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太祖的“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封建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进步——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 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掲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诵讫，复再拜而出”。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秘密就此公开。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会编》卷98《北狩闻见录》，《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宋史》卷379《曹勋传》)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出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古代的专制政治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杀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

　　“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杀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

　　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变法派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不祥”，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云。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杀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仅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伪党之祸寖解”，并未开杀戒。后韩侂胄在政变中被杀，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党苏师旦，才开了杀戒。苏师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当韩侂胄之“厮役”，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也未开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拉杀”，即击杀，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杀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

　　由此可见，陈公辅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后世认为宋政“宽柔”，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来，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确是体现了“宽柔”的积极方面。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此种政治文明的进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计过高。特别宋高宗不顾宋太祖毒誓，亲自下令的两次屠戮，即使在中华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专制淫威不断强化，政治过程的残暴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视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而唾弃的历史罪恶传统。（王曾瑜/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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