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美国大学应对市场的经验

　　人类创造的种种制度中，大学是最具稳定性的。随着早年争取自治特权斗争中对自身功能和角色

　　的定位逐步明晰——保存、传递、创造、更新人类知识和人类价值的特殊机构——其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教的大学制度也逐渐确立并一直传承了下来。不过，维护自身特性、坚守自身使命并不容易。大学是极昂贵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提供资金的无论是教会、世俗政权还是后来的实业界，都鲜有只出钱而不试图控制大学和按自己意图改造大学的。这就使得为了维护自身独立性而跟资金来源之间的周旋和抗争成为大学的宿命。与此同时，大学还得面对社会不断变迁的现实，得对社会的需求和期盼作出回应，却又不能跟社会现实了无界限而失却自己的根本特性。这使得与时俱进与保持稳定，成为大学始终要面对的基本情势。

　　但情况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如今，对大学的角色身份、功能使命和制度构成更大威胁的，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和市场运行原则。市场力量和市场运行原则已经在无形中改变了大学的生存条件，并于无形中向大学渗透，并直逼大学核心价值。强大的市场力量避不开、逃不掉、忽视不了，借力打力也打不掉，它就是现代大学置身其间、必须正视的现实。

　　大卫·科伯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一书正是把市场作为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对这一现实条件下的大学境况、大学当何以自处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作者选取了12个案例，其中除开放大学之外，都是美国案例，包括常青藤联盟大学、研究型公立大学、理工学院、作为商业化浪潮产儿出现的营利性学校，甚至如连锁店般的学校……它们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作者通过这些案例，把高等教育在市场和金钱力量催逼下的窘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就是，在资金问题带来的困扰和争夺生源的巨大压力面前，在市场逼迫大学服从它的选择的情况下，美国大学面临痛苦的抉择和身份危机。除极少数声名显赫、财力雄厚的大学暂时还可置身事外，绝大多数大学不是在抗拒中付出沉重代价，就是如作者所说“忙于彻底改造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压力”。至于那些在市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长期主宰美国思想领域、在人们心目中最像古雅典的芝加哥大学在赤字中为理想而挣扎。这所治学严谨的名校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过早专业化，坚持公共核心课程不可动摇、不可削减，看重批评性思维而不是实用性。然而坚守也付出了申请者减少、捐款减少、财政上越发捉襟见肘的代价，这导致能提供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奖学金减少，从而直接降低了对优秀学子的吸引力。于是，在为大学理念而进行的抗拒市场力量的圣战中，她也不得不有所改变。1999年的毕业典礼邀请克林顿总统来讲话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妙改变。这一自降身段却有宣传效应的做法招致了如潮的批评。芝大的其他一些做法同样备受抨击，且至今争论不息，如：在核心课程问题上，以给学生提供在新旧核心课程之间作选择的变通办法而对倾向于实用性的社会现实作了有限妥协和退让；
削减本科教育经费；
为争取生源和捐赠，把跟这所学校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带商业营销色彩的宣传语句悄然写入了招生手册……

　　对这些传统学校来说，怎样寻求市场与学术之间的平衡，怎样做到竞争中既不落败，也不自我迷失，需要极其小心的权衡和摸索。一些大学权衡之下开始跟公司、企业横向联系与合作。这种对双方来说是各取所需的联系与合作，也就是至今在美国毁誉参半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尝试。这个过程中，大学通过与工业的联合，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并利用自己的科研实力而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对这一变化，赞誉者注重的是这些大学在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为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
批评者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是利润原则对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的侵蚀。

　　不过，市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有忧虑，有困扰，但也有希望。市场力量催生了高等教育更加多样的形式，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普遍化。这方面，开放大学、迪弗莱大学有相当不俗的表现。前者作为空中大学，“为大批过去无缘于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正规而稳定的学习机会”。而低廉的学费、著名的教学质量、作为远程教育却极为重视师生直接交流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迪弗莱大学则是美国一所收费昂贵的营利性学校。她的生存策略是优秀和准确的定位。迪弗莱定位为技术性学校，“招收那些看起来不会成功的人”，尽可能在保留学生方面做得与安排他们就业一样出色。尽管学费高昂，但学校的信誉使80%以上学生获得贷款。他们中大多完成了学业，改变了人生。

　　总之，各种学校面对挑战有不同反应，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不乏意义，成功潜藏着危机。作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解决办法。但问题摆出来了，就会有所警觉、会不断校正方向，而不至已经走入歧途、深陷泥潭还在自我陶醉。

　　有必要提醒的是，作者谈的美国高等教育问题，哪怕营利性的迪弗莱大学那种以“顾客”为中心的策略，跟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都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使得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疑虑重重的“教育产业”，跟我国自1999年起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推行并辐射到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并无多少共同之处。提高学费，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是我国“教育产业化”的主要特征，其根本逻辑是：谁出价高，而不是谁更适合。中国人为教育掏的钱占收入比例很高，但很多大学重复中小学那一套：培养考试机器，训练应考能力而不是独立思考能力。即使在把受教育机会当商品出售的意义上，其垄断性定价以及参差不齐的教育质量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换言之，中国的高等教育，先得解决正当性的缺失，同时还得充分关注别人正在思虑的问题。（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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