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道
发布时间:2017-01-29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大道篇一：百年历史看天津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上）
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小洋楼的繁华与热闹似乎随着北洋政府时代的结束，慢慢归于沉寂。这座城市既缺少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那种霓虹闪烁的繁华，也不像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如果静静地融入其中，也许会有别样体会。
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天津，如果要选择一个最能彰显城市魅力与历史品味的好去处，那自然非五大道莫属了。今日之五大道，其概念已非局限
“五大道”具体指哪5条“大道”？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和重庆道；另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五大道拥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这里迄今仍保持着幽静别致的街区风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若谈天津五大道，就得从小洋楼文化说起。天津小洋楼诞生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3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俄、意、奥3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九国租界位于海河两岸，分别按各自国家的风格特色，建起一片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批建筑艺术精华。
这数千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天津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作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式风情的小洋楼散布在五大道上，优雅而闲适，纵然褪去了历史曾赋予它们的厚重与沧桑，依旧美丽。天津花园住宅类小洋楼主要集中在原英租界的五大道一带。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清廷遗老遗少、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等，具有极大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这些欧洲建筑风格的住宅，其格局内又包容进许多中国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外国租界在市政管理、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新秩序和新理念，为原先封闭滞后的天津老城在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样板，激活了思想，注入了活力。
时光背后的沧桑
进入20世纪后，京畿门户、经贸都市、九国租界等重要的因素，使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首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府衙设在天津，这使天津俨然成为首都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其次，社会发展与朝政变幻，使天津租界成为理想的政治避风港；第三，河海相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海关的便利；第四，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呈现出无限商机；第五，华洋杂处，东西交融的租界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天津成为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蛰伏隐居；商界学界人士定居以开拓事业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在地域狭小的五大道地区，就有4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庆王府、林鸿赉旧宅、孙氏旧宅和顾维钧旧宅。
人们常说，天津没有皇宫，却有座“庆王府”。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溥仪迁居天津的次年，第四代庆亲王载振也携全家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买下了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在天津旧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55号的楼房作为住宅，这座楼房自此就被称为了“庆王府”。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花园式住宅，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三层楼房，楼东还有一座小花园。当年的大厅内，上悬御赐的庆王府门厅台阶“宝胄藩厘”、“徽猷翊赞”等匾额，下设小型戏台和宝座，布置华丽，古色古香。楼中还悬挂着清朝康熙皇帝御书的白居易诗句大条幅：“地僻门深沙送迎，披衣闲座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载振就在这座楼内锦衣玉食，观花玩鸟，直到1947年去世。这座楼最特别的是通往大楼正中门厅、用青条石垒就的17蹬半“宝塔”式台阶。作为当年的督建者和楼房的最初使用者，“小德张”为什么偏偏把台阶设计成17级半呢？原来，皇家的建筑等级是18级台阶，“小德张”既想攀龙附凤，又怕僭越皇权，所以故意少建半个台阶。据说在打地基的时候，为刺激工人好好干活，“小德张”说：“你们要把这地基打得坚固、打得牢靠，打一寸厚我就赏一寸厚的洋钱。”他果然说话算话，每天一到下午两点，“小德张”就带着现洋来工地巡视，然后将大把的现洋抛到基坑里，工人们纷纷捡钱，“小德张”也以此为乐。不过，银子确实没有白花，80多年后的今天，小楼依然坚固如初。
孙氏旧宅就是坐落在大理道66号的和平宾馆。这是带有浓郁英国乡村庭院风格的大型别墅，始建于1931年，由安徽寿州著名实业家、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孙震芳斥巨资修建。和平宾馆又名润园，1951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就曾住在这里。毛泽东字润之，取名“润园”，就是为了纪念他。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旧宅坐落在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这是一所3层带地下室的西洋楼房，属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其布局别致，造型精美。不过，虽在天津安了家，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经常居于此处。倒是他的家人亲友经常将这里作为落脚地。
名人故居林立
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典型的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浓厚的历史感是特有的；因为许多近现代名人都在五大道留下了足迹，几乎每幢建筑里都蕴涵着故事，充分展现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让人目不暇接的小洋楼只是人们认识五大道浅显的表象，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徐世昌、曹锟、顾维钧、孙殿英、张伯苓、张自忠等百余位中外名人和他
们的故事才最能体现出五大道所蕴涵着的深厚人文历史。近代历史的风雨烟云，政治人物的浮沉逸事，似乎都镌刻在五大道地区幢幢洋楼斑驳的墙面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以及楼主的人生命运，时常引发观者的唏嘘慨叹。
北洋政府先后下野的4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都蛰居于津门，每当路过他们的寓所故居时，伴随着父老曾讲述的旧闻轶事，人们都会引发许多谐趣遐想。
黎元洪在津的别墅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据说他本人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此日，便燃放焰火并放映电影，邀请亲朋与邻居出席共庆。1928年初夏，黎元洪脑溢血复发失语，6月3日病逝。6月28日，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他因此成为自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４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
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下）
别致的地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大道地区还是天津城南的一片坑洼塘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当时有“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等似是而非的地名。后来，这里被划为英租界。从1919年至1926年这7年间，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垫洼地修建道路。重庆道于1922年建成，彼时命名为爱丁堡道、剑桥道。随后，大理道、睦南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等相继建成。当时，英租界当局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城市名来命名新建成的道路。例如：新加坡路（今大理道）、香港道（今睦南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伦敦路（今成都道）等。
五大道地区地名有三个特点：一是独立宅邸居多，里巷数量较少，而名人名楼概以门牌为标识，不另命名，也不设匾牌。二是街巷通名以“里”为主，“胡同”之名在此销声匿迹。三是出现了“大楼”、“别墅”、“村”、“坊”一类公寓庄园的通名，如香港大楼、马场别墅、剑桥大楼、安乐村、育文坊等。这些别致的地名与天津历史上的老地名，如户部街、如意庵前街、袜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大异其趣。
争奇斗妍的特色建筑
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也是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就是马场道。洋人在天津设立租界后，最时尚且盛行的文体活动就是赛马。每次赛马会举行比赛，天津各洋行关门歇业，海关也停办公事。在19世纪末，英国商人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了一座大型赛马场。为方便往来，就在赛马场和英租界之间修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遂以“马场”命名，路长3410米。在天津几乎找不到一条坐标方正的老街道，斜街歪巷比比皆是，马场道也不例外。
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就是马场道121号，一座始建于1905年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花园别墅。由于英国学者达文士在此居住，人称“达文士楼”。马场道上还有两座著名的大型建筑——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都坐落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北疆博物院创建于1922年，是中国近代开设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创办者是法国学者离桑，他的中文名字叫桑志华。其建筑为平面的“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
马场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外国语大学校门一侧高大气派的法国罗曼风格建筑——法国人在1925年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主楼。三层高楼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赛尔式瓦顶，圆形大钟，堪称民国时代典型建筑风貌。
睦南道全长1968米，幽静的道路两旁，在绿树掩映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次第排列。漫步其间，使人感到道路、别墅与街、树三者相距空间的尺度恰到好处，而且每一幢洋楼别墅风格各异，毫无雷同。这里有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旧居（睦南道141号），楼房为典型英式建筑，大坡度，尖屋顶，开天窗。因东陵掘墓而声名大噪的军阀孙殿英，其旧居（睦南道20号）始建于1930年，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具豪华气派，迎面的几根绞绳式立柱显示出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睦南道24号），主体为四层砖木结构，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三层楼的平台布局结构各不相同，外墙用烧焦的砖垒砌，俗称“疙瘩楼”。该建筑曾为伪满洲国领事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旧居（睦南道50号），红砖清水墙，坡瓦斜顶，颇具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大理道全长1745米，两侧房屋多为英式单体小洋楼，私密性和隐蔽性非常强。蔡成勋旧居（大理道3号、5号），主楼外观为法国罗曼式公馆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楼正门
历史大道篇二：历史的重要性
历史的重要性
《易经》，第二十六卦山天大蓄卦。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老子《道德经》：“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史记》都是记载历史，为使后人汲取古人成败之经验，而不致重蹈覆辙。“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先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旧唐书·魏徵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弟子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
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意思是说,要掌握“大道”,必须先研究蕴含着“大道”的历史。
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
习近平：“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忘记历史意味背叛，否认罪责意味重犯”“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今人把古圣先贤的教诲遗忘了，甚至误解了，还轻侮古圣先贤，嫌弃先哲封建落后，好像孔圣人已经料到千年之后，有人会“侮圣人之言”。所以吾辈有责任重拾圣贤教育
历史绝对不会重演，但历史却惊人的相似。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历史大道篇三：大道至易至简
“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 余秋雨：中华文化长寿的八大原因 第一因：体量自觉。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样文化的能量。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辽阔的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为多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中华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这让各种互补的生态翻腾、流转、冲撞、互融。与此同时，人将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先秦时期，人口就有2000多万；西汉末年，6000万；唐朝，8000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2亿；清道光年间，达到4亿......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之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型：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具有一种天热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而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夏收的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这就是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素质。中国虽然
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期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而海岸，由于缺乏像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中华文化一直与之不亲。中华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也就避免了被别人的毁灭性的报复。且文明一旦被绑上了战车，成了武器，那还是文明吗？
第三因：力求统一。统一的伟力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主调，远远超过历史分裂的暴力。没有来过中国的德国学者麦克斯.韦伯，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中华文明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要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而且是难以反驳的理由。秦始皇的“大一统”，看似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为，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而且时间一长，广大民众对于统一的命题，也就从服从走向适应，最后沉淀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即“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使得中华文化整体不易溃散。
第四因：惯于有序。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具有“秩序归向”，而不是现在频频在远方的“举止脱序”。古代，当巴比伦人抬头在研究天文学
和数学的时候，当埃及人在墓道里刻画生死图景的时候，当印度人在山间洞窟苦修的时候，中国人却花费极大精力在排练维系秩序的礼仪。孔子奔波大半辈子，主要目的也想恢复周礼，重建秩序。多少年下来，从朝廷到家庭，从祭祀到节庆，处处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也只有中国人把秩序的建设作为生涯要务。其他文明都因失序而败亡，唯中国，明确秩序成为社会经纬，结果，中华文化也因为有序而延寿。【秩序，对外，是礼仪分际；对内，是心理程式。内外相加，组成一种明晰有度的生命节奏，一种可视可依的立体结构。有了秩序，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了前后左右、上下尊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无序所带来的巨大伤害。秩序，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一种必须时时顾盼周际的不自由，一种蜷曲于种种规则中的不舒畅，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无序，初看是一种解脱，其实是一种恐怖，如各种“群体踩踏事件”，就会明白从无序到恐怖的必然逻辑。儒家认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先建立心中的秩序，进而把“齐家”的计划直接推向“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了。于是一个以“私人空间秩序”比照“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其预想结果是“家国同构”。由于家庭秩序、血亲秩序是坚韧的、明确的，可长期持续的，这也使得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变得坚韧、明确，可续了。千年未溃的中国秩序，就是这么存在的。但中国儒家习惯把朝廷视为天下，结果，公共空间的问题看似包括了却始终被排除在外了，相反后来的欧洲解决得更好，中国旅游者在国外“举止脱序”也与此有关。】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
第五因：简易思维。长寿的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肥肠满，大腹便便。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抓住了命脉，即“人文”，《周易》说：“关乎人文异化成天下”。因此，对鬼神传说，敬而远之；对万物珍奇，疏而避之；对高论玄谈，笑而过之。典籍之首，数《周易》。这个“易”字，第一则含义是“简易”，第二个含义是“变易”；连在一起，就是以“简易”的方式研究“变易”和“不易”。诸子百家之首，数老子，全部著作只有5000字，从内容到形式就倡导“极简主义”。最有名的孔子，传世著作《论语》，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在根子上，中华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使得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国威胁论”，一半来自不了解中国的政客，一半来自中国自己的不传播。
第六因：以德为帜。中华文化始终崇德。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课件，早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哲人已经触及了德、智之间的艰难选择。当代有人分析，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智性文化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了科学思维，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智性文化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虽然令人称道，却在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带有道德瑕疵的成功。是很难维持的。
第七因：中庸为轴。中庸最简单的解释，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也是指普通的延续态。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往浅里说，这是一
种办事方式，寻找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可行的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路；往深里说，这是一种可惜的弹性哲学，一种灵活的松软状态，一种平静的两相妥协。一种灰色的世俗宽厚。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相比极端主义，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这是全民数千年的集体选择，进而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中庸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文化本能。这也与农耕文明有关。孔子把中庸说成是最高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第八因：特殊门径。科举制度，中华文化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选拔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统一标准、统一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逐代选拔，中华文化有序延续、有效延续；全民动员，强化了文化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屡败屡考，终身应试，提高社会安全系数；儒家经典接力负载，生气勃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八股模式”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而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作弊造假案件，直击吏治命脉和文化命脉。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成为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
前四点，是中华文化紧贴大地的宏观选择；后四点，是靠近文化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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