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天地之大，莫以成败论英雄

　　经国诞辰百年纪念，似乎很快被淡忘。我和宋楚瑜访谈的部分内容，经《联合早报》披露之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涟漪。亦有读者投书，就宋楚瑜在访谈中提到两岸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表示难以苟同，希望与我商榷。

　　我愿意在此申明，前述观点并非我所独创，确实是宋楚瑜在访谈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有他自己的观察体会和理论依据。尊重访谈对象的表达权，我只能如实记录，我个人未必能即刻认同，但只要访谈对象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符合百家争鸣原则，何尝不是我们观察两岸关系互动的另一个视角呢？

　　寻找“我将再起”的机缘

　　宋楚瑜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民选省长，80年代后的政治行为表现充满争议，用“毁誉参半”加以形容还无法完整涵盖。他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和陈水扁得票率相距不远；
2004年与连战搭档参选，也只以微差落败。2008年政党轮替后，很多人都认为宋楚瑜难以重返政治舞台中心。于是，这位“治国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论政治能力，台湾政坛，无人能出其右”的人，似乎就被归为“过气”的类别。但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很难自甘寂寞，更难以接受“过气”的定论。也许，他还在寻找“我将再起”的机缘。

　　台湾政坛人物，在“蒋经国学校”毕业的政治精英不知凡几，有三个人或许值得一提。

　　一是李登辉，是蒋经国之后的接班人；
一是宋楚瑜，跟随蒋经国14年之久，见证了后蒋经国时代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参与了李登辉主政之后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的风风雨雨。而他在省长任内的施政作为，被视为与蒋经国的作风极为相似；
另一个则是马英九，也担任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李登辉执行的是台独分裂路线，和蒋经国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已没有资格以“蒋经国传人”而自居；
马英九和宋楚瑜都在蒋经国晚年跟随其工作一段时间，宋楚瑜跟随的时间更长些，了解掌握的情况和资讯更多。他以“经国先生的学生”自期、自许，很多人对其问政风格和作为也有比较准确的评价，但很难说他就是经国先生唯一的政治传人。

　　至于马英九，每逢蒋经国诞辰忌日，他的拜祭活动总是吸引媒体竞相报道，因为他总是长跪不起，悲泣不已。他比宋楚瑜多了一个主政者的优势，在诠释蒋经国政治遗产方面拥有主流论述体系的地位，是宋楚瑜所不及的。

　　能否理解70年代末之后蒋经国的心路历程，能否理解蒋经国在处理台美关系、两岸关系、国共两党互动的深思熟虑，能否在关键历史拐点上领悟到蒋经国晚年政治思考的重点，应该是我们解读三十年来两岸关系互动历史的重要切入点。

　　1977：关键的年份

　　在和宋楚瑜访谈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或者说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就是1977年。宋楚瑜提到，1977年，蒋经国亲自在其整理的一份绝对机密文档上，将行文惯用的“匪”字圈出，将“矮邓”字样删除，并亲口对宋楚瑜说，这一类诋毁、贬低大陆领导人的用词，今后不应再用。而1977年之后台湾的政治文宣中，确实再未出现攻击、侮辱对方的字眼。这不是偶然的，如果放置在两岸关系当年的框架之下加以考察，会发现值得注意的迹象：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四人帮”被逮捕，十年文革内乱结束，邓小平是否复出备受外界关注。1976年10月8日之后，叶剑英先后两次提出邓小平复出问题，但一直没有下文。1977年5月，邓小平第二次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件转发全党。同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复出之后，主管的工作范围包括对台政策。邓在在台湾问题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特殊管道，再度向蒋经国传递信息，重申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向蒋氏父子以及陈诚传递的对台政策的“一纲四目”，表明尽管大陆发生文革，很多人事和政策都发生重大改变，但“一纲四目”依然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一纲四目”的主要精神体现在1979年的“叶九条”中，在此不拟赘述。

　　若干年前，我曾在海外某图书数据馆，接触一份出处不详、内容可靠的文献资料，这是蒋经国与美国某助理国务卿的谈话记录。文件中，确实看到红笔圈出“匪”字以及红笔删除“矮邓”的痕迹。时间是1977年8月某日，地点是行政院某会客室。宋楚瑜这次所谈的细节，触动了我的好奇心。我相信他所说是真实的，因为曾担任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并在80年代多次与邓小平、杨尚昆会面的魏萼，也曾对我提起此事。而1977年8月，正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一个多月后。

　　作为历史研究者和长期从事政治评论的新闻工作者，我对这次新发现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

　　首先，我曾经接触过的文献资料看来是并非杜撰伪造，而是准确无误，至少有宋楚瑜和魏萼的口述为证；
其次，两岸关系在70年代后期的互动并非始自1979年，准确的时间点是1976年之后，1977年下半年以降；
再次，传闻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度向台湾重申“一纲四目”，并非空穴来风；
最后，蒋经国应该及时获得来自大陆的信息，双方正小心翼翼进行新的评估，在正式文档和对外文宣中调整习惯用词，是善意释放和观念改变的开始。

　　从军事对抗转为政治对峙

　　宋楚瑜访谈内容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是，他有意无意点出了晚年蒋经国政治心路历程的轨迹。

　　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获得历史性突破，美国与台断交、与大陆建交是可见的必然。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国际生存空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美国退出台湾海峡、“抛弃”台湾过程中，台湾失去了依靠外力作为军事依靠的屏障，“中华民国”政府逐渐失去法理基础。如何确保台湾的利益和地位，是当务之急。

　　因此在与大陆持续对峙和博弈中，必须扬长避短，寻找新的战略优势空间，争取更多主动，厚植台湾政治、经济实力，就成为蒋经国决策和施政的重点。此后，经济上有“十项建设”，政治上积极推行党务革新，提拔青年才俊，消化保守势力的阻力，在党务系统以及其他领域另起炉灶，开放言论，释放部分权力，提升执政能力，为80年代末期的开放党禁报禁，开放赴大陆探亲，提升继续与大陆在政治上持续抗衡的能力。

　　1979年“叶九条”发表时，邓小平在美国重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廖承志致函蒋经国，蒋宋美龄回信予以驳斥，蒋经国随即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同年底，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他首度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

　　1981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仍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会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蒋经国会上致词时称：“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和平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就如何实现“统一”做出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部署。这是他就中国统一问题首次作出的全面阐述。

　　时隔多年，我们回顾这一过程，可以清晰发现，70年代末之后，两岸关系已从军事对抗转变为政治对峙。

　　1978年之后，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台湾则在逐步完成了政治社会的转型。对于两岸各自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将此定位于和平竞争之上，是否能成为我们回顾过往三十年两岸关系互动发展的基本态势呢？尽管双方至今仍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两岸实际上已经进入制度博弈的新阶段。

　　1979年，孙运璇代表台湾当局发表讲话，回应“叶九条”，讲话指出，成功不必在我，只要中共当局做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则台湾可以考虑放弃“三不政策”。不过三十年时间，两岸关系超乎了当年两岸政治家的想象。我们不禁想到毛泽东的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宋楚瑜在两岸之间有舞台

　　如今的两岸关系，实际上已进入李登辉时代制定的“国统纲领”的中程阶段，被马英九政府刻意以“不统、不独、不武”以及“九二共识”作了模糊化处理，维持了一个和平发展的表面状态。严格意义上，这也是两岸关系进入一个合作竞争的新阶段。因此，要让两岸关系最终走上政治整合的进程，除了经贸合作、人员交往之外，还有一个制度性竞争和互补长短的历史任务。

　　蒋经国时代对两岸关系互动，似乎已有制度竞赛的战略考虑。其政治民主化经验和教训未必能成为大陆唯一的借鉴，但台湾走过的路以及累积的经验教训，不也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道路吗？

　　在和宋楚瑜的访谈过程中，我脑海中浮现了两句成语，一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企图心依然旺盛的宋楚瑜，在目前的乱世氛围下居然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的能臣、枭雄太多，而是当局用人过于拘谨，格局不够恢宏所致。我在和宋楚瑜访谈即将结束时有感而发地说，宋先生的政治舞台不应局限于台湾，而应该在两岸之间。他未做出任何表示，但我相信他记住了这一句话。

　　未来的两岸互动，需要更多有历史责任的有识之士。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阶段，天地之宽，舞台之大，不存在“过气”的问题。以宋楚瑜的能力，尤其是他的历史观和国际观，以及他跟随蒋经国的阅历和经验，完全有资格、也完全有能力在两岸关系上扮演和连战一样的角色，某些方面甚至会更加称职。

　　马英九其实也一样。台湾的政治人物若有意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流芳百世，惟有在两岸关系上追求建树。政治角力场上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上，即使是姗姗来迟者，也有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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