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社会稳定与政府信心

　　[摘要]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金融危机向社会蔓延，要经过一系列传导和反向传导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恐慌心理始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恢复民众的市场信心，消除恐慌心理，是阻止金融危机向社会蔓延的关键。对此，政府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赢取民众对自己的信心。为此，政府应在执政理念和行为两个层面塑造新形象，提高政府信心。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社会稳定；

市场信心；

政府信心

　　作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

　　一、引　言

　　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股市下滑、企业倒闭、进出口贸易减少， 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 出现经济危机或经济由增长转向衰退的时期都容易出现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很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发现， 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 而是发生在经历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的地方， 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 1 ]法国大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轻者引起局部社会问题， 重者则造成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严重的政治稳定问题， 引发政治危机。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不稳定隐患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原有的不稳定隐患被经济下滑所激化， 包括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阶层利益冲突、城乡差距过大造成的城乡对立、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导致的部分群体生活缺乏保障、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等。二是金融危机可能导致新的不稳定问题， 包括由于个人投资失败、资产缩水、货币贬值引起的恐慌、失业农民工和未就业大学生等群体因生活困难而产生不满情绪、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对政府的信心不足、政府应对危机不利而造成的民众不满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极有可能被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所激发， 严重威胁我国的社会稳定。

　　学术界对金融危机和社会稳定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关系。但就本次金融危机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与社会稳定间的不稳定性因果关系的研究。所谓不稳定性因果关系是指， 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有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有的地区却没有出现， 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比另一个地区的形势更加严峻。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因果关系， 中间存在着某种传导机制。对这种传导机制的研究， 将有利于探讨如何减少金融危机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本文拟在国内外有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危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和中国的国情， 分析经济环境变化下社会稳定面临的新问题。在此基础上， 从如何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来提升人们的市场信心方面， 探讨保证社会稳定的具体对策。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挑战

　　金融危机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周期的恶化。[ 2 ]362纵观历史上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均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危机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受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进出口自2008年11月起出现连续负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2008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6. 8% ， 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只有6. 1%[ 3 ] ， 呈现20年来经济增长的低谷。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为6. 5%。今年经济增长保8%的任务相当艰巨。外部环境骤变， 经济滑坡， 改革和发展的节奏受到干扰， 原有可控的社会问题可能难以控制， 中国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

　　社会稳定是相对于经济稳定而言的政治体制稳定、政治主体稳定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有序的状态或动态平衡过程， 是指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状态， 是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 社会稳定不是社会静止不动， 而是运动中的动态平衡。社会稳定具有有序性、可控性、协调性和适应性等特点。社会稳定始终与变化或发展联系在一起， 稳定是相对的， 发展是绝对的， 而发展就意味着平衡的打破， 使事物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 不断的循环往复。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社会稳定状态常因社会变迁而被打破， 新的社会稳定又在社会变迁中得以建立，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言“现代性产生稳定， 现代化引起不稳定”[ 4 ]56。

　　进入20世纪， 世界各国纷纷走上现代化之路。社会因现代化水平提高， 原有社会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而趋于稳定， 但与此同时， 现代化过程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影响着社会稳定。关于社会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 rightMills) 认为， 社会问题亦即公众的问题， 即不是个人的困扰， 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 5 ]10这里米尔斯强调社会问题的社会性。乔恩·谢泼德(Jon Shepard) 和哈文·沃斯(Harwin Voss) 在《美国社会问题》一书中认为：
“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和社会一部分有影响的人物认为不理想、不可取， 因而需要给与关注并设法加以改变的那些社会情况即为社会问题。”[ 6 ]5这里他们强调的是社会问题必须是受到普遍关注的公共问题。北京大学袁方教授认为， 社会问题是社会中的一种综合现象， 即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 7 ]49这里强调的是社会问题的“问题性”。陆学艺认为， 社会问题是由社会结构本身或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内出现功能障碍、关系失调和整合错位等原因造成的。[ 8 ]78本文认为， 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情境，一种处于超常状态、对全体或部分人群构成影响且受到广泛关注、需要社会力量才能解决的社会情境。社会问题具有“公共性”、“问题性”和“主观性”等特点， 它与现代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且影响着社会稳定。亨廷顿在分析现代化过程导致政治不稳定时指出， 现代化过程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当这些社会问题又得不到很好的化解时， 政治动乱就有可能发生。[ 4 ]56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现代化过程除带来社会期望受挫、社会流动机会不均、政治参与渠道匮乏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外， 还会带来政治腐败、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是由于现代化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却又没能充分发展所引起的。如果社会经济发展能维持在一定水平， 社会问题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 社会总体上可以保持有序状态。但是，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现代化进程受阻， 或者发展的节奏被打乱， 经济滑坡， 那么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变得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 社会稳定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全球金融危机正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此种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现代化进程迈上了快车道。与此同时， 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贫困问题、腐败问题、资源环境问题， 等等。像中国这样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较高的水平， 比如8%以上， 上述社会问题还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 受到经济危机冲击之后， 在经济发展受阻、增长速度锐减的情况下， 这些社会问题将会变得不确定， 控制难度大为增加， 直接威胁着社会稳定。

　　失业问题是中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最大问题。我国不管经济增长情况多么良好， 还是存在2亿左右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这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沿海地区一些企业亏损倒闭或大规模裁员， 导致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中国1. 3亿农民工中， 可能有近2 000万人失去工作， 返回乡村。企业裁员数字超出了原先的估计， 城市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9. 6%， 是官方数字的两倍。去年559万、今年610万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 大学生实际失业率为12% ， 比登记失业率高出3倍。[ 9 ]随着工业生产的回落， 失业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失业必然给弱势群体带来挫折感和焦虑感，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失业问题的急剧恶化， 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

　　无论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原因， 还是政策偏差或组织效能低下等原因，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巨大是不争的事实。根据《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 》估计， 2007—2008年间， 全国统算的基尼系数将近或超过0. 48。中国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6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升到3. 82倍；

2006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比为9. 19， 农村为4. 605。[ 10 ]215 - 219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下滑， 居民收入明显减少， 而损失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同样减少100元收入， 对于高收入的人来说， 只是损失全部收入的1%或1‰或更少， 而对于低收入的人来说， 可能是他总收入的1 /10， 甚至是全部。金融危机将加剧中国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程度， 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又一诱因。

　　大量人员失业、两极分化加剧， 使贫困问题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又一突出问题。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 纳入农村低保的困难群众人数达2 781万人；

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人数2007年9月是2 238万人。而据测算中国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仅占应保人群的1 /3。[ 10 ]58 - 61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失业、两极分化和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尤其是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乡， 农村贫困问题更显严重。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 这个时期也是腐败行为的多发期， 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动摇着人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应对金融危机， 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必然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程度也将超乎寻常， 这为“寻租”和“设租”提供了空间。在注入4万亿救市资金的背景下， 如何预防腐败行为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扩内需、保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手段。如何保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应急行为不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粗放式的老路，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又一难题。

　　三、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与市场信心

　　经验表明， 金融危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危机。本文认为，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且不稳定的因果关系。之所以这么说， 是由于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动荡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是通过这些传导机制使得危机从金融领域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扩散和蔓延， 从而可能引起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出现偶然的或人为的原因切断或改变金融危机传导途径， 就有可能避免或减轻金融危机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此观点可以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中得以证实。大萧条并没有使经济受到冲击的西方所有国家都出现社会危机， 而在出现了社会危机的国家中， 其严重程度和走向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后来的“滞胀”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并没有将人类再次引向全面的世界战争。由此可见， 金融危机与社会稳定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而避免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可以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中寻找答案。

　　金融市场的稳定是建立在某些均衡状态的基础之上的， 一般来说， 至少包括资金借贷均衡、货币供求均衡、资本市场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四个方面的均衡。[ 11 ]2这四种基本均衡之间关系密切， 任何一种均衡关系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 都会诱发其他均衡关系出现失衡， 最终会导致金融领域的全面危机。例如， 当资金借贷均衡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 市场上信用链条被割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多， 流动性风险加大， 甚至陷入困境。这时人们的恐慌心理导致“羊群效应”的出现， 使得人们的行为极端盲目和过度反应， 推动金融市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波动。信心危机和挤提， 引发银行业危机。银行业危机爆发后， 无力支付存款人存款， 导致个人和企业的破产， 引发资本市场危机和货币危机。而资本市场危机和货币危机又反过来加重银行危机， 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如果虚拟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使得实体经济的资金供应链条发生断裂， 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经济危机。一旦全面爆发经济危机， 在生产领域， 工厂生产的商品大量积压， 工厂纷纷减产或停产， 大批企业倒闭， 大量工人失业， 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和混乱状态， 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在商品流通领域， 商业停滞， 商品积压， 物价急剧下跌， 商店纷纷倒闭。工厂减产或停产， 企业倒闭， 失业人群不断增加， 收入锐减， 部分人群甚至陷入生存危机， 社会整体购买力直线下降。这时市场信心严重受挫， 企业对市场信心不足， 投资欲望下降，企业开工率必然不足， 生产领域危机不断恶化；

消费者对市场信心不足， 有效需求进一步下降，商业领域前景暗淡。所有这些危机又会反向传导到金融领域， 个人和企业还款能力下降， 使得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再次加重， 呆账激增， 金融衍生品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又会影响银行对市场未来的信心， 信心不足， 又反过来使实体经济资金供应链断裂更为严重。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出现， 而且呈现出互相加强的现象。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 只是危机传导的第一步， 接下来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 将会在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 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当然这并非说， 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危机。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 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动力机制是失业问题。失业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大量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而且失业人员急剧增加， 将使居民收入难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 并将扩大低收入人员的数量，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贫困等伴随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因失业问题恶化而显得更加突出。在多数情况下， 过高的失业率会与贫困、犯罪率、社会动荡产生关联。因此， 失业问题的急剧恶化，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们心理承受能力较低的情况下， 很容易使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多为社会生活秩序的紊乱， 如有些人在危机发生后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

社会治安日益恶化， 犯罪率上升；

工人罢工；

失业人群举行游行示威等。但是，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在社会恐慌心理的推波助澜下， 社会生活危机可能会向政治领域蔓延， 导致政治危机。其原因在于， 当经济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经济危机就演变成为信心危机。在社会普遍对市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 这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政府， 把拯救社会的唯一希望寄托于政府， 政府能否发挥人们期望的作用， 成为是否导致政治危机的关键。当然， 这里不是说政府直到这时才有所作为， 而是说民众这时会更加关注政府行为。一旦政府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民众就会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信任危机使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轻者出现暴乱， 重者发生政变甚至战争。

　　综上所述， 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实际传导过程的发生， 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演变的规律， 也取决于人为的应对与干预。因此， 上述的传导过程有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这要取决于如何应对和人为干预。如果能够通过人为的干预， 成功地阻止金融危机向经济领域或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 就一定能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 从而保证社会稳定。但这里要说明的是， 即使金融危机蔓延到社会领域， 也不一定就会产生社会危机。这是因为可能有第三方因素(如文化) 的作用，使得金融危机不一定能引起社会危机， 造成社会动荡。例如， 在美国， 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传统， 把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归因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 并认为自由市场是检验这一努力与能力的场所。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人们普遍的观念， 即穷人自己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负责。[ 12 ]53因此， 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两次经济大萧条时期， 危机造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 也没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 要避免由金融危机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它向社会领域蔓延。通过分析发现， 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不仅需要经过一系列传导过程， 而且在此过程中， 信心危机是推动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变量， 信心危机导致恐慌心理， 而恐慌心理在危机传导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3 ]138如果能重建市场信心， 消除恐慌心理， 就有可能阻止危机的蔓延。由此可见，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重树民众对市场的信心是阻断金融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和反向传导的又一关键。但问题是，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市场本身没有能力使民众自动恢复市场信心。历史重任自然落到政府的肩上， 而政府要重树民众对市场的信心， 必须先让民众相信政府自身有能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也就是说， 政府如何首先树立民众对自己的信心。民众只有对政府充满信心(我们称之为政府信心) ， 才能恢复对市场的信心， 从而才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冲击。我们认为， 提升政府信心要从政府执政理念和政府实际行动两个方面加以思考， 即在执政理念上， 政府要做到：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值得民众信赖的政府；

在行为层面上， 政府要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所作为， 从而使民众相信：
我们的政府是个有能力的政府、是民众能够信赖的政府。

　　四、提升政府信心的对策选择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维护社会稳定， 除了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外， 树立政府信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就必须在社会中树立起能够使得人民相信的形象， 使得民众相信， 政府有能力而且确实是在竭尽全力地带领人民克服困难、摆脱困境。具体来说， 政府必须在执政理念和行为两个方面塑造新形象：

　　(一) 塑造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府形象

　　市场失灵引发的危机足以毁灭人类。危机促使政府对市场进行强力干预， 以减小金融危机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然而， 政府干预经济， 遏制经济衰退趋势， 主要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 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发挥。因此， 应对金融危机， 不是要政府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老路， 也不需要一个全能型的政府， 而是需要一个仍以市场为导向的有限政府。这时特别需要一个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 政府工作以人为本， 关注民生。越是遇到经济危机， 政府就越要将其工作的重心放在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上。中国政府以“保民生”作为救市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提出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中央政府增加了财政投入。2009年国家推出了新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解决广大民众“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政府这一系列惠民政策， 很好地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有利于在出现危机时促进各阶层合作。

　　同样， 在金融危机期间， 受经济衰退的影响， 社会底层群体， 特别是失业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有些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 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面临巨大的经济、生活困难， 而且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论从公平的角度， 还是从消除社会安全隐患的角度， 这时社会最需要一个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和困难群众生活问题应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农民工就业问题专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如鼓励和支持企业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 增大对他们创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 等等。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政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 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事业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 并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和相应服务等。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将“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 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 必将极大提高民众对自己的信赖程度， 提升政府信心。

　　金融危机之下， 最需要一个诚实守信、公开透明的政府， 需要一个能与民同舟共济的政府。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超乎危机本身， 给普通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是超乎寻常的。由于政府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政府拥有大量的信息， 成为社会上最大的信息源。政府开诚布公， 可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 有利于塑造诚信形象。另外， 加强政务信息公开， 一方面可以使民众对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理解、认同和支持；

另一方面， 应对危机并非是政府可以独自完成的，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共渡难关。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 有利于社会公众和团体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知情权的落实， 为公众参与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 人民的信心显然来自政府的透明， 来自政府官员与人民的坦诚相见， 来自政务信息对公众在法律规定内毫无保留、毫不掩饰的公开。这样， 民众才会确信政府跟自己站在一起共渡难关， 才会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国务院在去年年底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多次介绍4万亿元投资计划。2009年5月21日， 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再次向社会公布了4万亿元投资构成， 并特别详细介绍了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信息的公布对于增强政府诚信度， 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塑造人民能够信赖的政府形象

　　危机来临之时， 要使民众不被危机吓倒， 政府首先要做到自己不被危机打倒， 并能向民众传达一种信息：
政府有能力也有决心带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走出困境。政府的自信是鼓舞士气、减轻危机导致的社会心理恐慌的重要力量。有了政府的自信， 再加上政府自强不息的实际行动，民众才会对未来抱有希望。当然， 并不是要政府盲目乐观， 自信是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在中国，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政府是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战胜危机的。正如温总理所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 战胜挑战。”因此， 要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信息传达给社会， 将一个自信的政府形象展现在民众面前， 从而提高民众战胜金融危机的勇气和信心。媒体坚持正面宣传，在强调危机严峻性的同时避免过分夸大和过度悲观言论， 防止悲观情绪在社会中蔓延， 从而影响人们的需求心理。各类报道要多作危机应对性措施的宣传， 要鼓励人民在经济危机下采取正确的生活消费方式， 合理规划生活目标， 疏导有关弱势群体的情绪。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时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危机来临之时， 如果政府能迅速采取有效行动， 就可以增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减轻因危机引起的心理恐慌。高效率是现代政府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Wilson W) 曾明确提出：
“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高的效率。”[ 14 ]同时， 效率是评价政府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准以及衡量政府管理活动是否奏效的重要尺度。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效率是政府获得民众信赖、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这时政府不作为或行动迟缓， 均有可能导致民众心中产生怨恨并迁怒于政府， 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后果。冰岛哈尔德政府就因处理本次金融危机不力而被迫集体辞职， 成为被这次金融海啸呑没的第一个政府。这次金融危机向中国袭来之际， 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 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快速调整， 从“一保一控” (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转向“保增长” (2008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 并推出规模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减税等多方面的措施， 来逆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这一举措不仅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好评， 而且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 效果显著， 有力地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些举措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和信心， 对恢复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阻止危机的蔓延， 树立政府信心， 政府还必须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有所作为。在经济领域， 政府要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刺激需求， 保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缓解就业压力， 避免或减轻两极分化和贫困等问题的根本， 也是提升市场信心的关键。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主要靠出口带动增长。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4. 1%、19. 3%和21. 5%。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1—12月，贸易顺差2 954. 6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7%[ 15 ] ， 贸易顺差增幅大幅缩减(2007年贸易顺差增幅为47. 5%) ，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转为负值) 。

　　出口锐减而引起经济下滑的时候， 刺激国内需求是政策的首要选择。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目前已经取得明显效果。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已完成44%。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1月份中国新增贷款2 370亿美元， 较2008年同期接近翻倍， 并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经济学家王黔认为， 2009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逐步上升至7. 2%。她同时认为， 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3%的正效应。另外， 瑞士信贷集团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陶冬认为， 银行借贷的增加、公共项目投入的加大， 都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的证明。[ 16 ]

　　金融危机可能还没有见底， 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可能为时过早， 随着事态的发展， 中国的公共支出有可能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扩大规模。从短期来看， 刺激消费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国城镇和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数量巨大( 2007年城乡享受低保人数超过5 200万人) ， 且恩格尔系数高， 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加快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也有助于释放他们的需求潜力。此外， 从保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的角度来看， 加大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也是短期内势在必行的工作。保增长归根结底需要消费拉动， 鼓励就业才能促进消费， 而中小企业才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从长远来看， 要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力度， 教育和科技才是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源。在社会领域， 政府要在减少失业、消除贫困等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解决就业问题， 一方面要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要能为该岗位输送可以胜任的人力资源。在中国， 劳动力总量过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 使得就业问题成为伴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常态问题， 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 又使得中国就业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变为应急性的问题。这时解决就业问题， 需要将两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作为应急， 就要想方设法减少失业人数， 而在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 减少失业， 最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劳资方合作。单个企业裁减人员， 可以降低成本， 降低风险， 但全社会失业人员过多， 社会需求不升反降， 从长远来看， 对企业弊多利少。然而由于“经济人”特性以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理性人”使得资方与劳方利益不一致的方面容易被扩大， 劳资的对立容易发生， 难以自动实现合作。因而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协调劳资关系， 帮助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例如， 通过“工作分享”来实现劳资合作。日本政府2002年12月份提出为应付日益恶化的就业形势， 维持和确保就业机会， 要求政府、经营者和劳动者紧密合作， 其核心就是工作分享。工作分享实施的关键是， 三者共同分担危机带来的成本：
政府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企业承受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承受因劳动时间缩短而减少的工资收入。通过适当地分配雇佣、工资及劳动时间， 创造就业机会， 实现劳资合作， 共渡难关。作为常态， 解决就业问题， 在中国， 不能因为就业压力大， 尤其是金融危机造成大量人员失业的原因， 通过盲目上项目， 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来扩大就业机会。而更应该从长远着眼， 加快结构调整， 产品更新换代，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另外，由于结构调整、产品升级， 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人员增加， 这时， 教育和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加大教育投入， 才能为新岗位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所有这些皆为政府有所作为提供了巨大空间。

　　在金融危机影响之下， 中国的失业、贫困、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得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变得日益紧迫。另一方面， 民生的需求也为政府取信于民提供了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失业人群， 尤其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制度；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要真正做到“应保尽保”。此外， 在政府财政不断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社会参保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保证巨额的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必须加强监督， 构筑全面、严密、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将极大地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对政府的信心， 并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此外， 尽管治理腐败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中， 属于次一级问题， 但是不能排除腐败问题和环保问题因金融危机而被激化， 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因此， 治理腐败和环境保护工作也是政府在应对危机中不可放松的重要环节。腐败是公众不满情绪、政府形象败坏、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诱发因素。当经济危机来临以后， 民众的生活水平会普遍下降， 这时他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缴纳到政府手中的血汗钱是怎么被花出去的。与此同时， 政府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必定超常规地介入经济活动， 因此， 诱发腐败的几率大大增加。腐败消耗的是纳税人的劳动成果， 而换回的是纳税人的不满、怨恨及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和形象的败坏。如此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会借助某一社会问题或某个突发性事件而爆发出来。因此， 金融危机时期， 政府更要加大治理腐败的力度。一方面， 危机时期腐败行为更加猖獗， 另一方面， 这个时期治理腐败更具有稳定社会情绪， 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作用。制度体系创新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健全反腐败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 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金融危机时期， 反腐行动越是坚决， 越能凝聚人心， 提升士气。

　　五、结　语

　　种种迹象表明， 本次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它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并将使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市场失灵孕育着经济危机， 危机爆发又使市场失灵得到了放大， 市场自我修复功能受损。这时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 引导市场， 恢复市场自我修复功能；

带领民众， 重建市场信心， 保持社会稳定。相信一个“以人为本”政府， 通过实际行动， 定能获得民众的信赖， 重建市场信心， 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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