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何不做点自己高兴做的事———“文化特殊性”解

　　饿了，要吃，这是生理。有好炒干煸牛肉丝的，有好烤牛排的，有用筷子吃的，有用刀叉吃的，这是文化。你们吃肉不吃鱼，他们吃鱼吃牛不吃猪，你们见面作揖，他们见面握手。从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而在实际生活中人皆如此的行为模式，就是文化。你到岁数想俩人往一块儿睡，这是自然，你穿件白纱裙子上教堂照好多相片，这是文化。

　　虽说文化“从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但人本来就是一种“非必如此”的动物，一种文化动物；
就像鲸鱼是一种水生动物，回头是岸，却还是游在海里自在。

　　有的食品营养好，有的不好，有的吃法卫生，有的不卫生。确定营养和卫生的标准，对中国人，阿拉伯人，西非人，都是差不多的。可是在一个地方，让客人拿手抓饭吃表示尊敬，在另一个地方则近乎污辱。死，不管汉人还是藏人，都不乐意，但吊死、砍头、饮鸩，各种死法的含义，则因民族而不同。死后处理的方式，更是因民族而异，暴尸于野，在汉人是件惨事，在藏人则是正当，反倒是患了恶病犯了恶罪的才用土埋。

　　人的很多行为，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评判标准，因为这些行为的意义框架是由一种特定文化提供的。

　　无生物是以物质的方式反应的，给一个力，就改变运动的速度与方向，加入一种试剂，就产生出一种新的物质结构——起反应的物质别无选择。生物是以信号的方式反应的，听到同伴的警报，雁群就起飞了，等不到狼扑过来；
用电流刺激狗的中枢神经，造成一种饱食的感觉，硬是眼睁睁看着一盘肉饿死了。

　　 相比之下，人是以意义的方式反应的。要是坚信商之旧臣不可食周粟，明明肚子饿，明明感觉到肚子饿，也宁肯只吃几根薇草，直到饿死。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但不太极端的情况，则所在多有。钱，人人都想要，但谁都想不起到朋友家的抽屉里取出点儿来，哪怕绝无被发现的可能。走路被人撞了一下，听一声“对不起”就拉倒，听一声骂娘就非得和人没完没了。苦役犯什么苦都吃惯了，让他挖个坑遂即填平夯实，再挖个坑遂即填平夯实，苦役犯也受不了。

　　自然是齐一的，信号添了变数，意义使世界变得神秘莫测。天体物理学家可以算出亿万年前宇宙大爆炸后几秒钟的粒子密度，可以算出一颗慧星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后的轨迹，可是没人算得出世界上明年要发生几场战争。

　　十七、八世纪从西欧发轫的进步观念，是近代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进步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天体演化、生物进化、人性不断进步、社会形态不断更新。进步要有个标准。什么是生物进化的标准呢？适者生存是一个同语反复，因为“适者”是以是否存活延续来确定的。向高等进化也接近于同语反复，既然“进”化，自然就是向“高”处发展了。

　　衡量生物的进步，已非易事，遑论衡量社会。进步观滥觞之际，正是西欧雄视世界之时。欧洲人当时的观念和状况，就被自然而然当成进步的标准，其它社会，则都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并将逐渐进步到西方那个样子。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排到同一个系列上，只是先后次序不同。

　　相反的看法在西方从未断绝。莱布尼茨就注意到东方文明是不同种类的文明，不在西方发展模式中。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更发展出系统的学说，把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解为各有特点的个体。后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检讨欧洲中心论，容易接受这种文化特殊论的观点。

　　西方中心主义生自西方，文化独特论或非西方中心主义也生自西方。这无足怪。刘少奇接见时传祥，说干国家主席和干掏粪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时传祥就不会往那儿想。

　　进步观和文化特殊论，短短几年里在中国知识界重新旅游了一遍。

　　极端的进步观把形形色色的文化都排在一条直线上，分出它个上下高低来。文化特殊论的立论正相反：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标准，因此是无法比较的。你打桥牌，我下围棋，怎么比得出谁高超？任何衡量标准都与特定文化相关，没有超乎一切文化之上的自然标准。说不定拿各种文化来一比高低这种想法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呢。形形色色的文化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

　　中国人先前认为华夏文明世界第一，后来在可以直接比较的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西方，终于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文化独特论既不自称高人一等也不承认低人一等，算是中平之论。

　　但我们说所有文化都平等，只是面对西方文化时才说的。倒不是咱们中国人采用了双重标准，说实话，坦桑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哪儿有什么文化呀，所以也谈不到平等不平等。

　　文化特殊论的兴起，和平等观念的泛滥有关。虽说古希腊就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人古时候在考场上人人平等，但直到美国革命宣称“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把“平等”列为三大原则之一，世人才处处事事争起平等来。妇女争选举权，残废人争工作权，小国争主权，小民族争自治权。既然爱滋病人可以争入境权，同性恋可以争结婚的权利，那么文化当然都可以争和其它文化平起平坐的权利了。

　　我们不可把“平等”理解得太宽泛了。人当然是生而不平等的。他生得又聪明又漂亮嗓子又好家里又有钱，我生得又蠢又丑公鸭嗓子家里捡破烂的，啥平等？平等是指我们在某种捉摸不定的“人格”的意义上平等，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美国很少想着和格林那达、巴拿马、伊拉克平等，但在某些国际交往的场合还是得遵循平等的说法作法。

　　国家间实质不平等，但可以有个正式身份上的平等。文化却没有正式身份，要平等只有一途：文化各有各的特殊性，所有文化都不相类。

　　维特根斯坦考察Spiel（游戏、玩）这个词，发现并非所有被称为Spiel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活动中甲类与乙类有共同点，乙类与丙类有共同点，甲丙两类则并无共同点，但甲乙丙联绵统称为Spiel。

　　实际上，一切自然概念都具有类似的性质。三千年中国文化形成一个统一体，不但不必一成不变，甚至不必围绕同一个中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儒家文化”。道家释家的影响却也不小。即如儒学，也难一言以蔽之。曰“仁”，曰“忠恕”，言其大概而巳；
细究，“仁”、“忠”这样的概念包含了太多的方面。在民间，重“义”或甚于重“仁”与“忠”。皇帝有过千百个，民间都不修庙，但到处是“关帝庙”，一个败军之将，当神来崇拜，盖因其义气焉。考了进士作官，而进士是皇帝考定的，于是进士自称“天子门生”，可见对皇帝的忠也有几分报答知遇之恩的意思，而知遇之恩是从义想过来的。中国的封建传统弱，人身本无依附关系，皇帝王侯大人识我于屠钓之中，我是报答恩情，不是尽义务。日本也袭儒教，但那里有封建系统，于是更讲究“忠”。

　　用一个字、一句话概括一个文化，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中国人重义，日本人重忠，美国人重自由，这是大概言之，并非美国人一举手一投足均可用“爱自由”来解释。

　　文化比较学得出的一个极为流行的结论说：西方人重分而中国人重合。凡说到东西差异，莫不如是说，不但我们说，西方也有不少人这样说。

　　文化比较学身为一门学问，当然具有客观性，但在讨论义理的时候也难免不知不觉中立下了弘扬本族文化的目标。我们说到西方人重分而中国人重合，心里已经想定合比分要好、要高。可在我看来，什么该分什么该合，端视事务而定，没有一般的原则来决定孰高孰低。党政该不该分开？四代人该同堂还是该分住？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好分之心颇胜于西人，即使外寇当前，国共也绝不肯诚心合作，人家能合成一个大企业的，我们只愿各自做点儿小本儿买卖。

　　文化比较学的主体内容是绕一个学术用语的圈子来证明本族文化的优越。无怪乎弱势民族特喜欢这门学问，因为强势民族要表明自己优越性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直接的手段。文化比较学家赤诚可感，唯于事无补耳，就像谁要想成为工业强国，有效的办法是自己生产出像样的产品来，靠不上一场又一场抵制洋货的运动。

　　比喻在不同类的事物中发现共同点，比较则从同类事物的差异入手。

　　要是把中西比较放在更多的文化类型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这两大支文化简直太相近了。两种文化都提倡勤劳致富，尊崇建功立业，并注重记载自己的历史。这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要不是具有这些相类的品质，很难想像恰恰是这两大支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局面，雄视周围世界。这种优越的历史，反过来又增强了这两支文化的共性：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同时具有深厚的宽容精神和人文精神。

　　价值系统随文化而异。就像概念系统随语言而异。但不同语言之间竟是能翻译沟通的。这是因为，语言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语言之外，有着一个共同的世界。两个说不同语言的聪明人关在一个牢房里，什么都不许作，只许说话，谁也教不会谁另一种语言。放他们出去，一起盖房、打猎、捕鱼、种地，像鲁滨逊和礼拜五那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对方的语言。

　　一种语言包含着对待共同世界的一个特殊视角，同时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生活方式。有些高度凝聚着这些特殊性的概念是无法翻译的，如“仁”“义”“官”“福”。但它们可以得到解释。翻译不会是完会的，解释也不会是完会的。不过我们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不是完会清楚的。

　　我们学习一门外国语，是按照汉语的习惯来理解的，还是照那门外语的习惯来理解的？如果只照汉语的习惯，我们连一个听起来自然的外语句子都说不出来。但也不可能完全按外语的习惯，因为我们时常说得生硬、勉强。我们处在这两种习惯之间。最关键的，是我们并不因此制造出第三门语言来。

　　我们并不需要一套独立于各文化之外的价值标准，就能够跳出一种特定模式来了解别的文化，评价不同的文化。就像我们比较甲物和乙物孰热，并不需要站在绝对零度之上。

　　五笔字型输入比较快，可学起来比较费事，坐地铁比坐公共汽车快，可是比较挤。事事时时，我们都在比较。他老婆比我老婆漂亮，我儿子比他儿子聪明，他比我有钱，可我比他德行好。

　　有技术性的比较，有总体性的比较。比较动车还是跳马的得失，是技术性的，比输赢，是感性的。棋手上场，是来比输赢的，但行棋之际，脑子用在技术性的比较考量上，一脑门子输赢，反倒影响行棋了。我侪尚未超凡入圣之时，难免计较得失，比量高下，但权衡而至于患得患失，最后是得是失先已经损了。权衡计较终有竟时，什么也代替不了痛痛快快干它一场。凡一为事就要与人一比高低，就可算作病态了。毕竟天下之大，容得狮虎，也容得鸥鹤。

　　一向优越的，和一向居劣势的，较量一番的冲动较弱。曾居优势而退居劣势的，冲动最强。于是中国好“比较”。比较比较，不只是对比一下，还有一番较量的冲动在后面。这点儿冲动，要老是用在比较上，倒是可惜了。要真恬然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们何不高高兴兴干点儿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文章来源：《东方》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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