。
　　最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新加坡人会说普通话仅仅是过了第一关，新加坡不仅是个双语国家，而且还必须是个双文化的国家。只有充分了解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你才能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人，才能顺利地开展商务活动。”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想有效地同中国人打交道，必须通晓中国文化。同样，我们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也应该有崭新的认识，即走遍世界，无论在哪里，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当地人的价值观，对进行有效的交流有多么重要！
　　
　　由于思维和表达方式不同，引起歧义和误解
　　
　　中国老翻译家、毛泽东同志的俄文翻译李越然曾给我举过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不考虑文化差异而简单直译仍然无法交流。1950年，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一次他对斯大林说，“我们订条约，不仅要好看，还要好吃。”李当时认为，在外交场合他不好擅自对原话进行解释，可是他将这十四个字翻成俄语后，斯大林愕然，不知何所指。其实，毛泽东同志是想说条约不仅要体现中苏平等互利的原则，苏方还应给中国人民提供切实的援助。毛的说法通俗而又委婉，还带点幽默，然而由于中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斯大林无法理解，双方交流出现障碍。
　　这类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将许多新奇的术语“对号入座”翻译出去，曾带来反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如“三通”、“两个凡是”、“五讲四美”；进入21世纪，如“三个代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觉得很简练，但它们近似英文的缩略词（acronyms），译得不好，会使外国人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更谈不上让人家理解了。
　　还有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引起了误解，甚至引起对方抗议的事例。如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版了第一部大型画册，其中有一张龙门石窟的照片，记者拍了两位游人坐在佛祖腿上的画面，本意是想多一点人情味，没想到出版后引起锡兰（今斯里兰卡）官方的抗议，认为是对佛祖的亵渎。
　　20世纪7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版《孙悟空大闹天宫》连环画在埃及也遇到了类似的抗议。对方认为，天堂是真主所在地，圣洁宁静，凡人在那里胡闹是大不敬!
　　
　　如何克服文化障碍，做到有效交流
　　
　　有了跨文化意识，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和了解我们与受众（主体与客体）的文化差异，以及如何避免由于忽略差异而引起传播学中所标明的“编码与解读”之间的矛盾，如何跨越障碍，达到交流的目的。
　　我认为，还是要依赖孙子早就为我们开出的“处方”，即知己知彼。“知己”并非易事。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个系统的了解，不下苦功夫钻研是不行的。
　　“知彼”的首要一条是了解对象（受众）的看法以及产生这些看法的由来。具体办法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根据我个人多年从事对外交流的经验，提出以下七条原则可供参考。
　　◎ 平等待人，以诚相见。
　　要对话，不要独白，要尊重对方。既然是交流，就要耐心听，仔细问，让对方充分说明自己的看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交换意见比单方面灌输更有效。我们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态度积极诚恳，但绝不强加于人。
　　◎ 用事实说话。
　　事实胜于雄辩。谎言腿短，对中国的种种歪曲和诬蔑，在事实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的。事实是生动感人的，因而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从事对外交流，国内的工作好坏是第一位的，国内的进步和成就是有效交流的基础。
　　◎ 掌握分寸，留有余地。
　　事物是辩证的，有进步就有落后，有成绩就有缺点，西方人一般习惯实事求是，不喜欢过于夸张，把话说得太满，容易造成被动。
　　◎ 报喜也报忧。
　　报忧不是为了揭露，而是为了解疑释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发展进程中出现问题、缺点和困难是极其自然的。我们不必回避，更不必觉得理亏。这符合辩证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
　　◎ 寻找最好的切入点。
　　从共识（相同或相似的兴趣和利益）出发，根据对象的特点和所涉及的问题，设计谈话的角度（正面、侧面还是反面，有时还要由小见大、一滴水见太阳）和谈话的内容，做到有的放矢。
　　◎ 要有幽默感、人情味、故事性。
　　谈话最好能用含有人情味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之后加点幽默，有时还可以说个笑话或开个玩笑。这类表达方式是西方人所喜闻乐见的。
　　◎ 有来有往，及时取得反馈。
　　不仅要向对方介绍中国，有时还要主动询问对方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表现出对别人不感兴趣。交流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这样对方才会感到亲切，因而彼此更容易沟通。一次谈话或发言的结果如何，不能全凭自己主观的感觉，要尽可能取得反馈，才能客观地作出判断。通过反复实践，逐步积累跨文化交流的本领。
　　
　　重视“软力量”对有效交流的影响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认为在经济、军事等“硬力量”以外，还有一种“软力量”（soft power）可以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即思想和媒体的传播力量。这一提法与中国一些学者倡导“形象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进行对外交流不可忽略在主客体以外还有一个“第三者”。我们知道，在现代西方社会，媒体对其公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说媒体不能完全决定人们怎么想（how they think），它却能够通过“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即报道和不报道什么问题和事件）来影响人们想些什么（what they think about）。西方因而称主流媒体为舆论的“守门人”（gatekeepers）。比如，有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大量报道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把它说成是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全然不提苏联在东线胜利的主要作用，当然也不会谈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这种做法，会误导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似乎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拯救了世界，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资本主义西方的产物。
　　又如，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时，美国媒体吹嘘他的政绩和个人魅力，中国也有个别报纸跟着凑热闹，说什么里根对改进中美关系有所贡献，其实1982年中美发表的第三个联合公报，恰恰是中国政府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无论如何，以上两例足以说明，美国媒体是如何通过议题设置来影响本国和世界舆论的。
　　美国媒体还会用所谓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把事物简单化、模式化。研究还表明，特别在国际问题方面，因为人们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外国，媒体对他们的看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公众对某个问题关注的主要因素。如，美国公众对伊拉克的情况知之甚少或存在偏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研究还证明，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偏见对人们的认识颇有影响。
　　必须承认，当今世界，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传媒界占据主导甚至是垄断地位。然而，它们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道，绝大多数是负面的。针对这一状况，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倡议，被美英等国封杀，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面对这一形势，中国亟需大力加强对外传播事业，同时也需要提高本国外事人员对外交流的本领；这样，中国的“软力量”才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
　　
　　结 语：
　　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主张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都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道”的，但“道”是需要传播的，要得到“天下的民心”，就必须有高明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本领。可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何等紧迫！
　　
　　责编：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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