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版）又写成了，20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从清华大学辞职那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

　　好在教育界另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了评论：刘道玉、杨东平、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2006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2005年笔者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逆种”如熊丙奇者尽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杨东平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发出教育圈负面报道“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
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舆论能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会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反驳，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30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23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教育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教育部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反问、追问、诘问道：“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但我忍不住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最后的那点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
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
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递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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