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重新思考19世纪（下）

　　We thought we were heading to China, but we ended up in California.

　　―――Regis Debray

　　今天，作为一种文化气质的“启蒙”的消失，是与康德所倡导的“批判现存世界的能力”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世界史领域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将19世纪英国和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看作“历史必然”，这既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基础所在，也是我们无法走出漫长的19世纪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呼吁批判、甚至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却总是会面临另外一种担忧或者指责：这样作，是否就会否认历史发展确有其“必然性”，是否会导致将一切历史活动归之于纯粹的偶然和不可知论？

　　作为当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如下言词正代表了这一担忧：一旦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坍塌，那么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大厦将随之崩溃：

　　确实，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由于其欧洲中心论而有重大缺陷，但当前某些“后现代”派学者采用相反的态度――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及到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看起来，通过尽量进行好的比较来对抗带有偏差的比较会更可取一些。而在通过另一方的前景进行观察时，把比较的双方看作“互相偏离”，而不总是把一方看作标准，可以部分地看到这一点。[2]

　　与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们不同，彭慕兰承认所谓的“英国模式”不能成为唯一标准，他进而指出：“英国模式”的形成，是欧洲在与其他地域、其他的经济模式的联系和互动中才可能的，彭慕兰这种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观察欧洲的视野，代表了欧洲史研究的巨大进步。但尽管如此，在彭慕兰看来，英国在19世纪的兴起还是具有必然性，也正因为“现代性”恰恰率先发生在英国――或者只是发生在英国，所以它才可以被称为一种“模式”。例如，他反复指出：公司式的资本营运方式、战争贷款的债务方式和以贸易和机器劳动节约资源、特别是节约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方式，这三者确实是欧洲、特别是英国才具备的极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创制，――而且，这些制度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都已经存在于英国，尽管它们只是通过工业革命才得以壮大成熟而已。

　　但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看来，包括公司、债券方式、乃至航海和长途贸易，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欧洲的“创制”，不如说这些东西在欧洲产生的时间其实都大致与中国相类。16世纪末期，即明代中后期的南洋中国海外移民向家乡汇款的货币潮流，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汇票制度（后演化为银信汇兑局）的发生，它甚至比1570年代地中海地区的汇兑业出现得更早些。随后，“帐局”和“票号”分别也在中国北方贸易中产生，并日益扮演重要的金融地位。滨下武志的研究指出：

　　中国历史上一般行业的组织形态，与后来的公司组织形式不同，采取的是合伙（合股）这种共同出资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类似于共同经营，但不同点也很多。例如第一个不同点是存在着官利（股息），这是一种由合伙契约规定的、结算时无论有无利润，均须对所出资金支付红利的固定利息。而且，出资（持股）的方式，也有以劳动力或者财产充当债权的情况。这种合伙的方式容易吸收资金，因而更有可能吸收大量的信用贸易。

　　关于资金流动方面，在中国国内存在着山西票号这样的全国性的汇兑网；
国外的汇款方面，东南亚方面有管理华侨汇款的银信汇兑局。银信汇兑局向国内汇款的方式有多种，汇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3]。

　　至于机器劳动和工业革命更是产生于偶然的因素，而如果说确实有一种因素是欧洲和英国独有的，那就是穷兵黩武和军商合一的体制，是将公司、债券、机器、航海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的暴力体制。而这一体制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被最终确立，并成为“英国模式”胜出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因为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恰恰是这种胜利激发了欧洲和日本对“英国模式”的仿效。

　　19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在军事制度和技术方面的领先，是唯一一个毫无疑问、不容置疑的因素。许多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都已经全面分析了自公元1000年以来，整个欧洲在战争技术方面突飞猛进过程，本文前面的征引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著作不仅证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实质就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且也极其清晰地展示了：战争技术的革新不仅对战争本身，而且对欧洲国家财政制度、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对资本积累之加速的决定性影响。――或者说，正是战争促使了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和转化。

　　但是，人们可能还是要问：18世纪的英国难道不是由于其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在内的方方面面领先于世界之“先进”，方才产生了工业革命吗？而这里的回答是：无论在这方面存在多少自以为是的盲目结论乃至“定论”，真实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却是完全否定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很多欧洲历史学家都对“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提出过怀疑和否定，内夫（Nef）指出：

　　在经济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概念像工业革命概念那样令人产生错觉，它把现代文明中所有重要问题都和经济变革联系在一起，而那些经济变革又是以1760－1832年英国发生的情况为代表的。几乎没有一种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它竟然在72年的英国经济史中，找到了理解现代工业社会的钥匙。[4]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

　　首先是“向外”，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也需要穿衣服这件事，那么，即使英国实现了纺织品生产的机械化，它生产的棉布也无处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是美洲，其原材料――棉花，同样也来自美洲，而“近代美洲”则是欧洲武力的第一个产物。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占领印度，如果东印度公司没有通过军事手段，垄断占当时世界市场一半以上的印度的棉纺织业，如果没有英国通过对印度的军事占领来破坏印度的纺织业，而单独靠英国的机器织布技术的“革命”，它要想独霸世界棉纺织市场，其实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关于这一点，1835年托克维尔在论曼彻斯特的一段充满讽刺的名言值得引用：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
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
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然而，英国之所以偏偏能做到这一点，则完全是由于偶然，或者直率地说就是由于“运气”而已。这是因为：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

　　对此，沃勒斯坦解释道：

　　实际上，煤炭并不是什么新的能源。还在18世纪，煤炭就已经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的燃料。原因很简单，此前几个世纪的工业生产（以及家庭取暖），使欧洲的木材资源日渐枯竭。到1750年，木材的枯竭已经成为“工业增长致命的瓶颈”。而英国长期以来就极为饱受木材匮乏的困扰，所以早在16世纪，英国就鼓励用煤，并一直关心采煤技术。蒸气机的利用，无非是利用它来转换能源，使得煤炭能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以使高能耗工业转化为低能耗工业。[5]

　　沃勒斯坦还进一步阐述了法国为什么没有没有像英国那样大规模采用采煤技术，他的结论同样非常简单：

　　这恰恰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既然法国不存在英国那样严重的木材匮乏问题，“以昂贵的代价生产出劣质铁制品”就没有意义，所以，法国不用煤炭，恰恰从经济学上说，是一种“正当的反应。”[6]

　　如果说，煤在英国的大量采用，是出于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的不得不然，那么，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伟大标志――蒸汽机的产生和推广，恐怕就更是出于偶然的因素了。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蒸气机可以通过能量转换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利用能源这个目的外，另一个或许更为实际的的原因是：在大量地表煤的开采过后，英国举国上下不得不进行深层掘煤，而这导致了英国地表的下沉，从而使得矿坑排水问题日益变得突出，蒸气机的最初用途就是为了排水，而恰恰不是节省能源――最初的蒸气排水机效率极低，其燃料本身的花费，本来应该是使得这种蒸汽机毫无实用价值――这仿佛当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的鲁迅所谈到的：蒸气抽水机排水后挖出的煤，正好够机器本身的燃料消耗――但是，在英国，这种现象却成为例外，因为蒸气排水机就在煤矿巷道里，所以煤的损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工业革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达的关系更难联系起来――因为无论机械纺织机还是蒸气机的发明者都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出身低贱、“文化程度”很低的体力劳动者， 1825年，在英北一个叫达勒姆的黑煤窑里，一个至今尚不知名的黑窑工劳动者，却竟然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为他为了“省力”，别出心裁，将蒸气抽水机用于推动从矿井到7英里外的运煤码头的矿车上――事实上，这才是一项推动世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的真正开始，这部矿车是铁路机车的雏形。到1850年，英国的铁路已经超过了23000英里。

　　这就是为什么，卡尔 波拉尼一语中的指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器都是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技师发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读写能力。”[7]

　　大规模机器的采用，也与“欧洲科学技术自漫长的16世纪就开始领先”的神话没有任何关系，因为1750年代，欧洲关于自然的知识还基本垄断在天主教会手里。欧洲19世纪才开始的机器对于人类劳动的排斥和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涨，而这是大量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和亚洲之后所导致的不同结果造成的：大量白银流入亚洲和中国促进了中国生产和贸易的增长，这些白银被繁荣的中国经济消化了，而在欧洲情况恰好相反，货币过剩造成了价格革命，其中劳动力价格自然被抬高了，――通俗地说，这就是使“雇人”变得非常昂贵，它促进了以机器代替人力以“节约成本”，从而划出了资本密集型（欧洲）和劳动密集型（亚洲）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此，弗兰克论述说：

　　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的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为“货币革命”。

　　史料显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新增的美洲和日本货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的暴涨。相反，亚洲由于新增了货币，造成了生产和交易的增长，并且通过经济的更广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8]

　　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科学”，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作用几乎等于零。讽刺性的是：“自然科学对工程技术的决定性贡献直到一个世纪过后才出现，而那时工业革命早就结束了。对桥梁或者运河的实际建造者、对于机器和发动机的实际设计者来说，今天被称为自然科学基础的关于自然的一般法则和知识完全没用。特尔福德，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和终身领导人，拒绝了那些研究物理学的学者们的入会申请，并且据大卫 布鲁斯特爵士所言，他甚至连一点几何原理也不知道。”――但正是他发明了煤窑里的抽水机。而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发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可能就是达勒姆的黑煤窑里那个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其姓名的黑窑汉――因为他才是有轨机车的真正发明者，这一为了“省力”而无意间的发明，所产生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则是他根本不可能预见的。这里所谓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是指：正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促成了铁轨的产生，而正是铁轨的广泛运用，才使得铁和钢的需求大为增加，而如果没有煤，就没有冶铁业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冶铁业的发展，铁和钢又是不可思议的。尽管煤的发掘一开始不过是为了应对燃料短缺，煤炭开采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结合原本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恰恰是煤炭开采促进了冶炼业的大规模发展，而钢和铁一旦被用于装备英国的战争机器，世界将为之颠倒。

　　这说明：即使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动力，也不是由于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由于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然性结果，公平地说，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其实是当初煤的采用者最初没有想到的。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的胜负依旧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因为就军事装备而言，当时英国的对中国其实也还不占完全优势。鸦片战争中唯一一艘“铁船”尼米西斯号来自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皇家海军，该船很小，吃水仅5英尺，只能用于内河航行，尽管它装备了120马力的蒸汽机，也确实没有采用任何木头，完全铁制，但是不幸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它因为个头太小，根本没有参战能力，所以只负责收集情报。而且，还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中所谓的“英国军队”，其实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印度人。说得更白些：鸦片战争时代的所谓英国海军舰队，其实也就是木头船，因为世界上第一艘装配了大炮的铁甲汽船，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法国制造的，1853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才首次启用――所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中国装备落后，敌不住英国船坚炮利，这无非是一种事后的意识形态说辞。

　　我们强调上述偶然性，当然不是为了否定鸦片战争的既定历史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了300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这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必然结果”，更是多种彼此没有联系的、因而是偶然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碰撞”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因此，正是以上的讨论才能使我们看到：这种巨大的反转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1500年以降许许多多独立发展的事件日积月累、在一个历史关头突然碰到一起，并产生了互相影响，从而爆发出超出单独事件的巨大能量所致――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耦合”作用的结果。即它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工业革命、不是鸦片贸易、不是白银价格波动、不是世界经济体系调整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原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因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欧洲人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他们却是在他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的”。或正如Regis Debray所说，现代世界史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场荒谬的旅行：We thought we were heading to China, but we ended up in California（本来打算去中国，结果却到了加利福尼亚）。

　　比如说，1500年以降，哥伦布和达 伽马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亚洲的航海，从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实原本就是个偶然，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中国和印度，而绝非加利福尼亚。而且，如果他们在美洲没有发现白银，这种对美洲的“偶然发现”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世界意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15世纪以降的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贮存量高度短缺的国家，却匪夷所思地将白银作为自己的税收体系和货币体系，并以此维持了300多年的货币体系不变，这就使得美洲白银的开采能够产生世界影响――截至1800年，世界白银的五分之四都流入了中国，而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则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样被白银货币、或者白银资本的偶然性的联系推动起来了。

　　进一步说，对于美洲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西班牙殖民者当然就不会竭泽而渔地开采银矿，危险而有毒的白银开采业自然也就不会夺去那么多印地安人的性命：仅仅在波托西这个罪恶之城，起码有800万印地安人死于白银开采业。

　　同样的，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消灭了大量的印地安土著，那么，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样，英国就没有通过发贩奴财掘到“第一桶银”的可能。英国从西班牙美洲获得的大量银元，就是为其充当奴隶贩子的报偿。而这些银元被用于中英贸易，才使得英国得以进入亚洲经济体系。因而，对于18世纪初的英国来说，它通过连续苦战获得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条约”，其实就是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因为正是根据这一英法战争产生的条约，英国才获得了日后得以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权力：垄断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正是通过这一贩奴特权，英国才换取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从而将贩奴所得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用贡德 弗兰克的话说，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的成立，标志着英国通过为美洲殖民者西班牙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才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清王朝的嘉庆皇帝秉持“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理念执政的20余年（1796－1820）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天朝和“天下”的基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彻底崩溃了。其中极为重要的是：1799年――也就是在嘉庆帝继位的第三年（马嘎尔尼来华后的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莫窝尔王朝内部的纷争，成功地将印度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中，从而开始了它真正统治、肢解亚洲体系的大战略， 1840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鸦片战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印度这个大后方作为基地。正是由于英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夹攻，清王朝才始料不及的遇到两个大门同时洞开的局面。这种在战略和地缘上绝对不利的局面，乃是后来的中国在军事上面对西方列强不可逆转、不可收拾的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如果没有印度莫卧尔王朝在18世纪以来持续的内乱造成的长期衰落，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供给和纺织品市场，英国要想迅速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权，其实也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没有1799年印度沦为殖民地这一事件在亚洲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来所谓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中英国发动袭击的“大后方”，恐怕也都难以设想。――而上述这些决定性因素，实际上统统与所谓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我们尤其必须看到的是，英国所创造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支配作用是巨大的，众所周知，1688年尼德兰的威廉三世正是靠着阿姆斯特丹银行里犹太人提供的秘密贷款，才出其不意地跨过英吉利海峡，夺取了英国的王位――这就是开创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君主立宪体制一旦确立，威廉三世立即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巨大财政负担。于是，他通过立宪体制得以说服国会，通过收取消费税来获得财政资源，并以此国税为抵押而发放国债。而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实质，也是英国随后走向不断发债、不断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开始。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真正支配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的，乃是一个由阿姆斯特丹银行为标志的国际金融资产阶级势力[9]。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确立了一个由国际银行家放贷、国家以国税为抵押的资本主义体制。

　　实际上，金融垄断比工业革命、船坚炮利这些因素更具有决定意义。在这一点上，金融立国的美国的兴起，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作为18世纪末唯一一个战胜了英国军事干预，而实现了独立的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除了得益于殖民地人民同仇敌忾，长期、坚决的抵抗，得益于一支艰苦卓绝的民兵军队，得益于法国的无私支持和援助这些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甫一独立，美国国父们就远见卓识地以创造独立货币的方式与英镑主宰的金融体制脱钩，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并没有自己的货币，1661年，马萨诸塞州甚至还宣布采用印第安人的传统货币贝壳串珠为法定货币，而独立战争开始后的1774年，大陆会议就决定发行2002万英镑的信用券作为独立战争资金，这是美国独立货币的起源――而独立战争刚刚胜利，新生的美国政府就将信用券与银价挂钩，最终创造了美国独立货币――美元。然而，新生的美国政府让人民接受信用券――即随后的美元的原因，不是商业和经济的，而是道义上的、是维护国家主权意义上的，大陆会议决议指出：“无论何人，只要今后丧失良好品质、拒绝接受信用券甚至对货币流通设置障碍，就应当受到惩罚，并被视为敌视美国并因而成为美国的敌人。应该禁止其从事所有的贸易活动，禁止其与这土地上的居民往来。”[10]

　　因此，美国独立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因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美国货币和金融的独立才是它彻底独立和最终崛起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连黑格尔也感叹：美国不但能够彻底战胜“老欧洲”，而且终将取老欧洲而代之（America is the country of the future, it is a land of desire for all those who are weary of the historical arsenal of old Europe）。

　　而与美国相比，明清两朝的中国则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子。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就将自己的金融命脉系于大规模的美洲白银进口，甚至还长期依赖于日本的白银开采。而清朝中期，以广东公行为核心的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债券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尽管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处于顺差和盈余方，但是，其外贸对于英国金融体系的依赖和依附，在1830年代就已经变得非常深刻。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已经被纳入英国金融体系的清朝贸易体系，能够支持对英国的长期战争。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今天看来，如果截至1830年，在中国广州－印度－英国之间的贸易不是大规模采用汇票结算，而依然采用白银现金来结帐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起码是：1840年之后向中国的白银现金流动就一定还会持续五年到十年，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崩溃会被关键性地推迟，――如果是那样，185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许就不会同时在广州、台湾、新疆、西藏几个方向上遭遇同英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的战争，自康熙到雍正以来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惠民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安定局面，也不会因为银贵铜贱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崩溃而一朝瓦解，――而至于1874年日本是否敢于就台湾问题向清朝发难，中国和日本之间r究竟鹿死谁手，恐怕还非常难说。

　　实际上，即使战争的胜负也带有偶然的因素。因为世界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也没有永远不败的国家。当强调战争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强调战争活动中，最为鲜明地体现着的偶然性如何转化为必然性的残酷逻辑――这就是所谓：“社稷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察也”。离开了战争，我们非但不能理解漫长而残酷的19世纪，而且，也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偶然性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必然性的。

　　因而，所谓历史的“耦和现象”就是指：上述这些原本看起来是独立发展、彼此无关的事件和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开始了剧烈的互相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而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而这就是指1840年的广州。而鸦片一役，300年的“利点”仿佛一下子集中于英国，清王朝则由于处于“多重不利”的战略局势之中，捉襟见肘，四面楚歌，一朝之间呼啦啦似大厦倾，严格地说，英国和欧洲“漫长的16世纪”从此才算真正结束，而中国则从此屈辱地进入了“近代”：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被视为“漫长的19世纪”的真正开端。

　　正如安托尼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本言简意赅的杰作中所指出的：非常明确地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产生于欧洲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方案，相反，即使对于欧洲而言，现代性和现代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正是因此，作为“现代性的后果”，欧洲连同整个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才都被抛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现代世界上。他还说，“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独特现象，就是因为它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而是对于人类所有文明传统的大断裂，当然也是欧洲自身的传统的大断裂。因此，吉登斯反对从欧洲形而上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理解为是欧洲独特传统的必然发展：

　　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完全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长久以来存在着进化论的影响，――把人类历史看作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原动力的原则所支配的过程，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尽管它不一定属于受宇宙目的论影响的理论。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来描述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的人类事件归化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历史以弱小孤立的“狩猎采集文化”为开端，经历了作物种植与畜牧业社区的发展，从那里产生了农业国家，最后以西方出现现代社会达到顶点。

　　历史实际上并不具有进化论概念所创造的“总体性”形式，――解构进化论，意味着不能把历史看作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变革的唯一原则。但这样作并不意味着世界万物都处在某种矛盾和混乱之中，或者人们可以任意书写完全特异的“历史”[11]。

　　也正是因此，吉登斯指出：我们就既不能把现代性和现代世界的产生，归结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随后的工业化进程，也不能归结为以金融控制为最鲜明表征的“象征系统”的发展，不能归结为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监控机制”的不断发达――甚至，也不能归结为欧洲军事技术的长期领先造成的霸权――总之，不能归之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及其“决定性作用”。故而，吉登斯力图用“工业主义－象征系统－监控系统－军事技术”这四大因素构成的交互作用的“矛盾关系网络”，来复杂地观察现代世界的发生及其结构运动，吉登斯认为，在这个彼此作用的矛盾网络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们却是“互相决定”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却会造成整个结构的整体变迁。

　　与此同时，吉登斯更把“全球化”当作现代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联系，如果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不是处于这种广泛的世界性联系的有利位置，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从这种广泛的世界联系中获利，――而单靠上述“四大要素”，“漫长的19世纪”也就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世纪”。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去认识“漫长的19世纪”呢？

　　这首先要求我们摆脱欧洲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基础，去重新认识中国世界观中所包纳的关于宇宙和人类发生的智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曾引证过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教授的见解，通过分析“易”的宇宙观对于中国文明的漫长影响，李约瑟和牟复礼都曾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的世界观的先进性，他们指出：与其他宇宙观和社会观不同，中国文明将宇宙和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在相互矛盾中“本然自生”的有机体运动，也就是说：不是“救世主”、“造物主”的创造，而是在物质空间（五行）和时间（四季）的矛盾运动（阴阳）转换中，宇宙和人类历史产生了。而与之不同，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则总是把宇宙和人类社会视为“造物主”的产物，因此，与中国世界观不同，它们总是需要逻各斯、主神或者“第一因”，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第一因和“唯一因”，它们才能解释宇宙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

　　而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关于“矛盾论”的思想，正是对这种“没有主宰但和谐有序的”中国宇宙观的发展。毛泽东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彼此矛盾着的存在把事物联系起来，所谓矛盾的决定作用，是指矛盾着的事物之间的彼此互相决定，而不是指唯一的一种矛盾关系的决定作用。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某一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矛盾着的事物整体上发生变化。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面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无所谓顺利，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殖民地，就无所谓帝国主义”――魏斐德说：“这意味着，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今天看来，正是这种透辟的哲学，才能使得我们去深刻、冷静地去观察那个19世纪的旧世界，而只有认识到现代世界的产生不能委之于上帝、理念、逻各斯和任何“第一因”、“唯一因”，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摆脱各种形而上学的历史神秘主义解释，从而不懈地把对这个旧世界的深刻批判，转化为对一个新世界的热情创造和热烈想象中去，把对于一个复杂世界的认识，转化到改造这个世界的奋斗精神之中。

　　它让我们再次想起康有为对于孔子理想的解读：持续的改革与革命是阻止人类世界衰老和退化的唯一方式，而离开了意志――革命和改革的“意志”，康德所说的“历史进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世界的常态并不是进步，而是不可抑止的退化。

　　于是，我们仿佛再一次听到――在这个漫长的历史结尾处，响起了青年毛泽东悲怆而激越的呼唤，正是这一呼唤告诫我们，历史并非宿命，它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与奋斗。青年毛泽东说：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
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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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系作者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二章的一节，发表于《书城》杂志2009年第8期

　　[2]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3]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

　　[4] 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5] 同注42，第19页。

　　[6] 同上注，第20页。

　　[7] 卡尔 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8] 贡德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16页、220页。

　　[9] Larry Neal，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Cambridge,1990，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1页

　　[10] 约翰 乔恩《货币史》第354－356页。美元的说法来自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与西班牙银圆的比价换算关系，即15.21:1，这从dollar这个词的词根来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Dollar 是thler的变音，是Joachimsthal这个地名的简写，这个地方位于欧洲波息米亚，是欧洲最主要的银矿所在地。

　　[11] 安托尼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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