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辞职政治学与官民关系学

　　真是天赐良机，自9月以来世界各地大小官员辞职声此起彼伏，使得笔者准备创立的一门应用政治学科——辞职政治学有了大好前途。由于这涉及“官”与“民”的连锁嬗变，作为辞职政治学灵活边际的拓展手段，“官民关系学”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视野。

　　公民社会的必修课

　　辞职政治学是一门以民主政治文化为背景，对政府公职人员辞职行为的政治寓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它以寻找辞职者、政府、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责任制度为己任，解答因何辞职、何时辞职、如何辞职等行为命题，并在尊重辞职者、维护其基本尊严的个体心理需求的情况下，提炼出辞职理由表述和公开道歉的行为模式，以及进一步担责的道德模式。

　　在笔者看来，官员辞职模式大抵分三种：“防御性辞职”、“引咎辞职”和“被迫辞职”。“防御性辞职”是辞职申请人在相信自己无辜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组织的声誉或出于团结的考虑等而作出的利他主义牺牲；
“引咎辞职”是在承认自己过错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担责方式主动请辞职务的行为，它是“问责制”下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与“防御性辞职”相比辞职者没有太多可辩解的余地。而“被迫辞职”则复杂得多，它可能是多党制氛围下密室政治的产物，也可能是非多党制下派系倾轧的结果，不管怎样，都是意图逃避担责但未遂。

　　“官民关系学”则是在平等主义理想旗帜下，对“官”与“民”进行价值回归，在同一平台上构筑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之所以将其与辞职政治学相提并论，是因为坏的官民关系扭曲了辞职政治，使陷入政治漩涡的“官”无法获得制度性救援的机会，而好的官民关系能够为辞职政治营造文明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使辞职成为人的道德自救的积极手段，从而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总体道德财富（GDM）的增进。就此而言，辞职政治学及与之配套的官民关系学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大众民主政治文化的内核，成为迈向公民社会的一门必修课。

　　辞职政治实例研究

　　以南非为例，这个经历过白人种族主义冷酷统治的国家，由于其正处于文化转型之中而相比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更能把辞职政治学演绎得让人回味无穷，因而具有标杆作用。

　　两年前，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者前总统博塔安静地死去，这个“人民的公敌”在死前一刻得到他曾经残酷迫害过的纳尔逊·曼德拉的宽恕。曼德拉说，如果不是博塔在任内最后时光勇敢地推动种族和解，南非还处在歧视社会当中。1989年8月14日，博塔宣布辞职，把总统之位让给了继任者德克勒克，为后者引领的南非首次多民族大选作了铺垫。德克勒克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1997年功成身退，辞去了国民党主席职务并从此退出政坛。

　　岁去弦吐箭。在“圣人”纳尔逊·曼德拉不顾众人挽留，只当一届总统就腾出总统之位，让给了有“君子”之称的解决经济问题能手姆贝基之后，差不多8年飞逝而去。2008年9月21日，南非总统姆贝基正式宣布辞职。他是为了避免一场蓄势待发的党内恶斗而主动作出的让步，符合辞职政治学中“防御性辞职”的原则。几天前，他的党内政治对手、非国大主席祖马已经被最高法院洗去了腐败罪名。最高法院判定，祖马遭受的腐败指控是一场政治阴谋，而非法律事实问题。随后非国大开会要求姆贝基下台，而姆贝基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尽管他拥有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且按照法律，总统没有必要听从党代会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姆贝基总统选择在电视上公开解释其辞职之意，这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电视辞职讲话一样，既表明了自己的光明磊落，反击了对手的无端攻击，又符合辞职政治学中所要求的形式要件，即表明权力取之于民，应在众人面前交还。当年叶利钦辞职，把权力交给普京之时，也是选择在电视上当面解释。叶利钦当时对普京说：“俄罗斯就交给你了，你要保护好！”这是辞职让贤的高尚举动。如果是引咎辞职，就得公开道歉。

　　姆贝基辞职几天后，其搭档、副总统兰博·努卡也提出辞职。本是同路人，要走一起走，要让路就再大方点。作为辞职政治学的形式要件，努卡也公开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

　　但作为辞职的程序要件，不能一走了之，在继任者正式接掌权力之前，还要办好看管和交接工作。南非代总统选得快，姆贝基辞职4天后，议会就把非国大副主席、温和而中立的莫特兰蒂推上了前台。他将暂代总统至明年4月——之后的新总统可能是民粹作风的雅各布·祖马。相对于南非总统交接的速战速决，以色列总理的看守期限就长得多：奥尔默特于9月21日递交辞呈，目前还在看守总理位置上，因为新内阁组建的时限长达42天。

　　日本最近换首相后，辞职风暴并没有停息。9月28日，上任刚刚5天的日本国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便因不当言论宣布辞职，成为日本战后内阁大臣辞职速度“亚军”。不过与之前赤诚德彦、远藤武彦、太田诚一这三任农相在安倍-福田任内前仆后继地引咎辞职不同，中山成彬并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他在要求解散教职员工会的发言引发抗议后，反而进一步升高分贝，抨击日教组为“支持民主党的最大母体”，最后几乎是挂冠拂袖而去，全然没有太田诚一9天前因“受污染大米”事件处置不当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鞠躬致歉的表现。应该说，他的行为不符合辞职政治学当中的伦理要件，日后复出政坛恐将难上加难。

　　中国官场最近频发人事地震，10月份就有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冯顺桥被开除党籍，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被“双开”，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于幼军被“留党察看”等大新闻。不过，山西省长孟学农9月中旬二度辞官，却令其辞职意义大打折扣。另一个同是因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丢官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目前尚未见到其公开道歉的报道，令其“引咎”同样略显单薄。

　　与引咎辞职不同，就地免职或撤职的性质显然严重得多，当事人连公开出场解释澄清的机会都没有。9月22日，继三鹿公司所在地河北石家庄市的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因毒奶粉案被免职后，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又被免职，开了“问责上书记”的先河。有评论称，现在中央要把问责制从行政首长延伸到党务部门，改变当了书记就不担具体事故责任的状况。这一趋势，自然可以丰富本研究向党政关系领域延伸的维度。

　　法律漏洞下的博弈

　　法律是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调节器，但对付大人物，单纯依赖法院判决却往往不敷足用，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司法程序漏洞拒不下台，这时候民众示威对在位官员去留的影响就显示出来了。而在民众示威升级的情况下，执政党常用“弃卒保车”的方法化解民众压力。

　　今夏以来，泰国总理沙马一直拒绝抗议者所提的辞职要求，最后却因上电视“秀炒菜爱好”被宪法法院一纸判决撵下了台。沙马本以为自己还可以凭借议会多数连选连任总理，只可惜因为民怨太大，投票时本党和盟党都有人跳票，使得他只能下不能上，最终被执政党抛弃了。沙马前脚下台，后脚便因一起两年前的诽谤案被判两年监禁，且不得再上诉。

　　不过之后的泰国政局并没有安稳下来，10月5日泰国警方逮捕了民盟核心领导人詹龙后，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并在7日引发了大规模警民流血冲突，导致2人丧生。为此，负责与示威者谈判的第一副总理差瓦立于当天下午宣布辞职。之后的形势发展更有利于反对派，包括上诉法庭减轻控罪后，7名民盟领导人自首，并获得保释；
沙马所在的人民力量党因其中一名执委荣育被最高法院认定为贿选，而被总检察长要求宪法法院裁决是否该解散该党，同时取消该党37名执委的政治权利长达5年；
由于军方高级将领不断向政府施压，总理颂猜近日暗示他有可能辞职……这些都显示了司法系统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和沙马“被迫辞职”、差瓦立“引咎辞职”不同，面临腐败官司的奥尔默特采用的是“防御性辞职”。他曾经表示，一旦遭到腐败起诉，他将立即辞去总理之职，言下之意，前总统卡察夫先辞职再被起诉的先例对他不适用。但现在，还未等到起诉，他就已经辞职了，为的是在执政党民意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给继任者利夫尼留下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大选。

　　在成熟民主国家，执政党对付政府首脑有一套合法的压力机制，政客对付叫板的民众却缺乏任意报复的手段。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幕僚利比，为报复在攻伊宣传中作梗的前美国驻伊大使，违法泄露了其夫人的特工身份，结果被关。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针对媒体对他的不雅报道，一次次诉至法院。最新一桩诉讼是9月初告英国《经济学家》对他进行“色情政治”诽谤，却被米兰一家法院判败诉。总理在本国打官司判输，这在威权国家不可想象。

　　近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又打赢了一桩官司。被告的《远东经济评论》于两年前发表了一篇对新加坡反对党领袖徐顺全的专访，当中有批评李光耀父子的内容。后者随即全面禁止该杂志在新加坡发行，并向本国法院提出控告。以往，这一招都用来对付反对党人士，罚得对方无钱竞选，现在居然扩展到外国出版的月刊，可谓是大动干戈。

　　新加坡高庭的判决，依据的当然是本国法律。这让笔者联想到重庆“彭水诗案”、辽宁铁岭市西丰县的进京拘捕记者案，以及河南南阳的网警处罚下载黄片网民案。这些涉案的官员都声称他们依法办事。果真“依法办事”，怎么会办成一桩桩惹众怒的大案呢？这只能说明，要么法律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官员在枉法办案。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形成敬畏民意的风气。

　　笔者还注意到，国内敢于诉诸“法律维权”的官员级别都不高，级别高的官员几乎都没有法律维权的实践，后一方面的报道是一片空白。这恐怕是不正常的，因为这有漠视法治进程之嫌。当然，正如新加坡总理打官司的例子所揭示的，也并不是说走向法庭的就都是好官，但至少肯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要比通过行政手段打压甚至动用黑社会更能体现官员的文明素质。几年前，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上法院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和妻子春桃诽谤，要求他们赔偿20万元名誉损失，并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两作家给他赔礼道歉。此案开庭后，整整三年没有结果，后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出来调解，原告撤诉。抛开张西德打维权官司的个人目的不谈，原告当初走向法庭的行为本身仍是值得嘉许的。

　　官民关系教材新编

　　民主法治的扩展使官员亦有必要打起维权官司，而亲民文化的进化则推平了官民之间的鸿沟，使得官与民的身份愈加混同，由此又诞生了一门新学问——官民关系学。

　　话说吉隆坡地铁在上班高峰期是挤得水泄不通，总理不信，决意亲自体验。上车和换站时，巴达维硬是挤不上去，只好作罢，等下一班地铁，才勉强挤了上去。上车后，人们才发现挥着老汗与“草民”一道挤公车的原是总理，连忙让座，腾空间，均被总理谢绝。也不怪民众，总理没带一众官员“扎场子”，也没喊电视新闻记者闹阵，天晓得你就是总理哟。

　　被牛肉风波搞得灰头土脸的韩国政府知道如何争取民意谅解。7月15日，韩国政府公车单双号限行政策正式实施。是日，韩国总理韩升洙从三清洞公馆出发，用20分钟步行1.5公里，走到了世宗路政府办公地。据报道，总理沿途还对路过市民说：“辛苦了，天气炎热，请注意身体。”总理步行上班，总统也不甘落后。9月22日正是世界无车日，李明博总统一清早就脚踏自行车，一路春风，直奔青瓦台。首尔市长这一天也是坐公交车上班的。

　　据报道，南方某省会一位市级领导也在同一天响应“无车日”活动，乘公交车上班。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刊登出来的照片上显示，公交车上的领导同志周围很空旷，大小长短镜头直对着也是一脸春风的这位领导，证明公交车上记者不少，以至有挤占市民的公共空间之嫌。

　　云南省纪委书记李汉柏说：“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我下乡，你们警车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觉得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基础的对立面了！”

　　清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不论官民品行如何，只要制度能够约束其施虐、滥权、卸责、泄愤，这样的社会就是稳定和谐的，这样的政党就能够平稳实现内部权力交接，这样的国家也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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