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的特点_新中国广播评论的发展与传播特点

　　摘要　新中国广播新闻评论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它一直与纸媒评论，特别是报纸闻评论有着化解不了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历史回顾之所以非常有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使我们头脑时刻保持清醒，能时刻遵循广播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去进行选择，加工和再创，而不是只满足于微纸媒评论的附庸。
　　关键词　新中国　广播新闻评论　发展历程　传播特点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广播新闻评论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它一直是与纸媒评论。特别是报纸闻评论有着化解不了的亲缘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在广播新闻风头甚键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管是中央人民广播台还是各省市，甚至县、区、乡的电台或者广播站，其播出的大量的评论，基本上都是来自报刊上的，这当中又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为最多。“文化大革命”中，广播新闻评论更大量地是直接取自“两报一刊”社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变，重新恢复到广播新闻评论的个性特色上来。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必须遵循广播的传播特点来改造和改创报媒评论。就是在这种历史回顾中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
　　这样的历史回顾之所以非常有必要，就是因为，它能够使我们头脑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能时刻遵循广播新闻评论的个性特点去进行选择和加工、改创，而不是只满足于做纸媒评论附庸。广播评论如果没有新闻性，只有政论性，说到底，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实践证明，不少在听众中获得影响和好效果的广播评论，无一不是先强调其新闻性，然后在其中显示出其政论性而获得成功的。比如，这样一些广播评论。听到标题就能把群众吸引到收音机前，如《如此老板，可以告他吗》、《不合格产品应该点名曝光》、《领导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别让民工空欢喜》、《舆论监督不能等待领导发话》、《处分学生也要开听证会》等等。这些广播评论都充分体现了新闻性，而且这种新闻性又与政策性和法规性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性与政论性的结合相当自然。不少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人有种误解：认为只有那种与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新闻，才具有政论性。其实这种理解是相当片面的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相关的事无小事。有一定的政治素养的新闻评论工作者都知道，这些“小事”里面，蕴含着的往往是“大政治”，所以“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所说的政论性理所当然应时刻与这些最有新闻价值的“小事”发生天然的联系。事关国内外大政方针的新闻和言论固然能体现政论性色彩，但是，老百姓最喜欢听的还是就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小事”而生发的精彩、独到的议论和意见。
　　从新中国广播新闻评论的实践经验来看，广播评论少则几百字，多则不过一千多字，即使像广播述评，也有严格的字数和播放时间的限制，因此，总的来讲，短小精悍是写作上的基本要求。问题是。短小不是目的，精悍才是目的。怎么个精悍法?其实就是要求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尽量发挥其艺术水平，既要把道理说透，又要不陷于?嗦，言简意赅，生动引人。这是短小精悍的第一层含意义。其第二层含义是要求深入浅出。所谓深入浅出。不仅是指广播评论在语言上一定要坚持口语化和通俗化的传播原则，而且还指能将深刻的道理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艺术能力。道理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但却是人人都能听懂的。不觉得是在故弄玄虚，摆语言迷宫。短小精悍的第三层含义是要求评论要有趣味性。关于趣味性。我们以前是反对的――不光新闻报道要反对，而且新闻评论更不允许。但是，按照新闻的接受规律来看，光是一本正经板着面孔报道和评论，就是我们讲的都是事实，讲的道理都正确，听众也会敬而远之。因此，精悍还应包括评论应该赋有的趣味性和情感性。道理很简单：只有带情感性和趣味性的说理，人们才会喜欢和接受，广播评论在说理时灌注丰富的感情和趣味色彩，并不是在消解政论的严肃性和导引性，而是对说理的有力辅助。
　　实践证明，富有情感和趣味的摆事实，讲道理，才能从感情和理性上拉近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了强化广播评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情与理的交融必不可少。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我们悲痛，但我们必须承担》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广播评论典范之一。2002年8月7日。北大学生登山队山鹰社的5名同学在攀登西夏邦马峰的过程中突遭雪崩袭击，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人们哀痛之余，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各种各样的议论纷至沓来。面对主要的两种对立意见，这篇广播评论不仅冷静客观地作了令人信服的逻辑分析，同时；，由于评论饱含真挚的感情，因而情理交融，为很多的听众所称道，确实是让人们真正起到了一种化悲痛为思考，化悲痛为力量的强大作用。
　　通过对这篇范文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明白，在广播评论的写作要求当中，情与理的交融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切奠忘记了。广播评论中的情和理说到底都离不开“事”――即以典型的新闻事实作为基础和依凭。因为离开了“事”再深刻启人的道理、再真挚丰富的感情都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该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事、理、情这三者的关系呢?该怎样才能有机地将事、理、情融合到一块儿呢?这就需要讲水平、讲艺术了：首先要做到的是能以事明理。在广播评论的写作要求中。如何摆正事实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首先要考虑和弄清的问题。事实是基础，事实是依据，评论是对事实的思考的产物，而感情是由事实生发而又有助于强化理性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东西；因此，事实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而情和理是第二位的。所谓以事明理，是指广播评论的触角开始与事实发生联系时，首先要尊重事实，吃透事实；其次，在运用事实时，这种尊重又必须是通过对事实的合理选择和精当运用来体现的。具体来说，就必须做到三点：其一。要对事实进行合理剪裁，按评论的需要主动进行选择，而决不是全盘照搬；其二，要让事实沿逻辑运动的方向“行走”，按评论的要求，走到那个逻辑的必然结论上去；其三，要对事实中蕴藏的意义进行理性挖掘，在事实材料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剪裁是为了合理的配置，以有利于寻找出事实当中的意义才是评论的目的。2002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被称为“爱因斯坦之后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到我国参加大会，于是引发一场规模庞大的“霍金热”。广播评论《“霍金热”何时变成“科学热”》就是针对这一新闻现象而发生的。该评论说：“尽管很多人无法透彻理解霍金的理论。甚至根本听不懂他的报告，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明星。追星族为求一张门票。心甘情愿花天价购买。一些娱乐记者为挖有关霍金的独家新闻，也使出了浑身解数。‘霍金热’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科学的向往，对科学精神的渴求。霍金成为“追星”族的目标，理应让我们感到欣喜。然而，‘霍金热’中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们担忧。在霍金报告时，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中途退场，更有人交头接耳。卖弄读过的霍金‘秘史’。在他们眼中，‘霍金热’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谈资。霍金一走，他们的内心马上又会被别的明星、别的猛料所淹没。如果我们把“霍金热”当成我们亲近科学、弘扬理性精神的契机，把‘追星热’升华为持久的‘科学热’，手摇轮椅来到中国的霍金就会不虚此行了。”
　　在这篇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评论者的确是遵循以事明理所要求的三点，来对有关霍金的新闻事实进行理性的选择和合理的运用。首先，按说理的需要剪裁事实。可以说，有关霍金的新闻事实相当多，积极的事实材料也并不缺乏。比如。霍金在中国家喻户晓，所到之处受到我国人民的高度尊重和热情欢迎；霍金的著作在书店里一时脱销等等，但是，评论者思索的触角却透过这些“积极的”表面的现象，发现了更值得我们忧虑的东西，于是在剪裁时自觉将撷取的目光定格在霍金作报告现场那些呼呼大睡，交头接耳，甚至中途退场的“追星族”身上，并由此引出了话题。紧接着，评论者开始顺着说理的方向叙事。他点评道：“在他们眼中，‘霍金热’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谈资。霍金一走，他们的内心马上叉会被别的明星、别的‘猛料’所淹没。”这就是隐藏在“积极的”和“热烈的”事实背后的心理和行为真相，但叙事在朝着评论的逻辑方向前进时，并没有使人感到牵强附会。听完这则广播评论，还会感受到评论者为强化说理而合理配置事实材料的功夫不凡。其中最典型、最精彩的是评论者配置的这样两个材料：一是，“‘追星’为求一张霍金公众报告的门票。心甘情愿花天价购买；一些娱乐记者为挖有关霍金的独家新闻，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是“在1小时的报告中，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中途退场，更有人交头接耳，卖弄读过霍金‘秘史’。”两则材料进行合理配置后，显得妙趣横生，即使未加评论，已凸显出了深刻的讽刺意味。简直是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典型叙事。这样一来，评论者的担忧就不是杞人忧天式的无稽之谈了。评论最后说“如果我们把‘霍金热’当成我们亲近科学、弘扬理性精神的契机，把‘追星热’升华为持久的‘科学热’，手摇轮椅来到中国的霍金就会不虚此行了。”最后升华出来的点晴之论就是水到渠成，有批评、有劝诫、更有启迪。在以事明理的过程中。事、理、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这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广播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和成熟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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