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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贴士------------------------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文革”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文革”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文革”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