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给大学生村官计划泼冷水

　　一、

　　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知识青年下乡十分有趣。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跑到村里担任村官，一方面组织部门有意识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一方面众多大学生社团下乡支农。不经意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个运动到了最近，又因为中组部宣布未来五年，每年选拔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一步变成了更有组织和更加庞大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是不同性质的政府计划，目标与后果也就不一样了。

　　具体地说，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调查一通，为农民作点事情，主观上好意很多，客观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民做成什么事情，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但是，大学生下乡并非没有意义，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大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从而改造了大学生，锻炼他们，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我的研究生同学吴思红早在90年代中期研究生一毕业就主动跑到一个山区贫困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满腔热血，两年后却不得不离开。到农村支农大学生社团，几乎没有那个社团真正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改善条件，或者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帮助。组织部门选拔大学生到基层锻炼，本身就是为了锻炼大学生。也就是说，新知识青年下乡的结果并非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但是，目前计划推开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次大学生下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真正改变农村的面貌，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问题也在这里。大学生有能力改变农村面貌吗？大学生能真正在村里住下来成为永久牌吗？村庄需要大学生吗？

　　二、

　　我们先来看一看农村的情况。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将全国农村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沿海发达地区或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也包括少数中西部集体经济发达或者有大量资源比如煤炭的农村，这些农村总体特点是农村经济相当发达，农民比较富裕，村集体掌握有大量资源。这些村庄可以总称为发达地区富裕村；
二是占中国90％以上的中西部农村，这些地区的农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作和外出务工，村集体几乎没有资源，相反，大多数村庄还有很多债务，村庄运转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些地区的村庄可以总称传统农业村。显然，大学生村官计划所针对的不是发达地区的富裕村，这些发达地区的富裕村，经济本来就很发达，农民收入也高。尤其是，这些地区村庄并不缺大学生，因为比较富裕，这些村考上大学的学生甚至都不愿将户籍迁出村庄。这些村庄的干部，往往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有丰富的管理素养。村干部素质很高。大学生就是想在这些村庄找一个工作也是颇为不易。因此，这类村庄不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重点地区。大学生村官针对的应该是传统农业村。

　　传统农业村在将来可能有三种命运，一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村庄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村庄空壳化甚至消失了。有人反对新农村建设，说将农村建设的十分漂亮了，农民却都进城了，这不是浪费吗？这显然是误解，既误解了新农村建设，也误解了农民进城的空间。就新农村建设来讲，新农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成为花园，而是要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就农民进城的空间来说，即使有个别农村的农民很快都进城了，全国九亿农民进城却不是在短暂时间可以完成的，中国的城市化是几代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就绝大多数农村来看，村庄将持续存在，而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二是传统村庄走向工业化，或者如山东寿光农村一样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让农民从高效农业中获得高收入。但是，正如九十年代全国农村消灭空壳村，不仅没有消灭空壳村，而且导致普遍的村级负债。目前希望在传统农村发展工业，以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已经没有可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本身就只能是少数农村做才有收益的事情。如果全国农村都发展高效农业，在农民与市民的比例超过二比一的情况下，农民是不可能有增加收入机会的。全国农村发展高效农业，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增产不增收，也是必然要失败的。三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缓慢改进，大体又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即农民缓慢地向外流出，越来越多农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同时农民收入缓慢提高，农村经济条件慢慢得到改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由传统种植业和外出务工两部分构成。未来数十年，传统农业村庄的绝大多数将陷于第三种命运，假若我们不是更悲观的话。

　　传统村庄的以上三种命运并非人为，而是由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决定的，即使有少数村庄可以逃出结构的命运，那也是少数。今天农村的有些问题不是干部无能或者干部无德，而是结构性因素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村庄，将来的大多数仍然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改进，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巨大变化。大学生村官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也是要到这些村庄去的。

　　三、

　　我们来看这些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情况。这些村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来自种植大宗农产品，和外出务工，村集体仍然只能有很少的收入，村干部几乎不可能通过办集体企业来发展集体经济。这类村庄，村民自己种自己的田，自己打自己的工。人人都为自己赚钱。经济上，村干部没有多少可以使力的地方。

　　村干部有无作用？有的，作用很大。主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村干部要协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必需的公共品，比如修路，灌溉，环境卫生，村庄规划等等；
二是为困难农户提供帮助，向上级报告村庄贫困户的情况，及时为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无力应对意外的农户提供支持；
三是调解农村可能出现的纠纷；
四是为农村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务。等等。总体来说就是上传下达。向上级汇报村庄出现的各种情况，有困难就向上级提些要求。解决农户自己无力解决的事务，将国家转移支付的经费有效地分配给农民，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等等。这个过程中，村干部得到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适当报酬。

　　因为国家转移支付给村庄的经费并不多，村庄本身又没有集体的收入来源，村干部太多，村干部的报酬太高，就只能留下较少的钱用于为村民提供公共品。为了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情，针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事务相对较少的特点，全国大部分农村为了减少用于行政的经费，而采取了合村并组和减少村干部的措施。行政村之下有村民组。行政村是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村民组则是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演变而来。村民组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娱乐单位，也是人情单位。村民组还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单位，是灌溉单位。为了节省行政经费，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大部分农村取消了村民组长，虽然村民组长一年的报酬大多只有不足一千元。

　　合村并组，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可以减少村级用于村组干部报酬的支出。但是，取消村民组长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村民组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村民组长最了解本组农民，他们天天见面打招呼，知根又知底。取消村民组长，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行政建制力量在建国后第一次从熟人社会抽出来了。减少村干部，减少的是不脱产的村干部。村庄事务并非日常性的，而是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工作多。村干部可能一连很多天没有事情，但是，一旦有事，又往往不是个别村干部有能力处理的。因此，村干部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处理常规工作，而是在发生事情时随叫随到，是具有立即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村干部不是要做某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基础能力，这个基础能力需要一个熟人社会的组织体系来应对。取消农业税前的不脱产的村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组织动员体系，虽然他们被上级赋予了太多不恰当的收税和计划生育工作。

　　现在不仅减少了村干部，而且将村庄合并的老大，村干部就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发生的各种紧急任务。

　　也就是说，在当前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农村，取消农业税后，本来需要村干部处理的常常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却因为村庄合并和村组干部的减少，而失去了应急能力。村干部退出对村庄的日常管理，又无力真正应对应急事务。村干部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再归村干部来管。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归村干部管；
农民家庭矛盾不归村干部管；
村民纠纷不归村干部管；
地下邪教的传播不归村干部管，村干部也管不了；
农民的生老病死不归村干部管；
农村文化活动不归村干部管。总之，村干部要么什么都不管，要么就管不了。日常的事务，村干部不管。应急的事务，村干部管不了。

　　这就是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后在全国很多农村看到的现象。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了农村更多的钱，也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农民却只能享受更少的公共品。而实际上，国家通过取消村民组长，通过合村并组和减少村干部，并没有减少多少行政支出，因为村组干部都是不脱产干部，都只拿很少的报酬。村组干部对农村十分熟悉，有能力处理村庄的各种事务，又有足够的处理事务所必须的地方性知识。换句话说，过去深入到熟人社会的村组干部队伍，本来是有足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能力的。现在却因为国家想省点小钱，而使基层组织在维持农村基础秩序上的能力变得不足。

　　四、

　　而现在，我们试图通过向每村派一个大学生来维持传统农业村庄的基本秩序。

　　大学生是一个外来的有热情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他们的热情估计过高，因为他们不是下乡做义工，而是将村官作为职业。他们需要有收入，将来要成家，要生儿育女。大学生村官当然不是要娶一个村里的媳妇，而是要在城里安家的。大学生村官因此收入水平一定要比村干部高很多，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城里安家。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抵得上全体不脱产村干部的报酬总额，更比村民组长报酬多很多倍。（村民组长报酬一般一年500元，大学生一年的工资至少一万多元？）。

　　即使如此，大学生村官还是不是永久牌的村官，他们很可能过几年就要离开。仅仅几年，他们很难真正熟悉村民的情况，村庄工作往往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知识与法律，而是地方性的道理，是村情、是民性。是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是恰到好处的软硬兼施。这些都是需要对村情极为熟悉，对民性极为了解的长期在村生活的当地人最能干好的事情，而非一个外来的年轻的大学生可以干好的事情。

　　大学生村官并不比不脱产的村组干部有应对基层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比他们有时间，甚至不及他们有耐心和长远打算。在维持中国传统农村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他们能做什么，就是极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前已述，农村工作具有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因此处理传统农业村庄事务需要的并非脱产的一两个干部——哪怕是大学生村官——而是一个能随时被动员起来的基层组织体系。取消农业税后，合村并组，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基层建制退出熟人社会，这就作法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从而节省了一点村级支出。这个以损害基层组织能力节省下来的钱，现在要全部用在大学生村官身上了。问题是，现在请来了一个脱产而坐班的大学生村官，而失去了一个基层组织体系。

　　脱产的大学生村官平常时间无事可作，一旦有事，他们则无力去做，因为有事的时候，要么事情大，要么时间急，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调动基层组织的能力，就是说要发挥组织的作用，而非一个大学生村官的个人作用。之前村组干部队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动员能力的组织体系，一旦有事就可以立即组织起来。现在有了一个飞鸽牌的拿高工资的将家安在城市里的大学生村官，村里的组织体系也就瓦解了，那些不脱产的村组干部，也不会有积极性。最终，大学生村官计划，可能是用了突出一个外来的人，而牺牲了整个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这个结果，就不是建设了农村，而是进一步破坏了农村。

　　中国大部分传统农业型农村是事务琐碎繁杂，是地方性特点突出，是季节性很强，且往往有诸多意料之外的应急事务的农村，因此是需要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低成本、不脱产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发挥作用的农村。现在我们的农村基层治理领域，一方面以节约成本的理由极快地削弱基层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发展农村的名义来嫁入一个外来大学生村官。这显然是错置了农村这个空间。希望以个人来替代组织，这是大学生村官计划错误的核心所在。

　　五、

　　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存在严重的村庄错位。报道最多的是北京农村选拔大学生村官，而实际上大多数选派的大学生却只能到一般农业型村庄。到了这些农业型村庄，大学生村官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发挥作用的困境。本来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将村官当作大学生的就业出路来考虑的，一旦他们到村庄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又几乎没有升迁的希望，他们内心残存的一点理想主义就会破灭。这时候，大学生村官计划就可能产生我们没有预计的另外的严重后果。记得1990年代，中央提出消灭空壳村，目标很宏大，理由很充分，就是条件不存在。其结果是，空壳村没有消灭，倒是带来了严重的村级债务，即使到了1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大多数村庄仍然严重受困于当时形成的严重村级债务。现在一个村若是无债村，那就是好的不得了的村。这个过去并不久的历史，应该让我们好好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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