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篇一：一带一路历史背景

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是什么? 我首先讲一下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丝绸之路是张骞于西汉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然后是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第一，当今世界经济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最强音。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当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要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的道路篇二：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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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以其高远的价值追求、开放的世界胸怀、包容的文化视野、成功的伟大实践，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打破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的垄断格局，走出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窠臼，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应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获得了独立，但西方国家通过建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霸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裹挟进西方体系，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薄弱且被动的一环。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似乎不战而胜。这不仅巩固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而且将西方话语霸权推至顶峰，有人甚至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预言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事实说话，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历史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大跨越和大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走出的中国道路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既没有唯一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自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与实践，是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内在规律。中国道路提供了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的新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在实现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还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践行不争霸、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各国普遍发展繁荣。这些都与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实现发展的老路子根本不同。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暴力”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旋律。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大国崛起之门，也打开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潘多拉魔盒。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为抢夺市场、瓜分世界和获取霸权地位，新旧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再以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行

输出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直接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美国学者亨廷顿直截了当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国强必霸”的“自然”意识。中国道路的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跳出西方霸权冲突历史周期率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面对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身，又是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所需条件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文化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走出了传统“国强必霸”大国崛起模式的窠臼，是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既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营造了有利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又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中国道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道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懈努力，陆续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道路问题。选择发展道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复制移植、照搬照抄；另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试图通过模仿复制快速发展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合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站在大致相同的发展起点上，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得到的结果可谓天壤之别：中国道路使中国发展成就辉煌，而西方道路则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危机和困难的考验，而且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备受世界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中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发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体会到了中国经验的宝贵价值，因此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注重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其实，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逻辑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相似的，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梦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中国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能够为具有相似国情、相似命运和共同使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

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不仅彻底洗刷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根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重塑了中国的世界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历史的道路篇三：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人民要论）

王明生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8日07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以其高远的价值追求、开放的世界胸怀、包容的文化视野、成功的伟大实践，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打破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的垄断格局，走出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窠臼，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应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获得了独立，但西方国家通过建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霸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裹挟进西方体系，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薄弱且被动的一环。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似乎不战而胜。这不仅巩固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而且将西方话语霸权推至顶峰，有人甚至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预言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事实说话，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历史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大跨越和大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道路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既没有唯一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自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与实践，是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内在规律。

中国道路提供了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的新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在实现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还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践行不争霸、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建设，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各国普遍发展繁荣。这些都与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实现发展的老路子根本不同。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暴力”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旋律。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大国崛起之门，也打开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潘多拉魔盒。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为抢夺市场、瓜分世界和获取霸权地位，新旧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再以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直接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美国学者亨廷顿直截了当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历史上，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国强必霸”的“自然”意识。中国道路的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跳出西方霸权冲突历史周期率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面对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身，又是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所需条件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文化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走出了传统“国强必霸”大国崛起模式的窠臼，是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既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营造了有利(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历史的道路)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又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中国道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道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懈努力，陆续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道路问题。选择发展道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复制移植、照搬照抄；另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一些发

展中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试图通过模仿复制快速发展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合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站在大致相同的发展起点上，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得到的结果可谓天壤之别：中国道路使中国发展成就辉煌，而西方道路则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危机和困难的考验，而且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备受世界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中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发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体会到了中国经验的宝贵价值，因此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注重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其实，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逻辑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相似的，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梦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中国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能够为具有相似国情、相似命运和共同使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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