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发出呼声 发出贵州的“呼声”

　　 　　改革开放使得地处偏远的贵州在文艺领域发出了激越的声音。今天，文化资源富集的“多彩贵州”正走向世界，这当然少不了一直致力于本土文化审美追求的文化界人士的现实关怀。凭借着对生活、家庭和脚下土地深沉的爱，经历了诗坛30个春秋的李发模至今仍和文艺界同仁共同为推动贵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努力。
　　
　　人物档案〉〉
　　李发模，1949年4月生，遵义市绥阳县人。15岁开始发表诗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呼声》、《散淡之吟》、《偷来的正午》、《李发模叙事诗选》、《遵义之歌》、《道尽又如何》等30余部诗集、散文集及评论集。上世纪90年代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青年诗人之一。现为省文联委员、省作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联主席。
　　
　　祖国啊，仅仅就因为我出身不好，
　　上大学没份，参加工作没名……
　　祖国啊，难道就因为我是地主的女儿，
　　爱上工会的儿子也违反禁令？
　　……
　　我还年轻，我要活，我要活呵，祖国，
　　我是千万个同命运的孩子中的一个！
　　――《呼声》
　　《呼声》是1979年第2期《诗刊》刊发的一首叙事诗，诗作一发表就在中国诗坛迅速掀起波澜，被誉为中国“改革的先声”。它是“文革”后诗坛上人性复苏和觉醒的一篇标志性作品。
　　该诗荣获中国首届诗歌奖，被前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誉为“中国新诗的里程碑”。
　　《呼声》不仅奠定了作者――贵州遵义“诗乡”绥阳县诗人李发模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也给贵州文坛带来了最高荣誉。
　　《呼声》过后，凭藉着对生活、家庭和脚下土地深沉的爱，经历了30个春秋的李发模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总是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谱写着时代的最强音，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代诗人执着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大家风范。其已跻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列的夫人王晓露女士善良贤淑，富于才情，创作的散文和诗歌独特别致。夫妻二人恩爱和睦，成为文坛美谈。
　　
　　诗人与诗乡
　　祖母的泪，又从记忆深处/涌出/打湿我记忆/滋润着――我坚守的这片诗土
　　――《祖母的泪》
　　
　　“诗乡”绥阳，隋炀帝大业7年即置为县。
　　清乾隆《绥阳志》记载，诗人李白曾流寓绥阳，绥阳人为其建立“怀白堂”。这应是李白流放夜郎并留身夜郎的证据之一。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做过治所在绥阳的播州刺史。白居易后人移居绥阳建“白氏庙”，即现金山寺。初唐诗人陈子昂屈死于四川射洪县狱中，虽然他没到过绥阳，但是其后人为避仇迁徙绥阳，并在乡党赞助下为其建祠，即现今城西“陈子昂祠”。
　　古之绥阳，即与诗渊源颇深。仅明清两代，诗人就多达50人以上。
　　李发模的出生地――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的八夹沟四衙寨曾经出过进士、举人，而且那个地方的文风较好，老一辈人对做学问也比较重视。
　　儿时的李发模对文字充满敬畏：“记得小时候，常见奶奶弯腰捡起写了字的纸，然后放进字纸篓。纵然烧掉，她也绝不混同其他垃圾一起烧。如果是我不小心踩到了纸上的字，她会说，别践踏圣贤，眼睛会瞎的。”奶奶家教严，从小就教他真心待人、耕读为本、一生勤劳。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李发模开始写诗，15岁在绥阳县报发表了第一首小诗。最初写诗只是一种天性的发挥，自在几家大报发表诗歌后，他觉得写诗也能挣钱。于是，在读书之余写诗，在劳动之余写诗。从那时起，诗成了他的第二灵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浪潮席卷着整个华夏大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激活了中国文坛。尤其是1979年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中国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五四”时期以来的大繁荣。
　　凭着诗人敏锐的体悟和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李发模于1978年底创作了《呼声》。著名诗人叶延滨说：“来自黔北高原的《呼声》，让李发模一下子成了‘早叫的公鸡’。”著名诗人高洪波说：“凡经历了那大惊喜、大解放、大欣慰的时代的人们，是不应该忘却《呼声》为诗坛带来的冲击力的。它与《伤痕》等小说一样，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发轫象征。人们提起它们，着眼点不在于纯粹的审美价值，而是历史价值。”
　　改革开放对地处偏远落后的贵州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不但贵州文学、美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在戏剧领域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黔剧《奢香夫人》在1979年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中，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话剧《枪与镯》于1982年获全国民族团结创作奖。
　　《呼声》发表的当年，李发模加入中国作家协会。30年来，他创作出版了诗集《呼声》、《散淡之吟》、《偷来的正午》、《李发模叙事诗选》、《遵义之歌》、《我思我在》，散文及评论集《道尽又如何》、《坦荡人生》、《你静坐就是大师》等30余部，其诗多次获奖，许多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广为流传，上世纪90年代他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10大青年诗人之一。
　　
　　诗人之生活
　　峰回路转处，手猛力一挥/又是灵山秀水/红瘦绿肥
　　――《山水真好》
　　
　　采访李发模，是在2008年11月28日下午。
　　从发模先生家出来，我们并肩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发模先生不时回头看稍后出门的夫人王晓露，他说：“我离不开她，看不见她就不踏实。”晓露老师跟上来后，我们才有说有笑地继续往前走。发模老师看着夫人，笑笑说：“她是我的领导，我听她的！”晓露老师申辩说：“你们不要听他的，我才不是他的领导。对李主席（发模），家是谈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不当他的领导，他非要我当他的领导。”发模老师朴实中充满童趣，晓露老师贤淑智慧，一路有说有笑，氛围融洽，在匆忙的现代都市生活中，我从他们那和谐风趣的言谈中，感受到了他们夫妻的默契和幸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和文化都处于兴奋状态，中国文学出现遍地开花之势。很多年轻人以亲近文学为骄傲。
　　那时，王晓露还是技校的一名学生。她跟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向往美好的文学和人生。
　　王晓露第一次“见到”李发模是在语文老师家中看到的老师和李发模的合影，李发模那满身的土气，一脸的沧桑，令她大失所望，“我看他那张皱巴巴的脸上浸满了苦水，又一次告诉自己离他远点。”从绥阳八夹沟走出的李发模始终带着他特有的“土气”和特质。在后来的接触中，王晓露对李发模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在王晓露看来，那时的李发模虽然是个从不修边幅，与潇洒无缘的人，但绝对是个好人，除了诗好，还厚道，心胸开阔。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排除各方面的阻力，生活在了一起。婚后的王晓露把爱都倾注到李发模身上，李发模开始“洋气”些了。一次，李发模和王晓露去看望著名诗人晏明时，晏明夫人邓北野笑着说：“发模，你可比当年来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洋气多了。”
　　“原以为找个大老公，他会什么都比我行，会得到他的提醒，却不料，他孩子起来，比三岁的孩子还赖；他耍起赖来，就像我是他的妈。也许正是这份童心灵活了他的诗，也许正是这分童心纯净了我们的情。”在王晓露眼里，老公李发模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李发模从不打理家务，看书和写作是他在家生活的全部。他对现代“洋机器”更是反应迟钝，不熟悉电脑，平常都是他坐在旁边说，王晓露给他操作。用了几年手机，也只会打出、接进，好不容易会看则短信吧，也只会看第一条。王晓露常被他烦，不分时间地点，有时她一边炒菜，一边帮他接听电话，为他发送短信。
　　而且李发模每次新作出来时总要去“打扰”王晓露，让她提看法，但往往被泼一盆冷水，“不怎么样”、“还好”、“一般般”，让他特好的自我感觉一下冷静下来。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家庭里，既激发了李发模的创作激情，同时也让他保持着清醒状态。
　　
　　同样，相互的影响，使王晓露的创作水平也突飞猛进。近年来，她创作出版了《懒得寂寞》、《局限人》、《指上风景》、《抚摸生命》等7部诗文集，并加入中国作协。
　　李发模年长王晓露10多岁，因为共同的追求和诗性的生活，两人的世界早已没有年龄的差距。
　　
　　诗人之追求
　　都是相同的面孔，红红的/在秋天/却有不同的味道，甜甜或酸酸的
　　――《野果》
　　
　　李发模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他始终追求着人性的至美。
　　他说，自己就快进入“婴儿”期了。婴儿就需要哺乳。对自己“哺乳”的，除了父母亲、兄弟姐妹，更主要是自己的爱人，以及整个世界上的事。只有哺乳，才有营养。他说这些营养就是良知和良心。
　　“当然，靠良知、良心在社会上处事行走，也难免会受到一些欺骗，一些误解。一些人可能认为你装腔作势，他说他的，你去做你的。”
　　“像这样做得到的好处很多，思维开阔，思路清晰，写作时像水龙头一样，一拧就出来，写出好东西后，过几天来看，我自己都不相信是自己写的。”李发模说这话时，充满着激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业，中国改革开放深层次推进，文学趋于边沿化。贵州著名作家李宽定也正是此时潇洒转身，从作家的“格子”中跳到商人的“战壕”里。著名作家张贤亮，在宁夏办起了西部影视城，“转身”为成功的文化商人。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在当前社会生活的压力下，钱、权、利已在现实生活中占据着很大比重，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对文化的尊重正在淡化。
　　因为爱和被爱，在市场经济至上的今天，李发模的诗情却依然浓烈，诗歌艺术水平又上新台阶。近段时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呵嗬》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诗十章，5000余行。
　　《呵嗬》用诗的抒情与叙事展现一段历史过程中一个民族（仡佬族）的生存状态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独特个性。该诗实质上是一个民族在追问一个诗人灵魂中对人的觉悟，乃至对这个世界应捧出以诗之心血熬红的那份温馨。
　　
　　诗人之事业
　　天地之胸怀，是率真/其大境界，是一粒种子/从发芽/开花，之后/献出果实
　　――《我思就我在么》
　　
　　黔北，这个区域名称从语感上传递出一种沧桑和野性。正是对这种沧桑的体验与体悟，黔北诗歌已是贵州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发模对黔北诗歌影响很大。”《山花》副主编李寂荡说。
　　善，是李发模和王晓露永恒的美质，也是他们执迷追求的人生境界。
　　从1983年到1986年，李发模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他借着所在地的话语权优势，着力推介贵州诗人，回到遵义后，他又培养了一大批新人。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文艺自由，诗人、作家有了话语权，我们要珍惜这种大好机遇，把文化事业发扬光大。”大善、至善是李发模的本性。
　　上世纪90年代商业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纯文学尤其是诗歌逐渐边缘化。李发模看到的是中国文化需要保护传承的必要性。李发模一边写诗，一边与三弟、农民企业家李发标筹划建立一个“博雅苑陈列馆”，从民间角度做一个收藏和展示中国现当代文艺家、科学家的展览馆。
　　为了共同的事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发模偕同夫人王晓露到北京拜访艾青、臧克家、贺敬之、林默涵、冰心、王蒙、谢冕、严家炎、张志民、李瑛等老作家，为“博雅苑陈列馆”遍求题词和收藏品。当时卧病在床的老诗人臧克家也欣然为博雅苑陈列馆题词：“博选神州之雅，珍藏华夏之魂”。
　　2005年，经过10年的努力，贵州首家私人博物馆――“博雅苑陈列馆”成立了。位于“诗乡”绥阳的“博雅苑陈列馆”珍藏着众多名家的代表作、手稿、老照片、书画、雕刻、信札等等。在这里，文化从政府行为开始向民间行为过渡。
　　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曾对李发模说：“贵州的博雅苑能从民间角度收藏和展示这一代人的经历，对后人一定是有启迪的。我佩服一个农民企业家想到了弘扬民族文化，太难得了。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丢了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博雅苑陈列馆”正发挥着连接社会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重要作用。
　　
　　诗人之“土气”
　　我们在山深处 站成另一风景
　　――《在山深处》
　　
　　土，是李发模骨子里和外在形象最本质的特征。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的时候，李发模是班上唯一不讲普通话的人，在多年以后，他一口顽固的贵州话让导师谢冕和同学们记忆犹新。
　　如今已是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联主席的李发模，走在人群中，与满街的乡下老头仍然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写作和为人处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传统农民的土质和土气。
　　“我看你这人和你的诗一样朴实，好。艺术与人生都需要朴素。”1988年夏天，老诗人艾青在人民大会堂很高兴地与李发模握手。
　　“你的诗才真正是中国人写的中国诗，诗风很正，只是评论界对你关注还不够。是的，诗需要创新，但不能忘了自己的国土、民族，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你做得很好。”1993年冬天，贺敬之亲切地接见了李发模。
　　正是因为“土”，李发模才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是在等远出归来的人么
　　那一盏盏情意
　　是在与山里黑夜较劲么
　　那柔弱的手势
　　
　　好熟悉的灯光，在这远山
　　好温馨的星斗，在这人世
　　闪闪烁烁
　　神迷如谜
　　――《远山灯光》
　　诗歌文本最具有探索性、先锋性、超验性。进入21世纪，李发模的诗艺更加娴熟、完美。在同样赋予强烈时代色彩的同时，他更加关注历史和现实，注重文本的诗性。
　　发模先生这首《远山灯光》柔美中不乏大气、厚重，意境深远。一如其人，于平凡世俗的现实生活中追求一种超脱。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沉浮，李发模朴实、善良如初，更显大家风范。（本文由遵义市文联供图）■
　　
　　【采访手记】
　　11月28日，在李发模家里，他送给记者一套2006年出版的作品集《我思我在》，该书三卷本，共115万字。李发模新写的长篇叙事诗《呵嗬》将在年底出版。王晓露说：“他（李发模）为诗而生，向诗而死，这一辈子除了诗歌，什么也没有。”捧着手中厚厚的书，记者深深感动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执着和不懈追求。
　　
　　链接〉〉
　　新世纪的“多彩贵州”
　　“多彩贵州”系列活动是我省近年来推出的一项标志性文化活动，是对外宣传贵州、展示贵州新形象的重要文化品牌。
　　2005年举行的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及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2006年举行的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2007年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及旅游商品“两赛一会”等系列活动，对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了挖掘和展示，为贵州找到了准确而形象的文化定位。2008年8月8日18点14分，贵州苗族舞蹈《踩鼓》在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表演中精彩亮相。
　　“多彩贵州”品牌代表着贵州文化形象，对助推贵州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多彩贵州”助推多彩的贵州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认识贵州的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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