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7-01-25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北京的历史篇一：历史上的北京城
历史上的北京城
侯仁之
二、 作家资料
作者小传
1911年12月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之外只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和我一起成长。父亲当时任教于抡才学校，我和弟弟在母亲独出心裁的教养下，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
我读完小学后，主要由于时局动荡不安，经过四次转学，最后才得毕业于通州潞河高中。因此我在中学的正常学习，颇多损失。但是从一年级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引发了我对课外阅读的极大兴趣，足以补偿六年间正常学习的不足。这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从同学那里第一次借阅到一本文学作品《超人》，其中“离家的一年”这一篇深深触动了我。书的作者正是日后以《寄小读者》而深受广大青少年敬爱的冰心，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度过的。时值“国难”当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在课外阅读的启发下，决定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我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我还得到了博闻强记、贯通古今的邓小诚(文如)教授的及时指点，也使我深受教益。这时在课外参考书中，我又开始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
在燕大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我应新兼任历史系主任的颉刚师之命，留校为研究生兼作助教。他创设了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指定我事先为学生写好参考资料，作为现场实习之用。我早就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这时参考资料的写作更进一步增加了我自己对北京古城的一些认识。可是这一学年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相继沦陷，颉刚师被迫离校南下，我就转为煨莲师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完成了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实际上我这时的学术思想已经向着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为此煨莲师事先为我安排了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机会，只因欧战阻隔，未能成行。更加严重的是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战爆发，燕京大学立即遭到日寇查封，当时我已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因此遭日寇宪兵逮捕，因“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才于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达比或译作德贝)教授，正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的变化，历史资料十分重要，实地考察以及人类活动遗迹遗物的深入研究更加重要。正是在他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使我得以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1949年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到达北京
的第三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我与欢呼入云的群众站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满怀激情，真是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
当时，我仍然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转年春学期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大学历史系课程目录中列有“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我即建议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公开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我又应梁思成教授之约，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兼课，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这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更为重要。尤其难得的是梁思成教授作为新成立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还推荐我兼任该委员会的委员，使我感到学有所用而深受鼓舞，为此我根据当时在西北郊规划建设文化教育区的要求，完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即“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
时隔两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来燕园，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教学行政
“文革”中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两年，劳动和磨难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增强了自信，终于使我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有幸得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也开始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早在1957年夏，中央教育部曾派我出席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主持召开的“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前我仅有的一次国外活动。“文革”以后，从1980年到1996年，前后出国十次，或是讲学，或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先后担任过客座教授、住校访问学者、国际地理学会学术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员。做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以及我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考察的学术讲演、介绍过中国地理学史的专题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卓越成就等等。以上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中进行的，也有的是在西班牙和荷兰。其中使我收益最大的是1984年1月，我作为路斯基金学者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北京和华盛顿两个首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为此我还曾利用暑假到该校设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心，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写成专题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一文，这一研究对中外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工作，我和该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国际著名学者瑞溥思(John W.Reps)教授结为好友。他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宠伟的华盛顿——首都的规划设计和发展》，也正是我这次前来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由此，我认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是有广阔前途的。
1984年我初来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曾于7月初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荣誉科学博士”称号。我当初的导师达比教授早已转往剑桥大学任教，却特地赶来参加这一仪式，使我深受感动。
我的另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是促进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我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其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我国却尚未参加。1985年4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我国政府应尽早予以批准的书面提案，由其他三位委员联合签名，终于得到批准。我国首次得以列入这项保护公约的，在北京就有三项，即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博物院。日后列入该项公约的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已经大大增加。
1991年秋天，我再次访问康奈尔大学，乃是接受瑞溥思教授在华盛顿建城200周年所出版的一部巨著：《华盛顿图说——1790年以来的首都》，书的扉页上印有如下的字句：“给我的朋友和同行，在北京的侯仁之和在莫斯科的瑟奇·奥泽戈尔(Sergey Ozhegov)”。因此我在赠送仪式上作了有关北京和华盛顿在设计思想上的比较研究的演讲，作为答谢。
1996年5月我又应邀出席美国克莱尔门特·麦基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召开的一次国际讨论会，题目是“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我考虑到自己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是在燕京大学的学习中，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使我得以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下，终于探索出自己科学研究的方向。最后，又是借助于原来的北京大学分校，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友会支持下，于1991年初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委我兼任院长，并得以继续编辑出版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享誉海内外的《燕京学报》。“饮水思源”，终于促使我写成了一篇“我从燕京大学来”的回忆录，并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同样题目的发言，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最后应该补充一点，即我还曾尽可能的献身科普读物的写作，事出有因，此不赘述。
(1997年5月23日凌晨，在布谷鸟歌声中，
完稿于燕南园61号阳台。时年即将86岁。）
——《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北京的历史篇二：北京是一座深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
北京是一座深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为这里留下了无数的历史发展的印记，京味儿文化是由皇家文化和平民文化共同组成，北京古建筑是北京历史悠久的活化石，而皇家园林在北京的古建筑之中，又占有绝对的地位。
北京的皇家园林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建筑史上杰出瑰宝。这里有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古长城，有建于西晋的潭拓寺，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帝王用来祭天、祈谷的天坛,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显示了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古观象台，还有位于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陵建筑群，以及铭记了英法联军侵华罪恶的圆明园，著名的燕京八景等等，都是每一位想了解北京皇家园林文化的直观教科书。
都城的历史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几代帝都和今日中国首都的北京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缩影，北京是古老的，是民族的，但又是一座风骨依然雄风健在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的悠久定力，使得现今的北京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一颗璀璨的巨星，而北京的皇家园林建筑，自然是这个星座中最为壮观耀眼的魅彩恢虹。
北京的历史篇三：北京历史与文化
北京历史与文化
第一章、导论
北京的概念
什么是北京？
“北京”作为一个地名概念，首先它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北京包括中国历史上所有曾经叫过“北京”的区域。而狭义北京的概念可分为“历史上的北京” 和“当代北京”两部分。
广义“北京”之例
唐及五代中的唐、晋、汉三代都以它们的发祥地太原府为“北京”(在今太原市西南晋源镇)。
宋代仁宗时，曾把河北的大名府改称“北京”(在今河北大名的东北)。 明洪武初年，曾把开封府改称“北京”(今开封市)。
历史上的北京
从夏商周时期的幽州、周初的蓟城；再到战国时期的燕国；
秦代广阳郡（郡治蓟城）与上谷郡、渔阳郡；汉广阳国与上谷郡、渔阳郡、涿郡；
魏晋时期的幽州、蓟城；隋唐五代的幽州、涿郡、渔阳郡与幽州大都督府 辽陪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
当代北京
北京市简称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和直辖市、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中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中国第二大城市。
行政区划(十四区二县):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门头沟区，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延庆县，密云县。
第二节、北京历史分期与特点
目前学界四个时期的划分：
（一）70—20万年前到公元前222年。
自北京地区有古人类活动始到城市的
起源与早期发展（西周燕国）。
（二）公元前221年——公元937年
从封建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
易枢纽到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城市。
（三）公元938年——1949
中国传统帝制时代全国政治中心的形
成与演变。
（四）1949——今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发展历程。
——（参见《北京通史·总序》）
北京历史的三个“关键点”
一、北京有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考古发掘证明，北京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50—70万年以前。
二、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体现。
三、北京有一千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北京历史发展的“三个千年”
三千余年的文明史与城市史
第一个千年——公元前一千年（商周时期）
第二个千年——秦汉至隋唐时期
第三个千年——辽至清代
北京历史特点
文化源远流长，历史非常连贯，地位不断递升。
方国中心——北方重镇——割据政权
都城——北中国政治中心——全国政
治中心——国际大都会
作为都城的历史变迁
三千年间，北京九次成为都城。
蓟、燕、辽、金、元、明、
大顺、清、民国（初期）
中国皇朝政治中心的摆动，前一千年东西摆动，后一千年南北摆动，呈现出“十”字形特点。变动的结局则是北京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
(二)、北京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大融合、大交汇之地，尤其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带。
严文明先生关于文化区的研究
宗教文化之例：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五塔寺（明初建筑的印度佛教风格）
（三）北京历史文化的开放性、包容
性与多元化。
雍和宫与藏传佛教
（四）政治、军事地位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历史与现实：政治文化资源的过度
集中，经济与社会承载力的困境。
人口、水源、交通、环境
例证：“南水北调”“逃离北上广”
第三节、北京历史研究概述
北京史的基本史料
《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析津”一词源于析津府，在辽对宗开泰元年(1012)，改南京为燕京，改幽州府为“析津府”，因而辽代的燕京亦称“燕京析津府”。）
《宛署杂记》二十卷，（明）沈榜编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清）于敏中等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春明梦金录》七十卷、《天府广记》四十四卷，（清）孙承泽撰。
《光绪顺天府志》一百三十卷，（清）周家楣（顺天府尹）总裁、缪荃孙总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二、北京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侯仁之与《北京历史地图集》
编制缘起与历程：
初步设想
1949年5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叶剑英）负责古都北京的改造和规划设计。1951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侯仁之（兼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向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梁思成提出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建议，得到梁的大力支持。但1952年院系调整，侯的设想落空。
2、人民大会堂“古河道”与总理指示
1958年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开挖地基时发现附近地区有深埋的废弃古河道。
北京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指定侯仁之组织力量考察研究并复原北京地下古河道分布状况。
1965年春侯仁之向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汇报研究成果，万里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编制北京历史地图的意见。编制工作再次提上日程，但随后的文革使之再次搁浅。
3、文革后的重新起步
1979年北京市测绘处（后为测绘院）召开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工作筹备会，成立编辑委员会。北大教授侯仁之任主编，北京大学、北京市测绘院、北京社科院等单位的21位成员共襄此举。
历时七年，1986年地图集初步编制完成，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万里题写了书名。
4、社会反响与评价
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善之区的首善之作。惟实地考察至五十余次之多，行程达五千余公里，其他省市恐无力效法耳。他省市可取义为则，取法乎上，庶几可得乎中。是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亦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
陈桥驿（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
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我曾经指出这是历史地理学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而对于这部《北京历史地图集》，我同样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者侧重不同：前者是一部小比例尺的大区域历史地图集，而后者则是一部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历史地图集。除文献功夫之外，其野外考察之方法与成果尤其值得注意。 侯仁之与北京史研究
1955年《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侯仁之文集系列）
北京城市文明的诞生、发展与规划；北京的河湖水系变迁与水源；北京历史地图与城市地理的研究。
《北京通史》（十卷本）
北京市社科院集体成果
前期准备：
1980年编辑六十余万字的“北京史大事记”，后整理出版《北京历史纪年》。
1983年，在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二三年级开设“北京通史”课。
1988—1990年，编辑出版四十余万字《北京历史纲要》（上下册）。 1987年，《北京通史》课题组正式成立，相关研究计划启动。
主要内容与编辑体例
叙述自约七十至二十万年前出现“北京人”活动起，至本世纪80年代末至，历史上北京地域范围内发生的主要史实。
本书体例：
卷一：远古至魏晋；
卷二：隋唐五代
卷三：辽代；
卷四：金代；
卷五：元代；
卷六：明代；
卷七：清代上（1644—1840）；
卷八：清代（1840—1911）；
卷九：民国；
卷十：当代
对《北京通史》及北京史的讨论总序（曹子西）历史纵向叙述（历史脉络与主要线索）与横向叙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城建、社会生活）相结合，中国通史与北京地方史内容的交叉与结合。
《北京通史》的问题：
政治史的内容与框架过多，与中国通史有重复之嫌。
内容犹如大拼盘，政治、经济、民族罗列，缺乏整体性的内在联系。
可开拓之处：如何发掘出北京自身的演变脉络与其地域文化的特色，仍需进一步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
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课题组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郗志群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燕史集》，阎崇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罗哲文等著《北京历史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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