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当代艺术炒作的后殖民话语

　　中国当代艺术从“85美术新潮”算起，不过二十年时间，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国从全面模仿西方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中走出来，开始从本土经验的国际化中寻求中国艺术经验的世界化。但同时西方画廊、策展人、拍卖行对中国艺术界空前重视，在炒作中国古典艺术品拍卖高价后，现在又开始对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高价炒作。

　　北京宝利2006年11月秋拍有一组重要数字值得关注，拍卖的7个专场中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形成的反差之大，耐人寻味。其中：《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成交额8035万元，《现代中国艺术》专场成交额8413万元，《中国近现代书画（一）》专场成交额2297万元，《中国近现代书画（二）》专场成交额6523万元，《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成交额2203万元。可以看到，现当代绘画两场拍卖成交额接近两个亿，而近现代书画三场拍卖成交额才一个亿多一点。看来，中国美术确实进入了“战国时代”。

　　在这种当代艺术暴热的语境中，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画家高价拍画的市场运作中的金钱快感，更要关注这样一些关键问题：西方美术思潮全球化中的东方艺术后殖民倾向，当代艺术的国际炒作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厘定，先锋艺术家文化弑父和寻求精神继父的文化语境，以及中国新世纪艺术创新和文化立场确立等问题。这一探讨不仅是对中国艺术界、艺术理论界、评论界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学术界整体文化立场的测定。

　　一 中国当代艺术海外炒作的文化身份危机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看好，在西方买家眼中，中国艺术品价格比西方艺术品相比较而言更加便宜，有相当的炒作上升空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热”是被西方给与的，是被动地由国际拍卖行家炒作起来的。正如英国《艺术报》编辑安娜·索梅·科克斯认为：“在英国的艺术收藏人口已经改变，大部分新中产阶级都在国际性的公司上班或在接触媒体的相关行业工作，他们不再崇拜古典事物，而是渴望新的事物和更为现代的作品。”这意味着，不仅中国当代艺术将古典艺术边缘化，而且西方古典艺术同样遭受这种厄运——曾经多么辉煌的架上油画在当代西方艺坛上不断式微枯竭，已然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世俗化消费主义的挑战。

　　当代人存在一个文化误区：似乎大众化没有错而且不可置疑，似乎只要是“大众”狂欢就因其草根性而天然具有正确性，只要是民众的就是无可非议的。其实，艺术和文化除了要成为民众的（大众化、娱乐化）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成为民族社会内在价值和精神超越性体现，是反抗生命异化和感觉沉沦的重要方式。因此，打着大众旗号使文化和艺术浅表化低能化，是对艺术精神和文化命脉的摧根。我们有必要通过美术话语的探究进而抵达文化神经，并对精神编码加以清理。

　　中国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画家已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为艺术设限是人为自己设限的一部分，因而，艺术本性与哲学本性本质同一。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一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这种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不过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而已。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前者又压抑了后者，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

　　而吊诡的是，中国艺术家运用后现代反文化的形式，表达的却是自己的现代性经验。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中国传统经验感受方式的报复行为，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的“三大危机”：

　　一，精神之光的消散。真正画家的作品有精神之光存在于内。中世纪的画作之光来自天堂；
文艺复兴时代作品之光往往从上侧方映射，如《蒙娜丽萨》的画面之光显现出人性光辉，既有人间性，又具有神性超越性——人仰头苍穹获得光的照亮，表征着人对向上超越的期盼和与神秘启示连接的形而上冲动，人据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后印象派的光散漫成自然光，精神之光在自然中成为散状光点构成物，光无处不在但却构不成清晰的视觉感，使人物逐渐成为“准平面”；
后现代绘画中心灵之光已经完全消解而平面化，人性深度和人性辉光消隐飘逝之后，观念艺术就成了当代新宠。人不再有任何畏惧而剑走偏锋，用精神的消亡和光的灭绝为代价，使得那些盲视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成为今日艺术主宰。这种反文化、非文化的表现，对光的逃避和诋毁，对精神升华的背弃，使得人类艺术面临黑格尔“艺术消亡论”等重大问题。于是，逃避精神深度，进入金钱怪圈，放弃超越性艺术之后，再度放弃反抗的艺术。正如有人说的那样：“85新潮”时艺术圈见面说的一句话是“你最近被查封了吗”？现在说的则是“你最近又卖了吗”？这种本质的变化耐人寻味。事实上，连正在不断“文化起来”的商人都开始谈论艺术，而穷怕了的艺术家如今却毫无愧色地大谈其钱。这种本末倒置使得艺术家放弃了当初拿起画笔的初衷和艺术自尊，仅仅感受天地之气丧失之后的心灵颓靡，在市场行情走俏时苦拼体力闭门制画，艺术创作演化为不断自我重复的体力劳动，创造性的才华终于不敌见钱眼开的欲望，先锋艺术家正在金钱奴隶的感召下，玩命消耗自己所剩不多艺术资源。

　　二，价值的颓败。价值和价格不同，价格代表了市场的物品供需关系，而价值代表了人类遵从敬畏诚信的本体存在。只有对价值把握的艺术家才能领悟和表达经典的意味，才能完成从心、意、手、腕、指到笔尖的完善控制，传达出超越人自身局限的作品意义。如今，当代艺术在价值误区中消解着价值把握和意义求索，沉醉于纯形式的玩弄，当然玩弄形式者也被形式所玩弄——透过作品不难看到若干年前的优秀艺术家正变成空心人，正在成为画坛低俗操盘手。精神艺术终于蜕变成形式艺术，艺术家完成了从价值追求到形式玩弄的角色转换。出现空心人的非艺术其来有自，因为先锋艺术家在国际性的艺术炒作中成为最为矛盾的群体，一方面在地下艰难地探索了多年，终于在拍卖行感受到高价攀升的狂喜，于是心甘情愿地盲目将“按照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作为其创作的首要原则——不再遵循心灵的本真感受，而是买主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出多大的价钱就做多稀奇古怪的作品。创作丧失了先锋的精神纯度和硬度，出现若干精神病态的创作逻辑——将挑战人们的审美认知习惯和内在良知作为出人头地的成名法宝。这样一来，艺术成为作秀品，精神成为多余品，道德成为陪葬品，价值成为消费主义的奢侈品。

　　三，整体性的碎片化。我们知道，真正搞艺术强调我手写我心，我身在世而心却在世与出世之间。不明白此就搞不懂柏拉图为什么会说艺术是艺术家迷狂所至，搞不懂尼采为什么将个体和人类的生死续接用艺术联在一起，也搞不懂海德格尔为什么强调“诗意地栖居”精神意向性。古希腊艺术家可以“代神立言”，近代艺术家“代己立言”，当代艺术家“代商业集团发言”。这样的本能代言把丰富的世界变成一种琐碎无聊的自我本能世界，从而为国际市场对当代流行艺术的炒作留下巨大的文化空洞。如今国际市场正在左右中国艺术市场的正常秩序，从2005年到如今，中国画价格在前些年上升以后一直在跌，而油画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唯独被西方拍卖商情有独钟的前卫艺术成为国际拍卖的标杆。其实，当代先锋艺术品良莠不齐，其创作思想和形式争议很大，全面因袭西方的结构和构思比比皆是，中国艺术形象特色并不多见。如此高价的背后危机重重。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应一味听任飙升的价位，怂恿更多的人放弃自己的艺术大搞前卫艺术。正如王广义说：时代选择了自己画大头画，成功只是极少数，后来的模仿都是失败者。其实，王广义1988年画的三幅毛泽东画像在艺术界反响很大，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更是成为先锋文化的象征符号，但其后十几年并没有眼前一亮的新创造，在不断重复中显出创造性枯竭的征兆。艺术的生命在于其个体生命的鲜活状态，一旦艺术家成为某个集团代言的符码，为声名之累就会走向自我低水平复制，在日益商业化中走向精神的萎顿。可以说，当代中国美术界在国际拍卖高价位的搅动下，心态空前浮躁，立场正发生本质性游移，作品的艺术价值正在让位于金钱价格，这些非艺术暗流应该在学术批判的中重新检讨。

　　二 现代性话语霸权中国际拍卖的炒作危机

　　上述三大文化危机，都可以放在“现代性”问题大框架中来透视，换言之，危机的根源在于东方的“现代性焦虑”。所谓的“现代性”上接中世纪，肇端于文艺复兴，只有短短500年的历史。西方中世纪是黑暗的铁幕，那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必须要改变的“非人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欧洲封建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现代性和科技具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18世纪以来，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加速。19世纪的热力学、电磁场理论、生物进化论使得东方成为僵化的“停滞的帝国”，而现代性的西方开始成为人类的“话语权力中心”：照相机的发明使画家对对象的逼真描摹相形见绌；
蒸汽火车和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觉；
冰箱和电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
电影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感觉方式和视觉方式。20世纪，飞机、通讯卫星、电视诞生、电脑出现、人类登月等，更是让西方在科技、军事、经济领域获得中心话语霸权。

　　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人类殖民紧密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残忍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犹太人赤身裸体走向毒气室时，面对苍穹呼喊上帝，上帝选择了沉默。无辜者因种族和宗教而集体被杀，这一现代性杀戮使艺术家突然醒悟，意识到上帝没有出现而种族主义正在屠城，于是审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的恶心。萨特的《恶心》是里程碑式的，表达了现代性艺术不再让人赏心悦目，而是以血腥恶心为身份。从此，人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如此一来，不管现代性审美怎样承诺人类未来美景，物质会如何丰富，都已然无济于事——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绝望并世俗化，不再有人的生命与心灵的同一性快乐，剩下的只是以疲惫身体获得金钱的快乐，不再为心灵焦虑而只为金钱犯愁。近来英国电视播推出“笑俱乐部”节目，要让焦虑的当代人学会笑，于是大家敷衍地笑——种种傻笑苦笑令人哭笑不得，因为人丧失了本真的快乐，心里没有快乐的种子，怎会发出由衷地笑呢？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告诉大家，只要你笑起来，哪怕是假笑也行。

　　现代性的悖论出现了——从真诚地反对现代性丑恶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瞒。这样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如方力钧最初出现时，画了一些政治高压下的痴呆的大光头，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挤眉弄眼地嬉笑，表情怪异地傻瞪着前方。这种情绪表达对九十年代中国状况有某种程度的挑战或回应。然而，其后傻样“光头泼皮”在美术国际化中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咧嘴傻笑者的内心世界表征为一张东方集体愚昧的证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策略的标志性形式，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现实的绘画中理解为“中国人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绘画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的意识形态符码。当艺术家内心掏空走向反文化以后，傻笑者就被西方话语指定成为“美术大师”。

　　这一问题还需更深地从现代艺术史上追究。自从近百年前法国杜尚将小便池《泉》送进展览厅，这种非艺术现成品的艺术命名，便在世界文化艺术界开始大面积的文化颠覆。这种颠覆对中国对当代艺术公众的接受并欣赏趣味影响不大，但却空前影响了那些善于模仿西方的先锋艺术家。随后开放的宽松氛围，使得国际收藏家的资本运作将目光转向中国，在展览会、拍卖行、画廊的国际资本合力下，将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国际当代艺术大循环中，于是，在美国香港的佳德拍卖会上、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等活动中，以及一些欧美日韩有名的画廊里，中国当代艺术品成为吸引眼球的新贵而频频亮相。

　　这种艺术拍卖的走红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大幅提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古玩和明清家具爆热，中国古典艺术拍卖市场也曾红火。诸如：2002年米芾《研山铭》以3298.9万人民币成交；
2003年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人民币拍出；
2004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场，鲜于枢草书《石鼓歌》以4200万元的天价落槌；
同年全球首次拍卖甲骨文，神秘买家以5280万元天价拍得20片甲骨文。随后，当代先锋艺术品突然喷发式地升温，一幅普通的作品被炒到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国宝级的书画作品价位。其国际资本大力介入和背后炒作的后殖民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收藏家不是慈善家，他们在中国以低价收购处于地下的窘困画家的作品，除了赚钱以外同时让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得以空前凸现，从而形成“西方的中国想象”。最初西方人收购时将价格压得很低，大量购买中国当代先锋绘画，其后在西方媒体尤其是拍卖市场上大力炒作，终于令其价位几十倍几百倍地抬高，又在高价位时大力抛出，在国人不明就里的竞购中，大赚中国人的钱。

　　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乌力·希克（Uli Sigg）在90年代，用低价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艺术品，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他说：“我不记得有多少人来过我家，但在中国，我至少访问过300位艺术家。”法国让-马克·德克洛破狂热从事中国油画前卫艺术收藏，在10余年间投资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达150余件之多，堪称法国收藏中国油画第一人，近年来他已经成功地从当代艺术收藏家变成兼收藏家、策展人、画商为一体的国际高端艺术资本人。美国加州Pascalde Sarthe Fine Art经营者萨尔热（Pascalde Sarthe）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火爆当然是国际资本炒作的结果：“相信有很多年轻、但是作品已经在拍场上卖高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受到投机客的炒作。这些欧洲和美国的买家与藏家见证了年轻艺术家作品快速的翻涨，因此投入更多的金钱在中国艺术拍品上，然而事实上这些作品价值仍该静待时间沉淀。中国市场一定会逐步稳定，然而这需要几年的时间累积。”有一家日本著名机构在低价位时买进，收藏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品多达4000件，在中国艺术市场火热飙升的背景下，开始大量抛出，仅仅几场拍卖会就抛出其中112件。其实，在这场当代艺术拍卖的国际会餐中，西方收藏家是真正赢家，而中国画家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资料表明，在近10年中有99%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是被国外收藏者所购买，本土的购买者对这类作品的兴趣不大。正如批评家粟宪庭所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品市场价值根本上是要靠本国人支撑的，如美国的当代艺术如波洛克等的作品就是美国人先挖掘，欧洲人跟进。而现在外国人在大量收购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而我们中国人还在观望。如果西方的收藏家在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中占强势地位，那他们就会将其标准强加给中国人，这样他们就成了大庄家，我们中国人跟风。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收藏巨额升值了，因为人家已经把好的作品收藏了，而我们只好被动地跟随。”这一状况确乎值得人们深思明辨。而且，盲目炒作的恶果其后不远，在相反相成中乐极生悲。众所周知，80年代末期，美德意的新表现主义作品成为市场的高端高价宠儿一路飙升，但是这种人工泡沫终于破裂，90年代那些囤积这类作品准备大赚其钱的人遭受重挫，一路狂跌中显示出这种拍卖泡沫经济的冷酷残忍，相当多的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一落千丈，挥泪告别一锤定音的拍卖行。

　　艺术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尤其是由国际资本炒作的时候，风险更甚。比如2005年纽约苏富比首次在纽约亚洲艺术周中推出的亚洲当代艺术专拍中，中国艺术家金榜提名——张晓刚、徐冰、艾未未等作品均以高价成交。然而，到了9月份，纽约苏富比再次推出“亚洲当代艺术”专拍，中国部分68％与其3月份专场中89.8％的成交率形成了强烈反差。纽约风向标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这提醒我们在经历炒作之后必须复归理性之路。中国市场理性正在形成，那种被西方世界盲目煽动的成交价格已经回落到理性的水准，刺激国人神经的狂热正在被冷静的投资所制约，藏家的选择在严谨苛刻中更会厘定新的尺度，品质欠佳的作品将被淘汰出局，有创意的好作品会保持一定旺盛势头。

　　在我看来，国际艺术炒作的终极目的是：追捧形式艺术家打压有精神追求的艺术家，使得超越性艺术家处在生活艰难之中而最终放弃艺术的尊严，掌控中国美术的国际交流和流通权，使中国艺术家放弃自我立场与西方流行美术同步。明乎此，就已然明白这类恶炒不是对艺术规律的遵守，不是对中国艺术家的提升，不是对广大艺术收藏者的尊重，而是一种由假笑到恶炒的艺术话语操纵。

　　国际艺术炒作与欧美关系甚大。欧美成为了当代世界艺术中心而享有了独断式的话语输出霸权。美国艺术三百年，其前二百年具有较原生态的朴素风格，后随国力增加渐有全球性的普世精神，作为崛起的大国演变成流行文化超级大国，铸造出一种美国文化精神并将同其经济神话和军事霸权推行到全球。这其中包括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拼贴艺术、观念艺术等，包括二战以后的绝望、血腥、恶心、脏丑的自虐艺术，以现代传媒不断炒作放大，使之成为人类普世化感觉模式。当中国在经济振兴成为世界第四大国后，这种西方艺术方式成为将中国拉入文化全球化中去的最佳平台。这种文化趋同的捆绑式的引入，无疑对中国未来艺术形态的构成伤害很大。对此，理论界对此保持沉默就是文化弃权，而无批判的怂恿就对中国艺术的集体渎职。

　　三 人类价值“古今之争”与中国批评家立场

　　现代性的讨论隐含着“古今中西之争”尖锐问题。一个世纪的“古今中西”问题中，“中西之争”源自中国现代性屈辱经验问题，而“古今之争”则源自人类传统经验失效的根本问题。“中西之争”是西方原发现代性对东方继发现代性的催迫，是落后挨打的屈辱导致的整体崛起的中国战略性选择。“古今之争”使整个人类无论是原发现代性还是继发现代性的国家共同面对的“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换言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襟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大面积沦落。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对过去创造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财富和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加以否定，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对传统“釜底抽薪”的借口。其结果使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无家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古今之争”强调的不是要屈从于今日之西方，也不是要完全膜拜古代制度，更不是要走向“新就是好”的偏狭之路，而是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整合古今”——将人类一切时代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整合成新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果全球化或西化等于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化——美国文化，等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英语的话，那么，这种全球化是极为有害的文化同质化和单边化，它违背了多元文化发展和文化互动的当代语境。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陪衬性文化”，汉语也不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边缘化方言”，中国文化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参照。

　　艺术炒作对中国艺术健康发展是一种危害，对世界艺术的精神生态平衡同样是危害。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坚信传统艺术精神不可抛弃，缺失后难以构成完整的人类文化谱系。如今，人类正在遭遇到“古今艺术精神的冲突”，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皆无例外。现代艺术使得人们遭遇到的空前困惑问题，不管是“4分33秒”的行为艺术，还是令人恶心的《泉》等现成品艺术，大都产生在欧美。这些艺术形态最初与古典艺术分庭抗礼，与新富的中产阶层的需求大致合拍。在今天大众狂欢时代，这部分先锋艺术逐渐取代精英艺术而成为强势霸权话语，加上国际拍卖场上经济优先性原则，目的是为了大幅升值后榨取每一分剩余价值。于是，“古今之争”的结果是把古代经典变为明日黄花，并在为当代艺术喝彩中滋生不断蔓延的中产阶级时尚趣味。

　　进而，西方收藏的话语霸权者按照单边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旨趣使中国艺术趣味成为另类——放逐古典艺术，力挺当代因袭西方趣味的模式化和类型化艺术。西方收藏家希克说：“中国当代艺术有两种。一种是世界性、国际性的，探索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爱情、死亡等等；
而有一种则是必须在中国独特背景下才能理解的类型。中国背景的作品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张晓刚等领军人物的市场价格还没到位，但二流、三流艺术家的价格却过高，现在活跃的大量年轻艺术家多近于泡沫。”从这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吗。

　　在西方拍卖行大力介入中失去评判方向的美术界，一场缺乏批评意义的学术人与当代展的合谋正在有声有色地展开。批评家不再重视精神和学术力量，而是放大了市场力量和策展力量，在同收藏家力量的汇聚中，将中国当代艺术作为工具，在一场国际名利竞技场中欢呼当代拍卖的“高价时代”的到来。可以看到，作为艺术“F4”成员的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其作品在2005年拍卖成交纪录已经突破百万美元，而2006年落锤的秋拍中，刘小东的巨幅油画以2200万成交。有人惊呼：绘画拍卖屡创天价，但绘画死了!

　　往深里看，中国当代艺术在拍卖会上频频获得高价位幸中不幸之处在于，这标示着中国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单一和浅薄。中国艺术在世界投机钻营者的为所欲为中，造成传统艺术精神的人为中断。当代艺术与传统审美经验“背对”，所创作出的方力钧式的傻大粗的光头傻样、监狱般痴呆形象，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误读的文本，导致西方经验对中国经验的鄙视。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视眼光中，丧失立场的东方画家正在变成盯着拍卖槌的“金钱画家”，正在被西方的单边主义观念引向盲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美术的声音在世界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失声”状态。这种古今趣味与价值断裂，使得今天的人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的缺失——东方精神和东方经验。东方由于200多年的沉默，使得包括一大批东方的画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从“失声”走向了“失身”——失去身份。无论你画了多少画，参加了多少展，出了多少书，都没有声音。东方的缺席使西方的趣味无限膨胀，这种膨胀导致了文化的严重失衡。西方艺术观念的全球推行导致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此时东方文化声音应该有自身发声的渠道，东方经验的发声表达有可能成为人类精神复归的重要部分。

　　但遗憾的是在所谓的“国际并轨”中，中国美术评论家出现了两大误区：一是评论家变成了策展人，甚至有些人从文化艺术的裁判变成了以谋取暴利为旨归的艺术经济掮客。某些文艺理论批评家变成了先致富，而致富后忘记了思考问题的群体，一些人成了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思想地基，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形不成一种思想批评的中坚力量。二是当代书画批评家缺乏艺术感受力的现象日趋严重。拿一幅书法作品问理论批评家，在这幅书法作品里，书家是否练过章草或二王？是点画性情还是使转形质？是败笔堆积还是颠覆性创新？更说不清师承关系、内在脉络、融汇元素、书法断代等。

　　在我看来，失去共识的批评界，我们只能每个人对自己的话语负责，尽可能找高手进行前沿思想碰撞对话，砥砺传播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前沿思想辩驳，同时把东方经验和思想推向世界，成为国际关注的话语对象。同时，文艺理论家群体需要真正进入艺术创作的深层结构，要懂笔墨韵味和创作结构，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思想家而丧失自我立场。西方传教士和思想者到中国来“以手指月”，人们只知道看表象之“手”，而忘了本体之“月”，重要的是要通过“手”去看指的“终极之物”。思想懒汉仅知道因袭老师，越象老师似乎就越安全。我认为，精神孤独的力量对学者而言犹如生命般重要，文艺理论界应该培养一种正当的学术辩论之风，以孤独的力量、个体的言说、探索者无畏精神，对道体本身加以把握。那些无思者跟着西方的教父，成了追随者梯队和学术粉丝，那都是没有文化自信和艺术自觉的症候。

　　在全球多元多极化的时代，中国不能活在欧美制定的话语评价系统之中，那是丧失自身文化身份和抛弃文化立场的愚昧。必须建立自己的评价系统，并且在全球化中将这种体系达成东西方共识。我们必须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国内一些艺术作品参加国际大展而获奖，往往并非因为其艺术成就有多么高，而是东方的神秘主义和独特的政治身份标识，使其成为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符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切不可忘了这一自明的底线。因此，要使中国先锋艺术成为有根基的艺术，向西方文化谄媚是行不通的，相反，必须从冷战意识与文化战争政治符号对立中走出来，展示东方文化和谐意味和文化身份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批评家鲁虹的看法“迎合西方策展人口味的目的做作品，表达文化精英们的生存经验而忽视大众的生存经验，运用的是从西方书籍与画册中移植过来的观念与手法，这是一种误读。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应该从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去提炼问题与观念，并用中国式的视觉方式与智慧来进行表达”。诚哉斯言。

　　中国知识界当务之急是从与西方文化互补的角度给世界注入一股新鲜生动的文化活力。中国曾经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文化却仍然得以保留。应该用这部份仍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参与到人类精神多样性与共识性的建构当中去，使西方尊重并倾听东方的声音。首先应提倡文艺理论界在文艺版图上精神和流派创新。中国崛起并融入国际大家庭会带来一种新文化精神，从模仿西方中出走而开始文化精神创新，推动中国经验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使中国艺术经验成为西方尊敬的人类经验的重要成分。其次，在东方精神文化再构建中，推出一批中坚学术力量并获得共识。世界不应该只由西方人说了算，在多方“众声喧哗”中，人类将会找到自己存在的多元地基。其实，当代部分西方人逐渐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将目光转向东方大国，因此，国内一些先锋艺术家更应该重新认识本国文化，并对以下问题加以追问：自己是不是过分着迷于西方利益与金钱的现代化？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民族文化的自强意识？缺乏民族精神者能否创作出真正地被历史镌刻的大作品？在我看来，炒作的高价并不代表真实的状态，真正的大奖是给那些对人类艺术做出真正推进的艺术家，而不可能垂青那些艺术投机者。

　　中国身份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烙下了他们文化身份的印迹，从作品可以品出骨子里的血性，这种身份的国际性意义在于中国立场的确立。没有立场的艺术家仅仅是投机者，而投机就是丧失了自身文化身份根基的。我们处于历史与当下的“问题域”：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经过现代性的反省，意识到我们在“发现”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立场和观念，使西方文化霸权在对话中很难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权力关系，从而改写世界的艺术发展史和精神延伸史，解答并构想未来世界文化艺术的终极问题。

　　四 海外意识形态性与中国艺术的世界性拓展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当今艺术作品价值不再由艺术家和批评家确定，而是由拍卖航的炒作确定，将严重扰乱书画市场，破坏作品的评价机制。如今西方趣味充满了不定性和偏执性。近来，奥地利已故画家克利姆特(Gustav Klimt)的《黄金画作》(Adele Bloch-Bauer I)，近日以1.35亿美元天价被化妆品巨头罗纳德-S-劳德收购，居然超越04年拍卖毕加索《拿烟斗的少年》的1.04亿美元的纪录，创下迄今单幅油画最高拍卖价纪录。这当然是对美术史评价机制的干扰和反讽。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我在用生命体验见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正在割掉身上的文化赘瘤，正在完善自己的灵肉肢体，正在形成与国际并轨的制度体系，但也自尊地寻找自己的文化地基和精神背靠。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惨痛经验不能抹杀和遗忘，而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这个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民族正在向国际大家庭努力靠拢，但这一靠拢不能以丧失自己身份为代价。

　　西方文化理论有正负面效应，必须对这个“他者”有清晰的了解，而不应顶礼膜拜。东西方应该共同制定艺术审美规则，而不可能由西方单方面制定。东方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轻视本土文化艺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继父后面呐喊。哈姆雷特已明白是谁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但我们的虚无心态的人并没有拿起哈姆雷特的剑。一个艺术家需要文人的要素和乡土文化的根基，研究西方只是作为问题的前沿和语境，最终要落实到本土问题的解决上来。由于当代某些艺术家从反文化开始自己的创作，没有深切地了解本土文化，只能把西方非价值的艺术形式拿来，最终中断东西方艺术精神互补过程。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神化现代性的误区，包括神化民主、科学等。今天被炒红的很多的画家，刘小东也罢、张晓刚也罢，并不表示他们的素质超过了丁方，而是表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控制在西方霸权之下。希望人类精神的批评家能把有精神价值操守的、还坚守整体性观念的、正在进行价值创新的中国艺术家推向世界。

　　如今，西方正在学会并适应中国崛起，尊重包括东方在内的人类经验。这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新的人类经验，丰富国际艺术大家庭。我坚持认为，东方思想与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正在崛起的中国，其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否则，东方就会被误读、被曲解、被遗忘、被抛弃。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丰满的文化中国，那只能是一个贫乏的反文化世界在飘摇。这倒是应该警惕的事情。

　　西方要重新修正艺术评价机制、评审机制、翻译机制和参展机制，应瞄准真正代表中国的艺术家，重视具有历史传承精神并打通中西方的真正艺术家。这样的人才能承前启后地创新，而单一的描摹因袭西方，最终的结果是把东方还有一些革命性的、审美性的东西虚无化了，以致成为艺术史上的闹剧。

　　我曾经到大英博物馆考察，并同著名美术史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先生对话。我提出三个问题：中国书画家到大英博物馆展出，英国方面有没有关于中国书画家的整体谱系研究？究竟怎样认可书画家（不管是行为书法家，还是功力书法家）达到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水准？是国家之间的策展行为，还是艺术高手之间的对话，或是朋友之托许以重金获得展出权？苏利文先生回答说，基本是后者。无疑，这样无序状况会扰乱中国书画的正常规则，扰乱画界的评选机制。这不仅是西方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艺术家和评论家不能袖手旁观。面对世界文化投资的诸多问题，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艺术的新世纪发展在三个方面应该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一，那些走出国门的艺术家成为了跨国艺术家，海外的生活经历使其具有文化移民们不断漂移的文化身份，久居海外对中国问题的隔膜使其在文化鸿沟中悬搁了思想，因此，不妨更多地回到生养死葬的母土，从心理上走出文化“身份焦虑”，获得真实的当代中国经验，使自己的艺术更有一种中国身份的灵性。二，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之时，艺术家代表着个体和这代人的艺术趣味和文化表象，因此倡导艺术家尽可能地对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真正的大师意味着必须有深厚的哲学之思和超越之冀，否则只能炒红一阵子，而他期望的飞翔高度却因为没有哲学羽翼而坠落，他的言说因为缺失精神硬度而流于三流的艺术因袭。三，艺术家不是为了拍卖而存在的，艺术家的浅薄浮躁会怂恿出浅薄浮躁的购买者，反过来又会刺激出生产出一批更浅薄浮躁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这种低水平地重复，制造出的当代艺术的贫乏可想而知。

　　人类艺术应该回到人类艺术真正的位置，以收藏的价位代替作品价值评判标准的西式炒作方式，最终会在新世纪时尚的漩涡中沉入水底。艺术家只有通过个体艺术感悟，才能最终逃离模仿他人的怪圈，而找到属于自己精神领域的路标，那些能够引领新世纪艺术精神高度者才能最终成为艺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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