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父辈》看当代德国对二战的历史反思

　　内容摘要：《我们的父辈》作为第一部以战败国为主视角反映二战的电视剧，在浓重的反思色彩下，建立起战争亲历者和后辈面对历史的敞开对话，反映了当代德国人的集体回忆和自我救赎，对战争罪责的反思达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
　　关键词：战争亲历者 对话 历史反思
　　德国电视二台（ZDF）耗资一千四百万欧元精心制作了一部3集270分钟的二战迷你剧集《我们的父辈》。此剧在2013年一经播出，收视率居高不下，也引发了公众的集体讨论，《明镜》周刊称此剧为“德国电视的转折点”，电视剧版权被卖到了世界上82个国家。《我们的父辈》的巨大成功也使得剧组斩获众多电视奖项，其中之一是2014年度的国际艾美奖。对于多数中国观众而言，《我们的父辈》是他们看过的第一部德国剧集，惊叹于德国人的历史态度与用心雕琢，豆瓣影评给出了9.5的高分评价。
　　一.战争中五个年轻人的命运
　　《我们的父辈》通过五个年轻人在战争中不同的生命轨迹讲述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困惑与挣扎、死亡与重生。故事开始于1941年6月的柏林，五位年轻的好友各自满怀着对于战争胜利的希冀和个人命运的憧憬聚会在柏林的一家小酒馆，并乐观地认为，战争将于第二年结束，他们相约圣诞节在此重逢。国防军军官威廉·温特已在军中崭露头角，视服从为天职；弟弟弗里德海姆则是敏感文青，刚刚入伍但怀疑战争；单纯的夏洛特立志成为战地护士，为元首和人民服务；美丽的格蕾塔爱慕虚荣、幻想成为歌星，她的犹太人男友维克托预感到日益猖獗的反犹浪潮，只盼早日逃离德国。
　　五线并进的叙事以血腥的侵略战争为核心，以聚—散—聚的人生跌宕把个体命运编织进了对历史的审视与反省中。历史的泥沙俱下让曾怀有美好向往的年轻人的灵魂受到了拷问，身体受到了摧残。威廉在服从与良知间彷徨，最终选择做了逃兵，忧郁的弗里德海姆成了杀人机器并用自杀式冲锋解脱了自己，单纯的夏洛特从“德国女性的代表”变得异常痛苦麻木，歌手格蕾塔因为讲真话而被投入监狱枪毙，一直在逃亡的犹太人维克托反而历尽劫难后九死一生。1945年战败后的德国，五人只剩三人，又在柏林那家小酒馆重聚，四年前那个欢乐的夜晚，如今被沉默、眼泪和废墟所替代。
　　二.“我们”与父辈的最后对话
　　《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覿ter）德文的直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剧组主创人员在多次访谈中表示，拍摄此剧的重要目的是要促进代际间的沟通理解，纳粹覆灭已70余年，现在是儿孙辈与战争幸存者之间进行对话的最后机会了。为了还原和重述历史，剧组走访了大量的当事人，考察了真实的史料。剧中刻画的是德国最后一批二战亲历者，他们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这段历史需要补充个体的声音，重述那段历史是为了以免重蹈覆辙。正如编导所坦言：你虽然没有参与，但你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参与了，你必须知道，你不能忘记。与以往抽象说教的历史观不同，此剧是以“从下看”的视角建立起主人公的个体身份与宏大历史的对接。我们的妈妈和爸爸、祖母和祖父，他们是如何成为这场罪恶战争的一部分？他们怎样参与了战争的暴行？《我们的父辈》向观众展示了当年的德国年轻人面对二战、面对种族迫害、面对友情的选择。剧集并不回避这些初入战场的年轻人，还有社会普通民众，他们被意识形态所感染，产生错误的战争愿望、反犹情绪和暴力行为。剧集也投入了更多的篇幅，细致入微地揭示了非正义战争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的创伤与毁灭。在剧中我们看到，国家民族主义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任何人都可能在战争中犯罪。剧中的年轻人，没有一人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他们的命运没有载入任何历史书籍，《我们的父辈》正是要用影像留住他们的自我审视与深刻反思：这场战争只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呈现出来。
　　三.反思历史是集体责任
　　虽然到了21世纪，德国人依然认为对这个国家的纳粹历史要鲜活地保存下来。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教授Arnd Bauerk？覿mper认为：“这不再是关于内疚负罪，反而成了一种集体责任。”《明镜》周刊的文章也写道，尽管毫无道理可言，但在他人怀疑的目光中，德国人仍被视为特殊群体，历史的局外人，他们无法自信，必须经常通过反思来重塑自信。战后的德国政治上承担起了赎罪的责任，对于二战给世界所造成的可怕灾难进行了深刻反省。德国修建了很多有关二战的纪念碑及纪念馆，让新生的一代了解这段耻辱歷史。经济上向侵略过的国家支付战争赔款，这笔款项已达上千亿美元。对于那些由于纳粹德国的暴行而受到伤害的个人，德国政府亦给予各种补偿。也许正因为德国人认罪、赎罪的心理过于沉重，德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对于这段历史的审视也是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寻找出口。格拉斯的《铁皮鼓》和伦茨的《德语课》作为德语战后文学经典，在后期也被拍成电影，都是从孩童的视角观察成人世界的纳粹狂热。近年来的《帝国的毁灭》、《浪潮》、《朗读者》等优秀影片，对纳粹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机制根源，对在国家政权的罪行中公民负有何种集体责任等问题，都有过深入的触及，但说教讲道的他者立场似乎与普通民众拉开了一段距离。在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从胜利国视角拍摄的《兄弟连》、《拯救大兵瑞恩》等二战影视剧中，始终贯穿了正义的主旋律和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而德剧《我们的父辈》则在战败国浓重的反思色彩下，采取了逼近现实的写实手法，以五个普通年轻人的命运为主线，并将女性作为主角之一融入到二战的炮火纷飞中。他们作为当代人的父辈、母辈，切身经历了战争的荒谬、人性的扭曲。他们从最初的战争拥护者、希特勒追随者，在目睹了更多的人死于战争的暴行之后，逐渐丧失了对元首、人民、祖国甚至于自己的信仰。德国人自我视角的历史讲述具有特殊而真实的意味，他们的命运千疮百孔，个体所受到的时代裹挟以普遍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使得该剧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上升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
　　四.历史与故事的相互契合
　　德国1990年统一以来二战剧的模式，正如传媒学家Thobias Ebbrcht所言，是一种将真实历史和虚构情节混杂的“纪实剧”（Dokudrama）。剧情通常展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历史风云，还原第三帝国以及民主德国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剧中故事常常围绕个体的命运展开，但要在故事叙述中凸显内容和形式的真实可靠。为了追求宏大的背景和精确的细节，此类电视剧的拍摄成本巨大。《我们的父辈》采取了美剧的战地拍摄技巧，手提摄影在战斗空间内力图紧跟士兵，镜头的快速切换，士兵目光下晃动的画面，被击中者的放大特写，火焰映照下士兵恐惧的神情，无不给观众传达了战场上的惨烈情形。随着情节的发展，真实的历史画面和威廉的思辨性回忆、交替插入的叙述者旁白，《我们的父辈》将文献见证与虚构故事做到了无缝融合，从而给戏剧性的故事赋予了历史的厚重和真实。《我们的父辈》播出一轮后，德国电视二台又播放了一部纪实影像，作为整个剧集的特别篇。片中采访了五位战争亲历者、角色的原型、以及二战史的研究者。从他们的口述历史中我们看到，幸存者没有回避历史，没有回避自己的罪恶。主创人员、受访者还有观众共同反思这段耻辱的历史和注定失败的战争，反思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德国人民也为此付出的代价。从电视剧中三位主人公战后重逢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幸存者疲惫的身躯下心灵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曾伴随着无数战争亲历者直到终老。他们多年默不作声，而如今面对追问敞开了回忆和忏悔。《我们的父辈》普通人的属性给观众带来更多的认同感，因为这是他们父辈在历史洪流中的一个缩影。
　　作为以德国人的视角直接描写二战的连续剧，《我们的父辈》具有反思的态度和决心，但是这部剧的历史观依然受到了质疑。批评者无法想象没有呈现大屠杀的苦难，德国人竟然讲起了自己的苦难。波兰人更不能容忍剧中的波兰游击队竟然被刻画成反犹分子，因而把德国电视台告上了法庭。编导安排故事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展开，故事的主角又是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无疑会使得严肃的历史罪责相对淡化。正如我们先前所述，德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思二战，电视剧的画外音清楚地表达了德国人对欧洲的毁灭负有责任。在《我们的父辈》中，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目的，年轻人也表现出恶的一面。格蕾塔靠做纳粹军官的情人来发展演艺事业，夏洛特出卖了帮助过她的犹太医生，威廉会同意逼迫农民以身探雷，弗里德海姆吊死游击队员、朝孩子开枪。几位年轻人不是普遍意义的战争受害者，他们代表了战争的亲历者，他们可能会成为机会主义者、杀人犯或告密者，这是战争带来的更为可怕的东西，因为在一个特殊时期内，没有人能够逃脱极权体系的控制。《我们的父辈》是德国人的一次集体回忆和自我救赎，是经历战争的祖辈、父辈和当代人面对历史的敞开对话。在对战争、人性深刻的反思之下，我们看到，罪恶的根源是纳粹政权、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的民众群体。文明社会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依然任重道远。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7BWW011）；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6XJJS36）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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