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药材”背后藏着“大学问”

　　国家食药监总局印发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指出，中成药不应采用“宝”“灵”“精”“强力”“速效”等夸大用词。照此推算，或有万余种中成药产品将要更名。意见稿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人表示，中成药改名不能“一刀切”，别误伤传统老药。
　　事实上，中药的命名蕴含着大量传统文化信息，“小药材”的背后藏着“大学问”。
　　临床常用中药逾千种名字各不同
　　中药学是中医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药的起源，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神农尝百草”的时代。从古代早期经典《山海经》《诗经》《黄帝内经》《伤寒论》到明代巨著《本草纲目》，都有关于中药的记载。历代文献记述有超过三千多种中药品种，到21世纪初，已确定的中药品种达到了一万二千多种，临床常用中药也达一千多种。
　　中药大都是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其形态、色泽、气味千差万别，产地有东西南北、山泽燥湿之殊，性能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异，再加以传统文化氛围（包括民俗文化、讳饰文化、外来文化）的熏染、渗透，使中药命名的途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参与中药命名的，既有本草专家，也有一代名医，还有民间医生、文人墨客与普通百姓。中药的命名受到中医学、哲学、文学、民俗学、博物学、天文学等的深刻影响，蕴含着大量传统文化信息。
　　中药命名有规律可循
　　中药的命名方式极多，有根据中药理论命名的，有根据植物学理论命名的，还有根据审美意趣和神话传说命名的。总体来说中药命名偏于形象化，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根据药物颜色命名。自然界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为中药命名提供了充满想象的空间。例如玄参，玄为黑色，其茎微似人参，根甚黑，故称玄参。有一種药物，“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本草纲目》），因而命名为白通草。青蒿，据《本草纲目》介绍，蒿为草之高者，“常蒿色淡青，此蒿深青，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犹青，其气芬芳”，因而得名。此外，尚有赭石、蓝花菊（马兰）、紫草、黄柏、青黛、朱砂等中药。六月雪、满山白等，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
　　根据药物形态命名。如牛膝，因其茎节粗而膨出，状似牛的膝关节而得名；白头翁则以其“近根处有白茸，状似白头老翁”而得名；狗脊的根上有金黄色的茸毛，酷似狗脊而得名；人参形如人体。另外还有马鞭草、鸡爪黄连、乌头、皂角刺、木蝴蝶、凤尾草等。
　　根据药物气味命名。酸味的酸枣仁、甜味的甘草、苦味的苦参、辣味的细辛，皆以味而得名；五味子因其“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五味俱全，故而得名；鱼腥草因其叶具有鱼腥味而得名。另外还有麝香、沉香、安息香、藿香、香薷、鸡屎藤、臭牡丹等。
　　根据药物功效命名。例如：番泻叶，显而易见具有强力的泻下通便作用，现代西医院也因其效果肯定而广泛应用。回力草（脱力草），名称通俗易懂，福州一带民众通用于治疗脱力症，几乎家喻户晓。在中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剂，其命名与中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葛花解酲汤、牛黄清心丸、益母草膏等，一望而知其主要功效分别在于解酒、清心、养血调经。
　　根据药物生长特点和采摘时节命名。如夏枯草，因夏至后本草之果穗即枯干而得名。桑寄生，“此物寄寓他木而生，如鸟立于上，故曰寄生。”（《本草纲目》）寄生于桑树者为桑寄生，也有槲、槐寄生等，但品质均不如桑寄生。
　　中药材采集是确保药物质量和有效成分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掌握采收时间至关重要。例如，深秋或初冬经霜后采集的桑叶称“霜桑叶”，蝉衣称“秋蝉衣”；在冬季至翌年清明前茎苗未出时采收的天麻名为“冬麻”。
　　根据药物产地命名。山西上党产的条参，取名党参；山东阳谷县阿胶镇产的驴皮胶，称阿胶；辽宁宽甸县石柱村产的人参，称石柱参。还有冠以“川、广、云、巴、蜀”等药名，均因产地而得名，如川乌、川芎、广木香、广陈皮、云茯苓、巴豆、蜀椒等。细辛以东北产的为正品，故名北细辛，北细辛中又尤以辽宁产者为佳，称辽细辛。
　　因为避讳更易药名。历史上，中药名因与君王名同字或同音而改易者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历经几个朝代的反复改易。如截疟要药“恒山”因历史上三个皇帝皆名“恒”（汉文帝、唐穆宗、宋真宗），故屡次改名“常山”，致使医药文献中出现了避讳改名→回改→再改名→再回改……的淆乱现象。再如“罗勒”，因犯十六国时后赵高祖石勒之名讳，改名为“兰香草”；“玄参”“玄明粉”，为避清圣祖玄烨名讳，改名“元参”“元明粉”。
　　名医方笺成书法精品中药诗文广为流传
　　自纸墨发明直至近代，中医就多以毛笔书写处方。由于当时的中医大多医文俱佳且又精于翰墨，他们的方笺往往成为医术与书法艺术相结合的精品。
　　清代的傅山是著名医学家，也是著名书法家，他的方笺手迹若流传至今，必是国宝级文物。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近现代名医曹颖甫、严苍山、叶熙春、魏龙骧的方笺，也兼具文佳、理精、字美的特点。时至今日，透过字里行间，仍可想见这些苍生大医当年临诊时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神态。
　　自古以来，中医学与文学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学科也在不断地相互影响、融合。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以中药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歌诀和诗、词、曲、联、谜、文、戏剧等，数量十分可观，形成了“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融合的一种特殊现象”。
　　中药歌诀以介绍中药的性味功用为主，流传最广的有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歌，还有无名氏的《药性赋》和明代龚廷贤所撰《药性歌括四百味》等，后者以四言体诗写成，形式别开生面，至今流传不衰。
　　谚语如“家有千里光，疔疮一扫光……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一味穞豆衣，胜过玉屏风”。朗朗上口，易于普及。
　　除了歌诀和民谚，古代诗文中也有不少与中药相关的篇章。
　　南宋辛弃疾的《定风波》：“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因其使用药名不露痕迹、不事雕琢，又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堪称是药名诗词中的上乘作品。此外，朱熹的《南乡子》、萧纲的药名诗、萧韶的《桑寄生传》、蒲松龄的剧本《草木传》等，也都是脍炙人口之作。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也因有何首乌、覆盆子、桑葚子、皂荚等中药名点缀其间，平添了许多情趣，读之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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