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未能及早启动

　　内容提要：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自文艺复兴即开始启动，而中国却迟至19世纪中叶才开始了被动式的启动。其中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负面作用：一、过早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的影响；
二、人口的过度迅速增长，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增加；
三、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厚重人文精神、鄙薄科学精神；
五、中国历史上对外扩张的政治性因素之动因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动因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 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非常发达的工商业，按照历史进化论的原理，中国应该比世界上其他地区较早的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是完全相反，中国是在似乎意外的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下，才抖动了几下僵硬庞大的身躯，很不情愿地挪动了沉重的脚步，中国现代化才开始了象征性的历史启动。常以“煌煌文明五千年”自居的中国何以在“现代化”文明的创造上没有捷足先登，却是那么姗姗来迟呢？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历史的遗憾，又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着力的结果。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姗姗来迟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

　　一、过早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的影响

　　中国在很早就出现了比较集中统一、疆域广阔的国家形态。从夏、商、周开始，中国国家发展就呈明显的大一统趋势。秦朝时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的国家形态。其时，中国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东北至辽河，南至南海，是世界上版图规模空前广阔的国家。此后，历经两汉，又至盛唐，中国又创造了气魄宏伟的两个庞大帝国——“汉唐帝国”。这种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当时社会民众对于大一统国家形势的信仰有关。人们普遍的相信，只有国家的一统才能给他们的正常生活予以充分的保证。如果没有普遍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价值观在起作用，在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条件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力镇压、控制，是不可能有效地长期维持这个统一局面的。正是有了这种悠久的大一统政治价值观，中国虽屡历战乱，饱经动荡离散之苦，但总的趋向一直归于统一，而在欧洲那块小小的版图上，尽管它的古代也曾如中国一样，也演出了一幕幕大大小小治乱分合的史剧，却未曾在长时期形成有如汉唐中国那样规模的高度集权的且有稳定疆域的大帝国。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山河一统，而今天的欧洲，却是小国林立，其状更足可证明悠久的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的影响。

　　在这种大一统国家观的影响下，无论是统治者当局，还是一般民众，都把维护大一统的局面看作是头等大事。为了维护这个大一统，统治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无限扩张中央的集权，可以藉此而消灭可能有害于大一统局面的因素存在的条件。为了大一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统治者都会毫不顾惜。于是，维护大一统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施行暴政的一个最佳借口，无数美好的改革思想常常都是被它所扼杀在摇篮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统一、团结、国泰民安，这是他们几千年一以贯之的美好愿望。为了它，他们也可以牺牲一切。于是，象古希腊、罗马时代关于政治权利的民主化的思想基本上在中国古无法形成，更谈不上实践了。即使偶有点点星火，最终也逃不过不是被浇灭、就是被遗弃的命运。于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主政治形式无法创生，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如何主动启动？这可以算得上是传统的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重要负面影响。

　　另外，这种大一统国家观又助长了大一统文化模式的形成、加固。正是在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下，每当“华夏文明”与“夷蛮文明”发生碰撞时，“华夏文明”总是以绝对征服的方式统一“夷蛮文明”，通俗的说来，就是汉化了周边、其它民族文化，而不是在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孕育出新的、更高级的文化。中国文化犹如一块磁铁，其它的文化只能象磁铁一样被吸附、磁化，而不是取人之精华，去己之糟粕，以重新组合、构建更宏伟的文化大厦。也正是因为把“大一统”作为自己发展的框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才具有了较多的保守性。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过分讲求和睦敦信、隐忍退让、息事宁人；
在先进与落后的冲突中主张知足常乐、安贫乐道；
在男女、上下关系上，主张忠孝为本；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主张顺天意、随命运……如此等等。这些内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抑制人的个性、创造性，刻意追求一元化、大一统。而社会现代化则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积极性、创造性，需要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需要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大一统文化模式是现代化产生发展的紧箍咒。

　　二、人口的过度迅速增长，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增加

　　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最早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从总体上看都十分缓慢，人口压力较轻。这种状况有利于资本积累，缓解了人口与耕地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②]。而这些变化无疑都是现代化启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两千年前，人口数就达到5000多万，此后，人口数一直呈不断上升的态势，盛唐时为6000多万，南宋时已超过1亿，明朝中期为9000多万，清末为4.3亿。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充分提高的背景下，同样的自然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不能与科技进步的速度成正比例关系，而是过高于科技进步的速度，人均社会资源就会日益短缺，社会成员的生活就会日益陷入危机。

　　如果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时段来考察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其速度并不为快。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从战国初年到清末，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中增长了16.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22‰[③]。应该说，这个增长率不算很高，当然比起西欧来还是要高出近一倍（西欧在公元初至18世纪初人口增长率约为0.695‰）[④]。但致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口发展大起大落的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唐代从公元705-755年人口增长率为7‰，宋朝自1006-1100年间则为10‰，清代自1700-1794年的年增长率也为10‰。而11-12世纪中国宋朝时期正是西欧积聚力量冲破黑暗走向光明为现代化的启蒙创造积极条件的时代。当时中国农工商业均极其发达，为中国封建经济社会的全盛时期[⑤]。如果该时期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相一致，而不是为人口过度增长所减弱的话，对于催生中国现代化因素更多的形成还是很有帮助的。而清代“康乾盛世”阶段(17世纪后期--18世纪后期)则是西欧发展的空前“盛世”阶段-----现代化工商业得到了全面启动和发展,而偏偏此时中国人口极度膨胀,从不到1亿跃升到接近3亿多,100年间增长了2亿多人口。有关资料告诉我们,南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2人,江淮地区为每平方公里75.7人,到1850年两个地区就分别上升到120.1人和262.9人[⑥]。可是,这一人口高速增长期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得到相应发展，依然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这就严重地激化了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唐朝时，人均享有粮食种植面积为3.76市亩，宋朝为3.75市亩，明朝为3.23市亩，清朝中叶只有1.71市亩，人均成品粮食也相应的为665斤、605斤、626斤、350斤。每一成年劳动力成品粮食生产也由唐时的2396市斤递次降为2179、2255、1260斤。清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唐朝的一半[⑦]。而美国在1860年的人均粮食则达到了近一吨。与之相比，中国人之生活状况犹在地下。由此可见得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的贫困和落后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忍饥挨饿，哪里有剩余的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积累呢？至少资本积累的自发性动因大大减小。至于现代化启动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如市民阶级的兴起、思想的启蒙、文化教育的逐渐普及等也都因为这个经济因素的限制而得不到有效的发展。这实在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三、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重农轻商。在社会等级的序列表上商人被排在末位，即“士农工商”。历代统治者从骨子里又视商业为“歧业”，视商人为奸商。早在春秋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工商”[⑧]，商人和匠人是不能和士大夫们住在一起的。自秦汉开始，历代统治者基本上信奉以农为本的思想，严厉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和商人势力的膨胀。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⑨]。汉武帝时，实行盐铁、酒类专卖制度，不许商人经营这两大利润极丰的行业；
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均输就是由官方进行一些大宗商品在各个不同地区间的贸易，减少商人在其中牟取暴利；
平准就是由官方在物贱时买取商品贮存，在物贵时贱卖之，以打击商人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投机行为；
钱币铸造权归官府所有；
王莽时实行五均六筦制，由政府统一经营工商业、平抑物价、主持盐铁酒等重要生活品的买卖。

　　唐朝前期时，在工商业的经营政策上比较松动，但对其政治活动却依然予以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宋代的工商业政策虽然也偶有“抑末”的倾向，但总体上来说，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终宋一代，工商业空前发达。但到了元朝，对于匠人实行官方控制，形成“匠户”制度；
对于商业的禁令也非常繁多，同时还征收高额的商业税，使得元代工商业竟落后于宋代。而此时正是西欧向外逐渐大力探索海内外贸易、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中国却痛失此良机！

　　明清时代中国的传统工商业较前的确有一定的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总思想依然存在。明朝时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着绸纱，只许着绢布”[⑩]。明朝政府还垄断了矿产、盐、茶等很多手工业部门的生产贸易，长期实行“匠户”制，限制匠人的人身和生产自由；
加重工商业的赋税，限制海外贸易；
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敲诈勒索工商业者。清代的工商业政策虽比明代有所缓和，但在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上仍然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11]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清政府才敢于、荣于“闭关自守”，拒绝海上贸易。

　　这种由于政府当局的政策的限制而给中国传统工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它阻断了中国工商业趁热打铁、连续发展的热流，使之无法取得突破性的、实质性的飞跃式的发展；
第二，造成了中国工商业财富积累的封建化。中国的商人、手工业者有了财富积累后，慑于对悠久的“重农抑末”政策的顾虑，从来不敢用之全力扩大工商业规模，而是大肆置办田产，或者大放高利贷。所以，在中国古代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往往是三位一体，互相转化。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第三，阻碍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的需要作为其动力。中国封建政府既然不鼓励工商业的无限制的发展，人们只消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多增加劳动力，就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仅仅偶尔在生产力前进的惯性作用下科技才能取得些微的改进式进步。这种进步相对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加速式科技发展的趋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与中国的这种“农本”思想截然不同的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工商业政策所持的态度是积极扶持和鼓励。

　　英法政府自15、16世纪以来就一直执行着重商主义政策。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就制定了保护呢绒业制造的政策，并从国外聘请专家，引进技术，创建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矿务公司；
强力推动“圈地运动”，逐渐把封建庄园改造成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牧场；
鼓励海外贸易，英王为了达到快速拓展海上贸易的目的，甚至不惜积极联络、扶持象霍金斯、德雷克那样的大海盗为自己服务；
英国政府在政治上也给予商人以很高的地位。自1509-1558年间的16届会议中，伦敦共派去的36名议员中，有26人为商人。而更早在此前的13世纪的宪章运动中，作为市民阶层中的骨干的商人就已取得了参加国会下议院的权利[12]。重商主义的海外贸易的结果，使英国从海外获得大量财富，在1757-1857年的100年间，仅从印度运回英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120亿金卢布[13]。其他欧洲国家也正是通过海上贸易（一定时期里也可称为掠夺贸易），从海外获得了大量财富。“葡萄牙在1493-1606年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非洲殖民地运走黄金27.6万公斤，西班牙人在1503-1605年间，仅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10几万公斤，白银1600多万公斤……荷兰海盗，仅在1623-1636年间，就抢劫了3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掠取的价值达4000万盾。”[14]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厚重人文精神、鄙薄科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确定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把人作为上至社会文化精英、下至乡村野闾关注、研究的中心，中国也因此在很早就确立了一套整合社会秩序的方法，象“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之类思想便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法宝。这种重视人伦、讲求礼治的“人文精神”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几乎占据了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全部的位置，崇尚实证、以探索自然奥妙为宗旨的“科学精神”则在这个体系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
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的很好了”[15]，“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贯注在这些礼教上”[16]。

(莱布尼茨语)

　　学“礼”、传“礼”、维护“礼”，成为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支柱。而“科技”，则只不过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而已。而历代统治者为了达到维护这种厚重“人文精神”永久合法的目的，便在官僚制度和教育制度中将之严厉地贯彻。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中，被收录的历史人物几乎全是政治人物，绝少科学家。即使有那么星星点点的几个，对其着墨之处，也较官员们浅淡得多。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他们的生前都没有得到社会充分的尊重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有时甚至连他们的科技创造也被人所忽视。象明末清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问世后在国内无人问津，以至于300年间失传于本土，直到20世纪初才从国外找回。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和中国的官僚制度紧密结合的一种严重的重文史轻理工的制度。西周时，中国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些学习内容不算窄，但重视社会应用的倾向已经初步显现。从汉朝开始，中国的教育内容越来越单一化。汉武帝时，将儒家经书定为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从此经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根本性内容。这就使得古代中国培养出来的“学子”大都不懂自然科学，无法承担科技发明、创造的重任。虽然其中也有个别人能在科技上有所创新，如沈括、徐光启，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无法形成一股科技创新的宏大潮流，更无法推动现代化时代的启动。而西方早在12、13世纪就兴起了科系严密分类、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重视实际运用、文理兼备的大学教育。大学成为了西方科技兴起的摇篮。大学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母液。

　　这种过分厚重人文精神的状况造成了中国的人文科学朝着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即把社会中一切事物都置于道德评判之下，以是否符合道德伦理作为衡量得失成败的标准。这种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稳定社会秩序、营造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很有必要，从这一点说来，它有其积极、先进的一面。但是，问题在于它否认了道德之外的价值取向，忽视了科技的发展，妨碍了人才的发现，从而与现代化的发展所必备的条件难以吻合，更谈不上促进现代化的发展了。

　　第二、人文思想的起点太高。由于中国人太重视现实社会问题，使得中国人对于“人”、“社会”这样的问题思考得太多、太深，从而使得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很深刻的人文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与西方相比，明显偏高。诞生于公元前11世纪之前的《周易》是中国文化思想境界的最高殿堂。该书有着极其抽象的思想法则和理论，这部被人们称为“天书”的著作似乎蕴藏着科学真理，其深度和广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被挖掘、拓展。直至今天，《周易》还被现代科学家们所青睐。稍后几百年，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诞生的“老庄哲学”，也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瑰宝。相对于其产生的时代基础、相对于同时期产生的其它哲学理论，其所阐述的方法论、本体论思想，确是人类思想史的奇迹，甚至于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是一种“辉煌”。它犹如平地上拔起的一座孤峰，特立独显，高高在上。在近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者说世界范围内的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哪一种文化流派的思想高度能出其右。后人往往只对其进行学习、诠释。所以，“老庄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颇为时尚、流行。其思想精华逐渐演变为道、佛教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儒家文化。综上可以看出，“易学”和“老庄哲学”算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这两种学派思想性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却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同理，受“易学”、“老庄”学说滋养的儒、佛、道文化也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因而也难以为人深入地理解。所以，几千年当中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诠释教义，还所谓传统文化之真面目。这种现状延续的后果是人们只潜心钻研有限的经、史、子、集，然后凭着个人的感受而苦思冥想，生出一些自以为“正统”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由于多是人生体验的反映，自然就较多地谈论“明哲保身”等类的处世之道，这必然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阻碍着人们冲出固有的文化氛围。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思想的启蒙条件自然也不能在这种氛围内萌生。

　　第三、文化结构单一。人类文化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完整统一体。当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文化并不是并驾齐驱式的前进，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平衡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但该文化发展的流向存在着问题。一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理想文化，它首先必须要教会人们如何适应、征服自然的最起码的知识，使原始人能从蒙昧、野蛮状态中生存下来，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进一步充分思考自身、认识自身，形成朴素的人文观念、思想。然后再运用此种认识去改造自然界。如此的循环往复，人类社会就能在这种过程中不断迅速地前进。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自然—人类—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起点偏高，人们面对它感到高深莫测、无所适从，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到自身的修身养性上，希望籍此来消除困惑，从而忽视了运用人文知识去积极地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在单一的领域里循环，即从人类—人类，如此过程中诞生、发展、完善起来的知识结构就必然是封闭式的、单一型的，就无法启动自然科学的革命，形成了重义理、重官衔、轻器技、轻匠人、轻科技的风气，从而造成了文化结构单一。这种单一的文化结构限制了古代中国人在面对一些不断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很容易陷入“社会循环论”的认识误区，把社会看成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式的循环转换。基于此，古代中国人特别崇尚清静，主张“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往往把“变”与“乱”等同起来，这就大大的影响了新观念、新实践的产生和合理化。

　　五、中国历史上对外扩张的政治性因素之动因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动因

　　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为摇篮开始发育，其生活的范围一步步从黄土高原往东扩充至东海之滨、西至青藏高原、北至中亚大漠、南过岭南百越、海南台湾，中华民族也由当初单一的华夏族融合发展成为多血统、包括多民族在内的新民族。中华民族这个不断发展、深化、扩展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呈外向型的趋势为何这种有着明显对外扩张性的精神没有像西方那样能够在中世纪之后也能劈波斩浪，向海外大力发展，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契机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许多个，但对外扩张中的政治性成份动因过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统一六国，征服岭南，在全国设置36郡，一下子把小小的秦国从关中平原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其扩张之功，旷世无比。但他引以为傲的是他的“皇帝”威严的影响力传播之广，而不是基于为民造福的目标。其后汉武帝、王莽对匈奴的大举用兵，虽然主要着眼于保境安民的根本考虑在内，但扬威于外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皇帝很少考虑主动的应用经济、文化手段来达到对外扩张的目的，更很少从促进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目的来进行对外扩张活动。中国的历代王朝对待边疆地区的政策就很能反映这种倾向。

　　一般来说，陆地边界地区是一个国家实行对外扩张的最直接的目标。中国古代王朝政府对于边界内外地区一般都采取“羁縻”、“怀柔”政策，只要这些地区在形式上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常常愿意给予巨大的经济补偿，即使在强大的唐朝前期盛世阶段，也表现出来这种倾向：“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17]而宋代这种倾向表现得甚为明显。“澶渊之盟”后北宋以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经济代价来换得辽国对其“皇帝”尊号的承认，而1044年为了满足西夏国主对大宋皇帝称颂为“父”这种虚假称号的欲望，又答应向西夏每年给岁币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终两宋王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宁和虚荣，以经济为代价而做出的牺牲实在太多，这种状况很显然都不利于孕育现代化的种子。中国明清两代，正是西方日益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侵略扩张、积累财富，工商阶级地位日益升高的时机。而此间的大明时代则忙着在陆地上修长城，在海上搞“海禁”。虽有郑和庞大船队远洋世界、周游列国，却既未拓展海外贸易，又未“掠”得不义之财，其对外远航活动也仅仅起到了“扬国威于四方”的作用。大清国虽然在陆地边界上不断扩张其影响，占据满洲、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使明代版图面积扩充一倍左右，但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满族私立特权出发，对上述新扩版图实行“封禁”，不允许汉人进入，阻碍了人们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地区的各种资源；
“对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只要能达到‘羁縻’的目的，则经济上的补偿多少均无需多加考虑”。同时，清政府又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不积极主动地进行海外扩张的活动。明清两代之所以实行这些政策，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是从维护自身政权统治的稳定性的角度来考虑的，基本上忽略了增加财富的因素——这种通病，贻害颇深，直至今日，亦未能说它就已消除、淡化，而继续为一些人所信仰、崇拜，以为治国良方。

　　西方已有的现代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对外活动中（包括扩张活动）增加经济财富是促使这些国家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的根本动因，如果在对外活动中，仅仅注意“政治因素”，就易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沉湎于夸功炫耀、忘却民众、不务实际，其对现代化发展进程所起的危害作用不言而喻。

　　Why China Didn’t Start Its Modernization Progress at an Early Date

　　Mei-dong Cheng

　　(From the Humanities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the human beings dates from the Renaissance. While China did not start its modernization progress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moreover, this progress is started passively. The reasons for that are very complex, yet the follow factors are negatively decis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1) the influence of the nation ideology called “the Great Unity” which formed too early 2) The too rapid expansion of population impeded the raising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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