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人生李诞在哪一期_为社会营造普通人的人生希望

　　瓮安“6?28事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当地秩序恢复平静，新上任的领导低调、务实，给事态改变带来了转机。按周期规律，一个境内外媒体高度聚焦的事件，也渐渐由热点降温、定格。但从个人的角度观察，觉得有些“教训”值得汲取。
　　一个17岁少女心烦自杀，竟引起流言满天飞，终至酿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群体性事件。紧急处置此事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断然“问责”，提议撤换了一些县领导成员。石宗源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把人们的关注引向深入。从执政为民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的深度。
　　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起，潘晓引发“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人生观大讨论开始，我国的青年群体中，就一直时不时有人为遭遇逆境而自杀的事件发生。自那时始，我国政府就提出了对这部分青年的精神卫生、心理危机进行积极干预的问题。当年“为畸形的灵魂整形”的说法，虽不一定妥当，但考虑到当时所面对的是被文革破坏了青年正常成长的机制，如此这般是积极向上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大量的发展机会，使无数青年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但近年来，伴随一些社会深层结构的矛盾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发展的态势，在主流之外，又产生了一些青年边缘人群。他们的状况，或经济贫穷，或教育贫困，处在竞争的劣势地位。偏偏各地在以“GDP”为主旋律的理政思路中，忽视了他们的存在与迷茫，更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问题青年”重新出现，或许也应属于“长期积累矛盾”的问题之一。
　　从决策预期理论的角度，“山月不知心里事”本身也就是一种信息反馈不对称。当年四川著名的农村作家周克芹，以写农村青年面对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漠视”，渴望变革，渴望爱情与美好人生而见长。而今，这些农村青年在我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又被主流视野所忽视。迷雾之中有没有人生希望？谁来抢救他们的希望？1982年冬天，我在从陕西赴成都的火车上，听到茅盾文学奖揭榜给了周克芹，便直奔简阳采访了他。他说，“人生有时就像生活在雾里，虽然目标明确，可是却看不清路在哪里，这可能是一种最深广的悲哀。”所谓悲哀“深广”，与石书记分析的“深层”问题，或许有一些共性。
　　是坐视“苦闷的象征”，形成社会断层，还是创造转变的契机，让处境艰难的人摆脱苦难？1985年，我在瓮安县的钉耙村采访过一个名叫周英懿的女青年。她四次高考落榜想自杀被外界干预后，跟着父亲在自家自留地上搞出了生态农业的微循环产业链，不但起死回生走出了坚实的致富路，还被推荐出访日本。记得当年从团中央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的胡锦涛曾评价说“难得她那样的乡土人才”。今天看来，除了时代大势，天翻地覆外，这类干预与促使“问题青年”变成“乡土人才”的个案，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机制。因父母勤劳，已摆脱绝对贫困的少女，又被“心结”困扰，选择了“无望的逃离”，成了引爆一个在逻辑上好像无关联的事件的导火索。
　　在我国城乡，人们需要的往往仅是最基本的公共品。比如给人安全感的社会治安，比如人性化的教育与多种精神产品。这些东西，有时候就简单到只是一个充满耐心的解释，就能把疑惑消除。但在瓮安，因为这一点的缺失，却发酵成越滚越大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上世纪80年代，贵州黔西县也曾经发生过一个不良少年在汽车上用绳子套住一女教师的脖子拖着走的恶性事件。但这两件事有很大一点不同，那次查出确有为官的家长亲戚庇护，而此次瓮安没有一个领导或家属与女孩的死有关。但“行政不作为”反被“锁”在“埋单”的位置。为什么？“深层”原因值得正面解读。
　　可以说，信息不对称与社会结构纤维化，是瓮安事件的一对表征。从女孩出事的角度，我们可以清理出单维向度的精英文化，打破了出事少女的心理平衡。她选择“我走了”，其实是因郁闷、自卑，而对歧视的幼稚、偏颇的抗议与拒绝。而石书记直面现实揭示的民生“深层”问题，在“长期积累”中，深化了贫困对人们的威胁。信息不对称成了被黑恶势力利用的工具，凸现了在那里片面抓经济、高调“唱”发展的人思维上的苍白。
　　在深圳，我曾听过因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人同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士?莫里斯的演讲。也看到有书上说，当市场上发生交易双方有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多信息时，就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还涉及一些民生领域“第三方支付”问题。而“博弈”和风险都是围绕信息不对称展开的。“信息不对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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