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大一国文

　　“大一国文”，已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但却经常被时人缅怀。来新夏曾连作《说说“大一国文”》和《再说“大一国文”》，呼吁在大学改革时增设大一国文课，并重印《论孟一脔》及陈垣编《国文读本》：“我将馨香默祷其事之有成！”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能够让两位大学毕业四五十年的先生念念不忘，大一国文课的魅力可见一斑。

一

　　十九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教育逐渐兴起，出现了公立、私立及教会三类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如何推行大学国文教育，成为政府和高校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九0四年，张之洞等向清政府提交《奏定学堂章程》，在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和“读经讲经”科，不同学堂和学年授课目标略有不同。然而，此时在上海编订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认为两科不符合普通教育原理，坚持原则编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代替，并被各学校采用，“国文”一词始行世。一九0九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正式承认“国文”科的合法地位。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保留了“国文”科。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的“基本科目”，与党义、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同列为“共同必修科目”，“大一国文”遂成固定词组。
　　然而，虽有教育部的明文规定，民国大学国文课的开设还是因校而异。据李瑞山等《民国大学国文教育课程教材概说》（《中国大学教学》二0一五年第八期）一文征引时人谢循初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尚未开设国文课程；已开设课程的大学，学分设置也相差很大，如浙江大学二学分，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四学分，清华大学、大夏大学、齐鲁大学、安徽大学六学分，厦门大学十二学分，沪江大学则高达十六学分。从这份名单可见，立足本土传统的高校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对国文课的设置并没有高度重视；而教会大学如齐鲁大学和沪江大学等对国文教育则显得更加重视。不仅如此，燕京大学要求所有学生“大一”“大二”年级必修国文课程，文科最高时必修十六学分，理科最高时必修八学分，其全校必修内容为“名著选读”，分二学年授课，“大一”主要选授白唐宋至近代的名著，“大二”选授自先秦至六朝的名著，并要求学生购买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一部作为参考；沪江大学将国文课扩展至大学四年必修，内容包括经学节读，选读名家论说、策论、杂著、学术史等；辅仁大学则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编选教材、培训教师、统一考试。教会大学如此重视国文教育，是教会大学中国化改革的结果，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主义深刻认识后适应中国国情的自我调整。
　　全国抗战爆发后，各校国文课的设置及内容更加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国文教育的一个共性特点：山东大学国文教材“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叶圣陶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大学讲授国文课时，常在课堂上谈抗战时局，他写的每一篇诗文都与抗战有关，引导学生关注神州大地正在开展着的“惊天动地之血战”；缪钺在给浙江大学学生上课时，结合文学课内容对古代爱国诗人、词人在民族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坚贞民族气节尤加宣扬，选讲岳飞、辛弃疾等人的名篇（李仲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团结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国文课由中文系教师组成“大一国文委员会”安排课务、编选教材和进行授课，课本由任教老师组成“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选编为《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包括读本及作文，计六学分，其中读本四学分、作文二学分，由中文系教师讲授。《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选文言文二十篇，中篇为语体文十五篇，下篇为古诗四十四首。从内容看，选文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一方面，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联大中文系的教师们倾注了家国之感和爱国热情，在文言文和古诗选篇上倾向于战争和有关名臣烈士的内容，如《鲁仲连义不帝秦》《史可法传》等史学名篇，屈原《九歌·国殇》、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古诗代表，特别是以陆游《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作结，表达了先生们对于收复河山、取得抗战胜利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联大教师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篇幅虽少于古诗文，但也把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风气从北平带到相对封闭保守的西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九四。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决定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人负责编选。一九四二年，该编委会拟定《大学国文选目》，选出五十篇文言文，没有语体文。一九四三年八月，由国立编译馆印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正式发行。围绕此部颁教材，魏建功、朱自清、朱光潜、黎锦熙、罗常培、杨振声等分别发文讨论大学国文教育问题。西南联大教师更是认为此教材有严重的复古倾向，因此编选了一部《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作为补充教材，其目的便如杨振声在该书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所言：“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的文明”，“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

二

　　辅仁大学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他不仅身体力行，亲授此课，还遴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承担课程，切实指导他们的教学工作。为便于全校授课和统一考试，陈垣在主持校政之余，还自选、自编、自校一套《国文读本》教材。现存辅仁大学《国文读本》有陈智超教授收藏的“励耘书屋”稿钞本及国家图书馆藏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一九四0、一九四一年的鉛印本，另有附录《论孟一脔》单行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我曾见到“励耘书屋”稿钞本及上述四种铅印本原件，在对历年选篇变化进行梳理、对原文进行校对的过程中，发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陈垣在篇目选择、顺序编排、文章裁选、排印形式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灌注着自己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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