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路
发布时间:2017-01-29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之路篇一：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状况：位于丝路中央位置的帕米尔高原西侧，是久负盛名的蓝宝石产地，这里所产的宝石在很久以前就被运往地中海沿岸。此外，在帕米尔高原东侧的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和田，以出产玉石而闻名，中国自古以来都以此处所产玉石为上乘之品而极为重视。因此，丝路开通以前，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至西亚诸国“蓝宝石之路”和通往中国内地的“玉石之路”就已经开通了。
张骞西行:公元前138年，带着与大月氏结盟的使命，张骞带领百余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在出了汉朝疆域后不久便被匈奴捕获。匈奴单于让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流放于漠北草原。张骞在此度过了十几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汉朝使者的使命，最后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于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出发13年后，返回了长安。
与大月氏结成联盟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张骞却带回了有关西域的很多情报。汉武帝被张骞报告里所述的有关西域的各种珍奇物产所吸引，特别是被誉为“天马”的大宛产的汗血马。对喜欢骏马的汉武帝来说最具吸引力。此后，在击败匈奴后，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携带了大量的金币丝绸和1万多头牛羊，抵达乌孙，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首次开通了“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原的丝绸、手工艺品传入西域，传至西方，而且也将西域的特产带回中原，为开辟东西方的贸易通商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后汉时代，班超、班勇父子两人威震西域，夺回了曾一度被匈奴所占据的西域，重新设置了西域督护府。班超巧妙地运用外交和武力手段，使五十多个城邦国家服属后汉，这样，在平定了中亚之后，丝路上地交通与贸易进一步趋于繁荣。
唐代的丝绸之路：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了强大而又统一的中国。此时，在漠北高原与匈奴相匹敌的（土尔其系的）游牧民族突厥
也建立了游牧帝国。与汉朝一样，唐朝在国力强盛以后击溃了突厥，使其土崩瓦解，使得东西方贸易比汉代更加繁荣。
但是，自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直到元朝建立，此期间大约三个半世纪中，中国通往西方的这条丝路几乎被废弃。
蒙古帝国与丝绸之路：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征服北亚之后的13世纪，丝绸之路才再度得以畅通，在蒙古铁骑势如破竹的进攻下，这次西征到达德国和波兰，从而形成了包括中国西域、伊朗、俄罗斯在内的空前的大帝国。成吉思汗的子孙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任用波斯人和维吾尔人作官，此时威尼斯商人马克·波罗经西域南道到达元朝都城—大都，他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东方见闻录》。
丝绸之路的衰退：由于公元1498年达·迦马发现印度洋航线，同时奥斯曼帝国又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此，欧洲与中国的通商便得越来越困难，欧洲不得不寻求新的通商道路，海路顿时引人注目，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在安全上和成本上都有较大的益处，海上运输由此成为地方贸易的通道，十五世纪以后，丝路对人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片空白之地。
历史之路篇二：丝绸之路历史演变
丝绸之路历史演变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１、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２、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３、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４、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５、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１、《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２、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
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１、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２、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３、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４、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５、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四）、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１、隋统一后，加强了对南海的经营，南海、交趾为隋朝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今潮州市）、合浦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对外交往港口。
２、唐朝经济发展，政治理念开放兼容，外贸管理体系较完善，法令规则配套，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
３、唐朝海上交通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特别是出发
于广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此外，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律宾岛屿的航线。
４、自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设市舶使后，市舶使（一般由岭南帅臣兼任）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南海贸易，注重经济效益，为地方和中央开辟了可观的财政来源。另外地方豪族和地方官乃至平民也直接经营海外贸易，促使社会生活发生变化。
５、出口商品仍以丝织品和陶瓷为大宗。此外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进口商品除了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占相当比重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国特产。特别要提到的是“昆仑奴”的贩进。６、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对唐代社会的变革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五）、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
１、宋朝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力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是保证市舶司掌握的舶货源源不断地向京师输送；二是尽可能扩大市舶司直接掌握的海外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值。
２、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南宋末海盗活动特别猖獗时则另当别论。
３、由大食国（指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和以西的红海沿岸国家）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达上下竺与交洋（即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西航线。这条主干道的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
４、市舶司制度至宋代已逐渐完备。其职能为：第一，对出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
发放中国商船出口许可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设宴饯行即将出海的中国外商船；护送商船到珠江口；给前往国内其他港口的中国商船以“防船兵仗”等。第二，对进口商船的管理与服务。包括船只到达之前的祈风祭神；检查进口船只有无夹带违禁物品、进口货物的抽解、博买；接待外商、贡使等。第三，其他与外贸有关的事宜。例如向朝廷报告贡船到岸消息，向汴京、行在纲运舶货，出卖舶货等。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中央有效操纵市舶使以控制外贸。５、“元丰市舶条”在加强朝廷对外贸的管理方面影响深远，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
６、流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有：（1）中国政府允许出口者：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允许进口者主要有：香药、象犀、珊瑚、琉璃、珠钊、宾铁、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蕃布、乌樠、苏木等。其中香药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2）中国政府时许时禁者：金银、铜器、铜钱。中国政府不允许者：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一部分书籍。还严禁外国货币进口，以防“紊中国之法”。
７、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历史之路篇三：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作者：葛剑雄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09日 11版）
■演讲人：葛剑雄 ■地点：上海图书馆 ■时间：二○一五年五月
丝绸之路的概念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
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持续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的商道，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这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或是为了对外贸易，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叫月氏，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朝着大夏方向行进。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国力要强，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
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荡荡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个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国。到了西域后，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就需要带很多礼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虑。不要以为，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并且有持续的动力，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我们从喀什到边境，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一过界碑，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全是高山峻岭。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另外，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2003年，我看到，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甚至还包括家具。但是，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谁出价高卖给谁，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所以，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
我国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对于中亚来说，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的话，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前60年，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建立郡、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护府常设地），路途遥远，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等到大事报回来，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有36国，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绿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几万人，小的只有一两百人。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中间全是无人区。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国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更换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东汉之后，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比如说北魏，统一了北方后，又从平城迁都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所以外贸很发达，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战乱重起，那么不仅洛阳衰弱，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唐朝安史
之乱以后，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虚。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以后阿拉伯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
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九世纪，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通过海上，运费便宜，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到了海上开通，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还有其他商品，例如，较粗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到了唐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西面过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交通比较发达，除了海上以外，陆上也通，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外，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里进来，有的海上，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作用的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建丝路经济带，仍然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要么归化入籍，要么保留中国国籍，两选一，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还是要积极的影响？总而言之，一定要预先考虑，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
阿拉伯人对海上丝路的贡献
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海洋观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是错误的。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观念——海洋，代表着财富、希望、交流，人类离不开海洋。特别那些西方的哲学家，甚至马克思也受过这个影响，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海洋边上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而内陆人一般狭隘保守。这话对不对呢？他们讲的海洋，主要是地中海，这个话不适合中国。早期我也不懂，我也认为这话是对的。这些年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西方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盲目用到中国、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它非常特殊，基本上是个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两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罗马、希腊、亚细亚等等。沿着地中海航行，轻易就能接触到异质文明，多种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流。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比较相像——渤海湾。但很可惜，周边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航行条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距离也
不太远，可是这里找不到异质文明。日本、朝鲜历史上都是学中国，他们总体水平都不如中国，唐朝时日本是全盘学习唐朝制度搬过去。这样一来，中国根本没有积极性。所以，海洋对中国的概念和地中海对欧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国的海洋观念，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国的观念，“四海之内”，海，就是边缘，出了海，就没有了。中国人到了海边，决不会像欧洲人一样，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财富，而是穷途末路，天涯海角。对古代中国人有吸引力的是长安，是洛阳，是内地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而不是什么海边。大海对于古代中国只有渔盐之利，打鱼晒盐。到西汉末年，中国的航海其实已经很发达了，汉朝也比较重视航海，但以后却倒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从海上受到威胁，要有威胁才有必要建海军。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只是倭寇，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航海过来。正因为这样，中国没有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胁，用不着过多地加强海防，另一方面，海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像地中海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开拓
正因为这样，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虑到贸易的利益，陆上已经不通，代价太大，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一流。所以，他们就航海到了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这些地方。唐朝后期，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形成了他们的社区，被称为“番坊”。其中的社区负责人也是由其自己担任，称为“番长”，就类似我们的小区选个外国人做居委会主任。泉州的阿拉伯人，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保佑，还有很多清真寺的遗迹。甚至南宋的时候，掌管泉州的海关和外贸的长官，即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叫蒲寿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有没有中国人也到那里贸易呢？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几万唐朝军队进攻石国（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在那里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军队。唐军彻底失败，几乎全部被俘虏。这批俘虏被送到巴格达。军队中有一批是跟着出去的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俘后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后来又传到欧洲。其中有一个人叫杜环，是部队的秘书，在阿拉伯巴格达一带待了九年以后，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写了他的经历，900多字。从这个记录中，我们才知道阿拉伯的情况。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情况。最近，在西安又发现了墓志铭，知道有一个太监曾经在唐朝后期被派出使阿拉伯，到了大食。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贸易还没有发现过。所以，不要以为唐朝时外贸发达，其实都是外国人来做贸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税，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包括南海一号，但是我们一般不介绍这些是谁的船，据我所知，都是外国的船，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的，不是我们主动输出的。一直到近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了菲律宾、中国的台湾、澎湖，到了沿海做贸易。这种情况下，中国官方都还没有直接进行外贸。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准的民间商人在做贸易，不能和别人对我们的贸易相比。
历史上官方对外活动轻经济效益
怎么看郑和下西洋？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榜样呢？客观地讲，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明朝成立后，永乐皇帝觉得明朝建立了那么长时间，原来元朝时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现在还没来，要去告诉他们，明朝已经成立，而且很强大。还有一点是不能公开讲的，永乐皇帝朱棣是靠阴谋手段废了他的侄子才掌权的，他心里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对外的宣传，吸引外国的朝贡，以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说明他是正统，是真命天子，非但国内拥护，而且万国来朝，所以不惜工本让郑和去。一次不行，总共去了七次。郑和去西洋的标准动作是，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船上放炮，召集当地的君主或头目，带民众聚集起来，然后他宣读诏书，宣布大明建立，大明对他们的优惠，鼓励或要求他们来称臣纳贡。如果你听从，就有赏赐，比如金银财宝丝绸。得到的回
报是真的有人跟着来了，还带了一些土产回来，包括香料，还有一些珍稀动物，比如到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据说还有狮子、麒麟，实际估计也就是麋鹿之类。从此以后，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宫内还养着象。没有发现郑和开辟一条航路或者与外国开展什么贸易。在近代梁启超第一个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称他为伟人，称赞他的航海技术。明朝本身除民间写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小说以外，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对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说要看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大臣慌了手脚，赶快回答称找不到了，居然把档案全部销毁。为什么？害怕皇帝看了，再来一次下西洋，但是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比较一下，哥伦布航海，尽管他的船队与郑和不能比，时间也比郑和晚，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西班牙人倾城出动，欢迎民族英雄回来。大家都知道他给西班牙带来了真金白银，找到了新的航路，可以开拓殖民地。中国郑和下西洋没有这样做。另外，据上海交通大学杨猷院士多年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在他之前，阿拉伯人都到过了。这几年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发现的确如此。郑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的家族是姓马的。他父亲一辈的人专门去过天方即麦加朝圣。明朝初年还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所以明朝的资料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时带有外国的水手。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靠看星来定位。不要以为中国古代有指南针，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如果要建海上丝绸之路，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需要开拓创新，好好学习。
我们以前海上包括陆上的活动，经常是只有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比如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为了夺取宝马攻打大宛，结果损失非常大。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又比如我们对外界经常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对国家造成财富的流失，国库空虚，官民都有怨言。这样的例子多得很。隋炀帝一方面在国内老是挖运河打朝鲜，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夸耀，在洛阳大规模招待外国人，把丝绸挂在树上。人家看了奇怪，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怎么丝绸挂在树上？结果说天朝很富，丝绸有的是。招待外国人吃饭，说好不用付钱，我们历来是吃饭不要钱的。这样的开放谁支持呢？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
应吸取对民间贸易限制的教训
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对民间贸易是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比如明朝时中国白银缺少，银价不断上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来了，他们有新大陆的银矿，有大批的白银，照理这个外贸对我们很有好处，但是明朝禁止，不让贸易。怎么办呢？福建人就武装走私，建立一个个的走私集团。明朝政府出兵镇压，他们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雇了日本人对抗，形成所谓倭寇。我们千万要吸取教训，要重视经济效益。
为什么要建海上丝绸之路？我们有自己的产业优势，水泥、钢材、煤、铁产量高适于出口，如果能通过投资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在海外建铁路、港口、码头，一方面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了，另一方面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惠贸易、经济增长获得支撑，成为大家两利的事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身是个很好的事情，是大家都互利的一个需求，不要再说什么挑战世界银行、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之类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亚洲博鳌论坛上，完全是对这些国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强调是双方、多方共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大家都应该明确，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或者经验。现在我们要面向未来，要真正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创新，这样才能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才能在未来发挥对中国、对世界的积极的作用。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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