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想之光照进现实——杨福泉博士谈扶贫试点项目

　　《中国民族报》记者 牛锐

　　近年来，学术界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既有理论的建树，也有务实的行动。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博士引进和主持、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的两个扶贫项目——“民族中专贫困生助学”和“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于2004年开始在丽江实施。几年来，这两个项目资助了10名来自农村的特困学生在丽江市民族中专学习，帮助了18位来自少数民族村寨的妇女接受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项目主持人杨福泉就科研如何为地方服务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贫困生助学项目，提升受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带动社区发展

　　记者：近日，您主持的“民族中专贫困生助学”和“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两个扶贫项目进行了阶段性的小结。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吗？

　　杨福泉：2004年，我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一个介绍云南特别是丽江地区民族文化的学术演讲，这引起了与会的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兴趣。我们在交流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希望通过实施一些项目来帮助贫困的少数民族年轻人提高个人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样，“民族中专贫困生助学”和“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两个扶贫项目就问世了，并于2004年开始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

　　先说说“民族中专贫困生助学”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办了两期，每期为期3年。项目的宗旨在于资助贫困山区辍学的学生接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带动社区发展的技能培训。在各级扶贫办和教委的支持下，项目组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些乡村中学取得了联系，通过多种途径选择了10名受助学生，包括3名男生，7名女生，有藏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5种民族成分。他们都有较好的学习成绩，良好的品德，曾因家境贫困而无法继续求学。在项目组的帮助下，这些学生进入丽江市民族中专学习。在校期间，他们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了卫生保健、旅游经济管理、电算会计、护理、畜牧兽医等专业接受培训。此外，项目组还多次开展项目目标和理念的培训、性别意识的培训、个人能力与社区发展培训，提升受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记者：项目实施的效果怎么样？

　　杨福泉：在受助学生中，有一个女孩曾这样描述她的经历：“面对着贫困的家境、可怜的后母、年幼无知的弟弟，我难过，悲伤，失望极了，我有多么的不甘心和无奈啊……”这个女孩来自贫困山区，她的亲生父母因病早逝，生活的重担过早地落在了女孩的肩上，贫寒的家境和特殊的遭遇使她陷入了无望的境地。被项目组选为受助对象后，她选择了在丽江市民族中专学习护理专业。刚入校时，她总是默默无语，充满自卑，不愿意与人交往。通过3年的学习，这个女孩的性格开朗多了，对自己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现在，她在一所乡村医院工作，用她的话说是“张开双翅飞向所有需要我的地方，做好一位天使应做的工作”。

　　在项目组的帮助下，受助学生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提高。完成学业后，他们又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服务，让更多的乡亲受益。有一位受助学生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当了老师，她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连拿了几项冠军。

　　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项目，扶助农村妇女，传承传统文化

　　记者：“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项目的情况又如何呢？

　　杨福泉：这个项目自实施以来，已经有18名年龄在16岁到30岁之间的少数民族女性分两期（每期两年）接受了培训。实施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手工文化。

　　第一期学员由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下属乡镇推荐的8名农村妇女组成，包括纳西族、傈僳族、白族、藏族等民族成分。她们的语言及生活习俗差异很大，汉文化水平低，没有集体生活的经历，学历最高的人只念过初中。培训期间，在项目组从云南各地乡村请来的老艺人的指导下，学员们不仅分4个阶段学习了缝纫、刺绣、手工纺织和传统染色技能，还学会了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二期学员由来自云南省玉龙县、香格里拉县和四川省德格县的少数民族妇女组成，共10人。她们的基本情况与第一期学员相似。在总结第一期培训班经验的基础上，项目组对培训内容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产品成本核算、产品销售等一系列培训，将生产与市场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建立了由学员组成的乡村手工艺品制作点，扩大培训范围，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

　　记者：接受这样的培训给学员带来了怎样的好处？

　　杨福泉：通过培训，学员们掌握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为传承民族文化和自主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3位藏族学员在参加培训之前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偶尔外出务工。培训结束以后，她们3人结伴到香格里拉县古城开了一家小作坊，设计制作带有传统元素的服装、工艺品等。这些产品不仅有一定的销路，还得到了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的好评，被带到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总部。还有一位傈僳族姑娘，她是第一期学员，所学的技术最为全面和扎实。培训结束以后，她被培训中心聘为教师，负责管理和培训第二期学员。现在，她的绣品被北京一家工艺品店看中，准备请她去北京工作。

　　记者：当前，为了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许多地方都实施了帮助妇女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项目。“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技术培训”项目能为这类项目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杨福泉：首先，如何调动参训人员的积极性是关键。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技术上认真传授外，使学员通过自己的所学获得经济收入，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方法。比如，第二期培训到了一定阶段，项目组开始寻找合作伙伴，由合作方提供原料并包销产品，项目组则按质按量组织生产。此举既使学员们的学习情况得到了检验，也使他们通过出售合格产品获取了劳务费用。学员多劳多得，有了经济意识，提高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培训内容可以较为广泛，但培训后期的重点应是将学员的自主选择与培训教师的分析指导相结合，选择重点内容进行培训，不能求全，而要求精。此外，进行产品生产、核算、销售等一系列培训也极为重要。

　　记者：这个项目以后还会继续开展吗？

　　杨福泉：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为期4年的两期培训，第二期培训结束之后，这个项目将得到国际青年创业计划的支持。在学员自愿学习的前提下，项目组拟用国际青年创业计划提供的创业基金，组建纳西美民族手工艺合作社，更好地发挥扶贫和乡村人才培养的作用。

　　文化传人培养项目，将文化传承工作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说到纳西美民族手工艺合作社，我想起您在前些年也实施过一个与纳西族文化传承相关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区别？

　　杨福泉：你说的是“纳西族文化传人培养”项目吧？它是2001年1月到2003年2月期间我设计、主持的一个项目，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资助，目的是培养民间文化精英，即东巴（意为“智者”，是纳西族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传人和“白沙细乐”音乐传人，推动丽江乡村社区民众学习东巴文化（由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传统文化）和“白沙细乐”的热情，从而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2001年，丽江仅有两位知识渊博的东巴，当时他们已是年迈体衰（两位老人在2002年先后辞世）。项目启动后，这两位东巴大师抓紧对年轻的东巴文化传人进行教育，传授了许多珍贵的东巴文化知识。现在，项目培养的年轻的东巴文化传人在纳西族社区和很多重要的东巴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正在成长为纳西族社区民众信任并寄予厚望的新一代纳西族传统文化传人。

　　记者：“纳西族文化传人培养”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与校本课程建设结合在了一起？

　　杨福泉：是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把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仅仅靠培养几个文化传人是不行的，只有将文化传承工作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又设计了一个“云南少数民族社区乡土知识教育项目•丽江试点”。

　　这个项目具体是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白沙完小实施的。项目在实施之初，就由教育部门、社区居民和学者等多方机构和人员共同参与，并把与教育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合作的程度，作为该项目评估标准之一。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项目组采用了参与性强的调研和编写方式，激发了各方面浓厚的兴趣，教材的内容也因此更为丰富和全面。

　　白沙完小的师生通过参与项目的实施，激发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乡土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目前，学校正在借助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乡土知识教育工作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

　　试点项目是对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区发展研究的实践，有助于把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您主持的这些项目侧重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宗旨都是使少数民族同胞在丰富自身知识、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自觉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设计、主持这些项目？

　　杨福泉：在长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中，我目睹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比如说，机械化生产在创造效率和利益的同时，也对传统手工艺造成了致命的伤害，那种凝聚在一针一线、一刀一凿中充满创造性和个性差异的美，逐渐消失在千篇一律、毫厘不差的“一刀切”制作模式中。当各民族历经千百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手工艺逐渐湮没在时尚潮流中时，我认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悲剧，也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和审美观的悲剧。如果再不及时培养一些传人，那么这些富有特点的少数民族“手上的文化”也许真的后继无人了。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活着的民俗活动是民间文化传承的根本，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形式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即“文化生境”。有了良好的文化生境，各种乡土艺术、民间信仰等，就会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断促成良好文化生境的形成和巩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这些动因来源于您的学术实践，但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似乎学术研究的意义看起来显得淡一些。作为一名学者，您为什么会花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去主持实施这些项目？

　　杨福泉：这些项目的实施，是对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区发展研究的实践。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民族学研究，我很看重民族学者与社区民众之间血肉相连的情感，看重民族学者对社区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因此，除了致力于民族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当地社区的民众做一些实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感到，这些年来，我国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理论上有不少建树，现在的关键是要将理论变为务实的行动，探索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方法，积累并推广有效的经验。如果学者能身体力行地做一些实践的项目，即国外同行所称的试点项目（pilot project），从中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学者研究的深入，有助于联合地方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民众一起，把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中国民族报》2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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