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

　　导语 “中国和美国的对话大多不是平等的对话，都是在博弈、施压。只有一种对话，可以实现平等，这种对话就是核心价值的对话。”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名为“大陆漂移”的系列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知名学者探讨中西方文化。在一场主题为《世界哲学》的座谈会上，《世界博览》特约记者遇到了儒学思想家杜维明。记者并没有杜维明的联络方式，讲座后也没有机会和他攀谈，艺术节组委会只告诉我他入住了哪家酒店。我委托前台留言，幸运的是，晚上10点半，杜维明打来电话，并同意在第二天下午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很顺利，大部分时间杜维明在讲，我在倾听。之后，我随杜维明参观了苏格兰博物馆，到街头小店换闹钟的电池，听他回忆和校园的缘分，听他抱怨北京租房贵……
　　
　　我摸到了大卫•休谟的脚丫
　　这是杜维明第一次来到爱丁堡，他一直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憧憬：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出自这个城市。“让我很受触动的是，他们现在在爱丁堡依然有这么大的影响。”一到爱丁堡，杜维明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爱丁堡最了不起的两尊铜像：爱丁堡高等法院外的大卫•休谟的铜像和皇家大道上的亚当•斯密铜像。“游客争先恐后的摸大卫•休谟的大脚丫，如同去哈佛，人们一定会去摸哈佛像的脚丫，据说，这样做可以带来智慧和支持。我也摸到了大卫•休谟的脚丫！”
　　“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之父’，其实这样的判断很片面。实际上，他对那本《国富论》并不太重视。他最关心、最引以为豪的著作是《道德情操论》，在亚当•斯密自己设计的墓碑上这样写着：这里安葬的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杜维明说：“我们曾经研究亚当•斯密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关系。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情感、理性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同时代的康德有很大不同，而与先秦儒家的荀子、孟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康德注重纯粹理性、强调先验哲学的理性主义，他的主要思路是反亚当•斯密、反大卫•休谟的。倒是后两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更关切。”
　　
　　中国到了文化复兴的时代
　　1年前，70岁的杜维明从哈佛退休，到北京大学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他认为：中国到了文化复兴的时代。
　　杜维明毫不含糊地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摧残得太厉害了。”他指出，“如今，不管是左、中、右思潮，不管他是来自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不管他从事哪个专业，大家的共识非常强烈：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尽管燃眉之急是发展经济、发展政治，但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一定是文化的复兴。”
　　他觉得一直以来，国内有个错误的观念，把儒学当作纯文化，认为其可有可无，并把文化看作奢侈品。“其实不然。所有宗教、哲学的价值都是围绕人对生命的意义追求展开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如果做有意义的事情，即使不成功，人也会感到满足；如果只追求成功，不成功的时候人就会感到失望，即使成功了，他也会感觉到空虚。”
　　杜维明很欣赏“和谐”两个字：“目前，因为我们自己家里存在的问题太多，我们需要和谐。但是我们的理想是――要让人们感到，做中国人有意义，做中国人自豪，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杜维明举例，不能因为只为了中国发展，就把印度、非洲的财富全部攫取到。“将心比心，我们要能够体现的价值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受益，让全天下的人过得好。”杜维明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可以走出这样的路。但是西方不能，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
　　并且，中国的文化复兴，绝对不会从上到下。“从上到下的话，只能称作是意识形态。无论是控制也好，宣传也好，运动也好，都没有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他们所认知的核心价值，不管是家庭观念还是夫妻相处的观念，依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在目前，复兴传统文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打破宗教和哲学的二分法
　　本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主题是“当欧洲遇到亚洲”，不同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成了主要议题之一。在《世界哲学》座谈会上，杜维明提出文化的全球化，建议各种宗教文化信仰之间的对话，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话。
　　“既然是地球村，就要考虑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希望在21世纪，能有一个宽广、深刻的人文精神出现。在我看来，一个最基本的课题是，哲学和宗教的截然二分法已经过时了。”杜维明说，西方文明有两大传统：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一个是宗教传统，一个是哲学传统。哲学讲究理性，这是西方的传统。但是在南亚、中亚、东亚，所谓的东方哲学都没有这些传统，东方哲学是由感性通过知性发展到理性。这种传统和人如何做人，人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人格，乃至人最高的道德理想是什么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就不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维。又比如佛教，它是宗教，又是哲学，又不是宗教，又不是哲学。所以，要把西方宗教和哲学的二分法打破。
　　他说最近接触到的西方哲学家比较多，现在西方哲学界开始将哲学和宗教放在一起研究，重新了解人类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学者，也需要一个转化。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哲学性太淡，对宗教的体验也掉以轻心，整个学术界依然被启蒙心态笼罩着。
　　杜维明是海外孔子学院的资深顾问。对于某些外媒“中国是在以孔子笼络西方”、“孔子学院实际上是洗脑机构”的言论，杜维明表示要以佛家的平常心来对待。
　　在杜维明看来，西方有真正欢迎孔子思想的文化人。他特地提到苏格兰孔子学院的院长娜塔莎•根茨（Natasha Gentz），“她不仅仅热爱中国文化，并且能够深刻研究和反思中国文化。在这样的一流学者带领下的孔子学院，声望自然会越来越高。”
　　杜维明对孔子学院的前景充满信心，“孔子学院创办之初，可能会受到排斥，被认为是政治挂帅，为中国打品牌，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内容。遭遇批评是自然的，重要是孔子学院怎么做，做了些什么。特别是在巴西，南非等不发达国家，孔子学院特别要注意在当地的融入问题。”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促成中西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对话。他所定义的“文化中国”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以华人为主的大中华圈；第二层是居住在大中华圈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层是指所有愿意了解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入他们自己的社区。
　　
　　
　　用平等对话取代博弈
　　杜维明多次提到平等的对话。“中国和美国的对话大多不是平等的对话，都是在博弈、施压。什么人民币升值问题，环保问题，都是冲突和矛盾。只有一种对话，可以实现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核心价值的对话。”
　　杜维明认为，自由、理性、法治、民主等价值来自西方现代启蒙传统，已经为世界所广泛接受；但应该承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同样是普世价值。在21世纪，各种价值可以共存，可以互相认识，互相欣赏，互相协调。“如果只有自由，没有公正；只有理性，没有同情；只有法治，没有礼让；只有权利，没有责任；只有个人尊严，没有社会和谐，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世界。”
　　“对话的第一个条件是倾听――通过倾听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强自我反思的能力。然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内耗问题。比如，研究政治儒学的，认为新型儒学没有用，研究新型儒学的，认为政治儒学腐化。学者之间互相鄙视。实际上，这很没有必要。因为，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有必要开发新的价值。”
　　采访结束后，杜维明说要去参观苏格兰博物馆，因为他听说里面展放着来自中国的物件，我居然不知道，便随他一同前往。途中，听他回忆他和大学校园的缘分，他喜欢住在校园里，被北大聘请后，他提出的要求是要住在校园里，那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很满足。不过，北京的房租与日俱增，意味着请教授到北大讲学的成本越来越高，住宿开支甚至已经超过美国的高校。
　　在一家钟表店前，杜维明停下来，要给闹钟换电池，他说在北大校园里什么都有，就是找不到给小闹钟换电池的地方。
　　快要告别时，杜维明在钱包里翻找了半天，然后递给我一张1000元的韩币，“票面上的人物是韩国的儒学家李?，类似于南宋儒?家朱熹，我想让你了解，韩国人是如何尊崇儒家文化的。”
　　
　　抽文：自由、理性、法治、民主等价值来自西方现代启蒙传统，已经为世界所广泛接受；但应该承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同样是普世价值。
　　
　　抽文：“钞票上的人物是韩国的儒学家李?，类似于南宋儒?家朱熹，我想让你了解，韩国人是如何尊崇儒家文化的。”
　　
　　人物介绍：
　　
　　杜维明是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祖藉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 年加入美国籍。
　　他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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