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启蒙的坚守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九十年了，今天重温那“激动人心的年代”

　　仍能从中得到深刻的现实启示，不能不由衷敬佩那一代先驱的高瞻远瞩

　　但同时，也不能不为他们提出的“主题”仍未过时而颇为遗憾

　　启蒙与人的自觉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也是五四精神的高度概括和象征，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究其实质也就是启蒙精神。

　　启蒙运动源自18世纪的欧洲。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近代中国开始认为欧洲之长仅是“制器”的物质文明，因此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人认识到仅有“物质文明”并不能学到真正的富强之路，于是有了变革政制体制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却并没有结束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这些使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认识到欧洲的民主与富强不仅在其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而在其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文化，因此他们提出要“再造文明”，使中国文化也经过启蒙的洗礼获得新生。

　　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敬告青年”要“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种观点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提出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但是，“固有之智能”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实践中一整套知识体系、结构和理论框架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看法，正是由这种认知系统决定的，不同的认知系统，对世界的看法大不一致。所以，在社会转型时仅有勇气还是不够的，要完成这种转型，同时需要认知体系的变更，应该用新的认知系统取代旧系统，因此，他们才提出“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只有用科学精神、态度审视世界，才能感觉、发现旧制度的不合理，要建立新制度。“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社会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日的中国若“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高张“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先锋们对近代中国屡陷困境深入反思后得出的洞见，确是诊治中国的对症之药石。因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民主政治，反而是一片混乱，甚至发生帝制复辟的丑剧。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们深思、寻找“政治”之后更根本、更深刻的原因，认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个人的人格独立，而这是中国“国民性”所没有的，所以根本之途在于“改造国民性”。

　　伦理革命

　　个人主义是西方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容之一。五四先锋们不仅把旧的伦理体系作为一种习俗观念行为规范等上层建筑加以抨击，而且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加以批判。

　　在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作一比较后，他们认为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这可说是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之言。长期的农业社会，使中国一直处于以“宗法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秩序结构中，君主高高在上，位于最顶端，神圣不可侵犯，“个体”无条件地受“整体”的宰控，没有个性，更没有自由。这样，社会关系完全成为一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国”不但与“家”紧密相联，且被看作是“家”的扩大。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推衍出国家政治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与家庭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所以“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国家家族化的特点。这样，对家族的尽孝与对国家的尽忠便一经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治国之道便与治家之方等同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传统士大夫梦寐以求的抱负。在这种国家、社会体制中，所有人都被纳入父子、君臣、夫妻这“三纲”之中，一张伦理纲常之网将个人紧紧束缚、镶嵌，将全社会紧紧笼罩起来，犹如一个大“家”，统治者是理所当然的“家长”，所以“家长作风”是有制度渊源的。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这篇文章中认为“三纲”的实质在于“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所以谴责宗法社会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在这种伦理宗法本位的社会中，强调的是互相的义务，而不是各自的权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礼学、礼教体系为核心的儒学成为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专制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种思想体系通过种种途径，如读经、科考等等，成为人们头脑中唯一的认知体系。从这种认知体系出发，人们自然将君主专制制度视为“天经地义”，严重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可以说，等级制严密的社会结构和这种认知体系互相作用，才使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如此稳定。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被固定起来，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无法发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稳定、沉闷、单调、呆滞的状况。要破除这种障目蔽智的认知体系，新文化运动必然要批评、反对儒学，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把人从这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平等的人。在人人平等，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条件下，只能建立契约型伦理关系。因为个人的权利是独立、平等的，彼此不能依附，只能“契约”。可以说，个人独立、平等是“契约”的基础。契约精神、契约性道德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市场经济，而人格平等独立的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同样，也只有在人格平等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所有这些与伦理宗法型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对此深有认识，破天荒提出“伦理革命”的口号，呼吁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必须使国民“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所以陈独秀认为“伦理觉悟”是比“政治觉悟”更重要、更根本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提醒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由此，他们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根本不应是伦理关系而应是一种契约关系。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中反复强调：“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

　　这种新的国家观破除了“皇权神圣”、“朕即国家”的神秘观念，实际上批判了“国家神圣”的国家崇拜论。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
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所以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由于破除了国家神秘论、国家崇拜观，论证个人与国家间并无一种天生的必然联系，因此他们自然主张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也是欧洲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康德写下了著名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世界公民”观念。五四一代当然深受这种“世界主义”影响，但他们积极主张世界主义，却并不完全是受外来“世界主义”纯观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出自对自身所处现实的深刻思考。他们用以启蒙、救国的武器—民主与科学，恰恰来源于侵略中国、危及中国存亡的西方。于是一个尖锐的的矛盾便摆在他们面前：即要反对侵略、奋起救亡，又要用西方文化来批判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他们必然要进一步探寻国家是什么，爱国是什么，这个国值不值得爱……尽管他们得出了若国家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时“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的理性认识，于是，救亡与启蒙便某种程度地统一起来，“世界主义”与爱国救亡也并行不悖。

　　陈独秀《敬告青年》的第四点就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明确提出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而不能以“历史国情之说”自外：“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朝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应该说，东西文明是在彼此基本隔绝条件下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必然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彼此很难照搬。但并不能由此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得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没有共性、没有共同参照系的结论。陈独秀果决地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这种态度，的确代表了五四一代的基本立场。

　　爱国而不排外，爱国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而积极主张世界主义，确实难得。

　　解构启蒙？

　　九十年来，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遭际极不顺利。今天，中国的“新左派”与“后现代”又紧跟发达国家的所谓“学术前沿”，否定启蒙，对启蒙运动的一系列观念进行“解构”。他们认为科学、科学观念、科学价值等都是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表现形式。“自由”、“民主”是“一连串资本主义观念”。对于非西方的社会和民族来说，“现代性”是和殖民化的进程相联系的概念。”“中国的五四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简单否定态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被一套西方的话语所命名和书写”，“以西方式的能指指认一个本土的所指”的完成过程。目前之急务不是“开放”、“与国际接轨”，而是抵制“全球化”，维护“特别历史国情”……

　　揆诸史实，五四“新文化”并不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的机械照搬，不是启蒙的横向移植，恰是那一代思想领袖对现实、社会深刻思考的结果。他们是基于中国社会历史需要，引进、宣传了中国最需要的思想，这说明他们对世界大势和国家现实都有深切的认识。他们是真心开放的，也是真诚爱国的。

　　九十多年后，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在转型中，也很容易产生巨大“空洞”，为腐败提供机会和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制衡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在这种社会巨变中，也只有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才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别无他途。因此，在今日之中国，并不如某些“后学家”、“新左派”所言，“启蒙”已经过去，要紧随西方学者对启蒙进行“解构”。相反，与“新青年”时代一样，“启蒙”仍是（本土）当今时代精神的主题。

　　简言之，这种认为“启蒙”、“现代性”在中国已经完成，因此要用发达社会的“学术前沿”对其否定、解构的观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脱离、扭曲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历史，完全机械照搬、生吞活剥产生于另一社会条件中的社会理论。其结果是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为艰难、正在艰难催生的各种“以人为本”的“现代制度”更加难产。此时重温五四精神确实别有一番意义，使人深感“五四”并未过去，时代的主题仍是坚守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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