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评林炎志先生的《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均衡运行》

　　林炎志先生的文章《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均衡机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这一文献吸引、震撼和打动我的，首先是它的文体：这是马基亚维利《君主论》、《共产党宣言》，是《狱中札记》和《目前的形式与我们的任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开创和代表着的文体。对于当前的学术界而言，这是久违了的文体。它以清晰地逻辑结构明确无误地呈现着“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史地回答着“我们从那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间问题，直面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空间和局势的判断，并以直言不讳的的决断力提出了“怎么办”的严肃课题。正是这样的文体，令人想起南湖风雨飘摇的红船上思考纲领的方式，想起延安窑洞里，在彻夜不眠的争辩、思考中表达决断的方式，此时此刻，在这样的场合，它令我们目睹一个伟大的政治传统和政党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活，同时,它呼吁我们时刻要警惕这一传统的失落和被遗忘，提示我们――哪怕是这一传统短暂的遗忘和失落，可能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政党政治传统造成的伤害。

　　众所周知，这一文体自《共产党宣言》产生后就被称为“宣言式”的文体，这种传统自《君主论》产生后即被称为是“政治传统”乃至“现代政党传统”。而这首先就要求我们重温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现代政党政治传统”。重温这样的问题，对于今天而言，我以为尤其迫切。

　　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政党政治。这是由于现代政治面对的是“群众”，而不是传统君主治下的“臣民”。葛兰西说：政治的言说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宣言式”的，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言说方式能使“言说者”与“群众”成为一体，能使言说者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员；
而反过来，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言说方式，这里的“群众”也已经不是普通的“群众”，而是通过论辨说服的群众――也就是“言说者感到认同的群众”。因此，所谓政治的言说，首先就是指凝聚和创造集体意志的行为，而当我们说社会生活中政治传统和政党政治传统面临“失落”的时候，主要针对的乃是当下的集体意志变得松懈和涣散，因此，面对着社会危机的急迫，我们迫切需要对集体意志进行加强和巩固，并将这种集体的意志导向具体的合理目标，同时在实践中去检验这一目标。

　　毛泽东将政治称为“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他说，革命的政治家的作用就是让“不懂得政治”的群众掌握这样的科学和艺术，而这就是“革命的政治家”与“贵族的政治家”的根本不同 。葛兰西也说过：“任何生在传统统治阶层的人几乎都自动地了解现实政治的特点，这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家庭背景中自然而然地汲取了全部复杂的政治教养，而在他的家庭背景中，要么王朝的利益占主导，要么世系的利益占主导，这样看来，真正不明白‘何谓政治’的就是群众，而无论是马基亚维利还是马克思，他们都坚定地相信政治科学和技巧最终有益于‘不明白的一方’，因为他们中间存在着历史的进步力量。”

　　今天，既是作为普通劳动者、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员，同时也作为肩负重任的领导者、企业家和学者，诸位在此进行的激烈讨论和思考，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为人民群众，主要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争取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大家也许有幸见证一个“久违了”的政治传统的复活。诸位也许也都深深地感到：我们今天这样的讨论不是空洞的、不是出于简单的“良知”和“正义感”或者所谓肤浅的“人文精神”，因为它力图和指向并提出务实的、可操作性的方案。例如，崔之元教授所提出的如何在土地开发中坚持壮大国有资产、通过国有资产的不断壮大来造福普通百姓、民生的“重庆模式”，再比如，前一个阶段中，许多学者提出的如何根据“劳动者产权”和“劳动产权”的理论，以制度创新的方式，让工人职工公平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利润，而不是让资本一方独占企业发展的利润，或仅是通过“二次分配”对利润分配进行调整、调节 。而且，这样的讨论的目标也不是临时性的、或出于一时的应急举措，而是力图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这样的高度看到群众中间的历史进步力量，不是把工农看作“包袱”和“弱势群体”。正如戴志康先生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千百万普通劳动者，上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解决不好他们的住房问题，上海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满足大多数人住房要求，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来就不应该是矛盾的。

　　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到他们中间的历史进步力量，以切实可行的方案和理论创新为群众争取利益，这就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的根本政治议题、是这些议题本身最终的政治性。一方面，它使得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标榜“超然”，而实则就是全然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来宣扬市场经济“天然如此”、“从来如此”，所谓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另一方面，它使得我们的讨论有力、有效、可行，而不是流于发牢骚、揭黑幕、抒愤懑、表达空虚的道德理想。也许正像崔之元教授所说的，今天的与会者或许并不是有意地从党派的立场发言，但是，包括崔教授的发言却深刻地体现了鲜明的政党立场和政治意识，因为政党这个“现代君主”最核心的职能和根本的任务，就是以政治的方式去武装群众、说服群众和教育群众，以真实、有力、有效的方针政策回应群众的诉求，以坚定的政治方式把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集体意志，去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检验一个政党的成败、检验其针政治纲领的正确与否的尺度，检验其政治能力高下的唯一标准，首先就在于它能否以政治的方式武装群众、说服群众。这就是马基亚维利和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政治科学的最基本技巧，也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生命线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政治涵义，它理所当然也应该是检验我们一切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的试金石。

　　因此，只有了解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对象是群众，只有了解了现代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将政治群众化”，同时将“群众政治化”，就是以切实有效的方式、方针、政策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才能面对林炎志的文章出发点和提出的问题，同时将它理解为一篇杰出的政治文献。

　　其次，现代政治和一切政治的本质就是统治。政治的第一要素就是统治与被统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基于一个更为古老的常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因此,所谓“政治的视野”，就是从矛盾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的视野。这就是林炎志先生文章的标题所揭示的“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第一个小标题所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一旦回避了矛盾,一旦回避了“谁统治谁”，“谁领导谁”，谁驾驭谁的问题，就等于回避了政治的视野。一旦丧失了政治的视野，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势必会影响其执政能力。长此以往，甚至就会流于消极应付社会矛盾，甚至流于一种“不当家”的在野心态、在野作风，流于以各种技术手段穷于应付各种危机，而丧失旗帜和根本目标。

　　众所周知，从辩证法的矛盾视野观察社会变迁，这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马克思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成分，而抛弃了其“原始而神秘”的外壳。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观是简单而机械的――在黑格尔看来,社会运动的最基本的矛盾就是所谓“精神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黑格尔认为这个单一的矛盾是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其余的矛盾只是被决定的、仅仅是“表现形式”。然而，马克思不是从黑格尔上述抽象的、简单的、神秘的辩证法，而是从具体的社会构成中来分析社会矛盾及其运动的。只不过，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恰恰是从黑格尔的那种简单、机械的辩证法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论，这特别表现为他们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社会矛盾论，解释为机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一个决定另一个”的黑格尔教条，而这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林炎志先生的文章起到了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就借用一个德国评论家的书评，批评了对他自己学说的这种黑格尔主义歪曲。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清楚地界定说：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其实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所谓的“现实基础”，则是指与“物质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特别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举例来说，大家一定知道：如果没有在漫长的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体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为准备战争和动员战争而形成的资本积累和政治集权体制，没有特定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光靠工业革命，英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一个世界霸权的。如果没有18世纪以来对于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主义掠夺，没有美洲的棉花、印度的市场、非洲的奴隶劳动力，英国的工业革命即使发生也不能持续。最终，如果没有英国军商合一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业革命起码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在全世界展开。这其实也就是说：所谓“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与其是断言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经济性的,不如是说从经济分析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可以更为有力和清晰地分析社会诸矛盾的实质,与其是说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体制、不同政治形式、不同法律形式、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统统都是经济性的、是并被经济所决定的,不如说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的视野，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些矛盾和把握它而已。

　　而这就是政治的视野和政党的视野。政治和政党的视野就是复杂地把握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矛盾和主要社会矛盾。而认识到这些矛盾背后的经济利益诉求，却完全不等于把所有社会矛盾化约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仅仅那样做，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党，因为那就会流于工团主义，如果仅仅那样作，所谓政党就变成了工会，因为工会和工团的目的就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诉求，而政党的目标始终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是林文所说的：“掌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社会结构的均衡运行”。

　　同样的，作为我们当下社会“现实基础”的市场经济，也是指与“物质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市场经济并不是指一种单纯、抽象的物质生产方式。而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法律保障和意识形态导向，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驾驭市场经济。也正是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从对市场经济既是“物质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深刻认识出发,林文才极其深刻地将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一个矛盾体，一个在矛盾运动中能动地不断创新的体制，并从这种高屋建瓴的政治视野，一举打破了对于市场经济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篇文章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是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即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视野，来理解、发展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这种对市场经济的现实的理解，才真正构成了作为我们社会现实基础的市场经济。正是在对当代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和把握中,从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矛盾、市场经济的两面性的深刻认识出发,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摆脱了将市场经济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僵化的、左的逻辑，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林文这样指出：

　　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初，他下决心带领全党既在某种程度上有限地抑制了社会主义制度排斥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又不断地抵制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自发地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创造性的、渐进式的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母体中初步剥离出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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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正如林先生的文章所强调指出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我们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三点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告别计划经济，也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我们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好，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利于发展生产力、更不是说它没有发展生产力。今天会议上许多学者都通过历史回顾清晰地说明了，建国初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高就业”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为我国劳动力密集、资本高度缺乏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形势所决定的，因此，计划经济时代并非一概的没有发展生产力，但是，尽管我国的工农业水平在建国后有巨大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重要问题之一却在于：相对于工农业的发展，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的工资和福利提高的速度比较慢，分享这种发展带来的好处还比较少。而这很大程度上又由于当时的冷战的国际形式、我们初建国的基本条件所导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以其追求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导向，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的经济奇迹。但是问题在于，许多人却非常简单地理解了这个奇迹，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是简单地由于鼓励“资本自由”才造成的，而不是在根本上通过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地分享发展的好处和利润，不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缩小城乡差别、阶层差别，不断调动起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市场经济的好处，仅仅在于实行私有产权，在于不断满足资本方的利益和利润需求，甚至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过就是由资本的自由和资本的利益最大化造成的“滴漏效应”造成的。

　　上述理解是对邓小平为我们提出的三个有机联系的奋斗目标的歪曲，说这种新自由主义主义的歪曲没有影响我们的实践，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我们毫无疑问作的相当不错，但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却依然任重道远。以至于现在甚至有人说：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再提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了，因为那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但是，对现实的清醒分析却使我们注意新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目前我们经济发展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部分人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要买，大部分人却没有钱买东西。因此，要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广大劳动者收入不足的问题，直面和努力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而当前更为危险的却是：那种将市场理解为万能的、普世的和无内在矛盾的体制的论调,这种说法完全无视市场经济本身所蕴含的反竞争、反公平、反消费乃至反市场的一面，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市场拜物教,恰恰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极其浮浅的认识之上,――对照来看，如果说林文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理解，我认为这种深刻理解是这样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市场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市场经济。

　　20年前,林炎志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当年短暂的接触,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燃烧着信仰之火的共产党人,一个躬行实践的群众工作者,一个不懈思考的精神战士的形象,给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了一个不断在奔跑的体育健将的形象。往事并不如烟，我非常感谢杨平先生的安排，让我有幸成为今天林炎志先生讲话的评议人，借此机会，我还想用一句话来祝愿当年的林老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最后,我想向林老师提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将改革开3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成就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的成就?毕竟,衫原熏,Arrighi G等许多学者将漫长的16世纪中国经济的巨大奇迹,解释为不同于“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勤劳革命”所带来的,同样,他们倾向于强调198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中的独特性:主要包括投资于劳动力的培养，而非依赖资本和资源密集,鼓励层层转包的企业合作模式,将生产落实在中小企业甚至家庭以节约成本,而非通过鼓励大企业的竞争而导致垄断?――他们的问题都是指出:中国和东亚的道路的成功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

　　谢谢林先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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