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序

　　叔本华哲学东渐华夏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戏剧性变化。本世纪初，王国维第一次把叔本华哲学作为尾随当局政治需要的对立物，作为一种“纯粹哲学”推荐给国人，对于他心目中的这个“可爱而不可信”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他迷恋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不仅将其用于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到了40年代抗日战争正酣之际，陈铨及其《战国策》派为了鼓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宣扬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学说的著作和文章，这种做法，在当时理所当然地受到进步力量的批评与抵制，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所鼓噪的叔本华—尼采哲学也就在国人心中破产了。可是，像叔本华哲学或尼采哲学这样的哲学，它们本身不可能不包含着富于生命力的成份或真理性的因素，而这些成份或因素是需要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挽救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展，叔本华的一些主要著作被翻译出版，出现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对叔本华哲学的兴趣似又再度兴起，叔本华哲学在知识界、至少在哲学圈子里也成了大家熟知的东西了。但是，正如黑格尔爱说的那样，熟知非真知。迄今为止围绕叔本华哲学所进行的全部工作，只是我国学术界走向对这个哲学的真正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必要的先行阶段或预备阶段而已。

　　对于一种哲学或哲学体系的真知必须以对它的系统研究为前提。我认为，这种系统研究包括三个方面：

　　一、对于这个哲学体系本身的“系统把握”。根据黑格尔列宁的观点，所谓哲学体系就是把人接近现实、把握现实的（其数目永远增加着的）成份中的一个成份绝对化，作为哲学的根本原则，用来说明、推演或构造整个现实世界或人生，将其发挥成为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这样的哲学体系充分地揭示和突现了这一成份的本质和作用，但它以一个成份去说明只有用无数成份的全体才能说明的现实整体所必然产生的矛盾和缺陷也注定了它必然被推翻和被取代的命运。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对一个哲学体系本身的“系统把握”的根本内容。叔本华是以意志或生存意志这个成份作为根本原则来推演和说明整个现实世界和人生的方方面面的。为了达到系统把握叔本华哲学体系本身的目的。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体系中的四重关系：（1）表象作为现象与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或本质的关系，（2）意志或生命冲动与理念或理性规范的关系，（3）对意志的直观或直接的知与对它的间接的知的关系，（4）意志作为人生的痛苦和悲观命运的根源与它作为人的自由、道德和解脱的根源的关系，弄清楚每重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以及四者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经过这样的分析与综合，就可以看到，这个哲学是怎样从形而上学的割裂关系的双方出发，而在必要时又折衷主义地容纳对方，从而在一系列的矛盾中纠缠和挣扎，最后必然陷入既肯定意志又否定意志的不可救药的矛盾的。

　　二、对于这个哲学体系与先行的哲学体系和后继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把握。不这样，如此这般的一个哲学体系的产生和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成为一种偶然现象而得不到说明。我们知道，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是西欧近代哲学发展的转折点，他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怀疑论的界限，他声明：在哲学思辨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能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在生活与实践中，他和普通人一样，绝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的这个声明启示了后继者，必须把生活和实践引入到哲学本身里来。因此，康德在强调和发展理性、自我意识的能动活动的基础上，严格区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并确立了实践理性对思辨理性的优先地位。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对康德哲学以及前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改造和发展，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从生产活动起的整个实践活动领域都被逐步地纳入了实践理性或实践理念的内容，认识和实践的相互转化和辩证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被逐步地揭示并建立为完整的理论。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与此同时，从康德那里还生长和发展出了另一种哲学思潮，这就是从叔本华到尼采的唯意志论再到后来的生命哲学等等。这一哲学思潮的开始阶段——叔本华哲学不仅是来自康德哲学，而且是同费希特哲学中的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不可分离的。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甚至把叔本华哲学看作继谢林哲学而起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阶段。从内容上说，唯意志论也很注重生活、行动或实践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到了尼采甚至就明白地把生活和行动规定为哲学的本质和目的。不过它不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样在绝对化理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实践的宏观内容的综合和实践与认识的辩证法（这是因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标志着人类对理性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已经从分析阶段进到了综合阶段），而是把实践的一个最基本的成份——意志加以绝对化，这样地来展开对意志本身的本质和作用的哲学认识。这种认识也必然是一个从分析到综合的进程，从叔本华哲学开始的唯意志论思潮的历史进程就应当是这一认识进程的表现。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叔本华哲学和先行哲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揭示了从叔本华哲学经过尼采哲学直到生命哲学及其往后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进程，才算达到了对叔本华哲学和其先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把握的目的。

　　三、对一种哲学思潮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之间的平行或一致关系的系统把握。这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也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要求。叔本华哲学经过尼采哲学直到生命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延伸，是在德国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德国资本主义从倒退中缓慢重新起步到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直到所谓后现代或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发生发展的，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世界历史事变，对于这一哲学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平行或一致关系，只有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经过多年冷静的艰苦研究才能系统地把握到。现有诸家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如卢卡拉奇在《理性的毁灭》中的相当系统的见解，虽具有某些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真正说来，至多也只能是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检验、校正、补充和发展的序幕而已。

　　对于一种哲学体系，只有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系统研究，才能从熟知进到深知。这样的系统研究的完成或基本完成，当然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事，而是要经过众多的、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邓安庆博士的新著《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初探》，可以说是我国对叔本华哲学进行上面所说的那种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可喜成果，标志着这样的系统研究的良好开端。我这样说，是基于本书如下的几个特色：

　　1．这部著作从现代文化批判的观点出发，不仅对叔本华哲学的诸方面，从世界观、美学、伦理学到人生哲学，作了系统的评述，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和探讨了涉及叔本华哲学一些重要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如“表象”作为“意志”之自我意识的问题和与此相联系的“表象”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叔本华哲学中直观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意志自由和道德基础的的相互关系问题；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还颇有创意地提出和探讨了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禁欲主义在解决西方文化危机中有无价值或应有何种价值的问题等等。

　　2．本书对于叔本华哲学产生的文化渊源的探讨很值得注意。一般都根据叔本华的著作和自述，将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印度哲学（奥义书）作为其哲学的来源，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也不全面，因而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叔本华哲学。作者在此之外，还专节讨论了叔本华哲学和当代德国以谢林为其哲学首脑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以展示叔本华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基本精神。这一探讨直接间接涉及到了从康德哲学发展出来的唯意志论思潮和同样来自康德哲学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思潮之间在发生过程中既平行又交叉，在内容上既对立又有所重合的关系，从而把对叔本华哲学的形成和本质的认识推进了一步。

　　3．本书在探讨叔本华哲学和后继哲学的关系方面也有其特色。一般都认为

　　叔本华哲学是唯意志论思潮的先驱和和整个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头，对后来的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弗洛伊德主义等都有影响。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所搜集到的大量国内外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合，他没有停留在学术界关于意志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叔本华—尼采哲学，狄尔泰、柏格森、奥伊肯等的生命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这样三代哲学的观点上，而是企图进一步研究这样的三代哲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者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独具特色的分析，从而在揭示唯意志论思潮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进程方面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总的说来，作者是把叔本华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来把握，并立足于当代，力图从一种新的文化眼光来审视它。把这样一部著作视为我国系统研究叔本华哲学的一个开端看来也许是恰当的。当然，作为开端，或如作者自己所说，作为对叔本华哲学的“初论”，它必然是不完善的，还具有种种缺陷或不足，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所有这些都将在这个开端的向前进展中，在“再论”中予以修正、充实和发挥。对于像叔本华这样一个有极大争议的哲学家的各种观点的评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到一致。问题在于，这些评论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或任意抒发，而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因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足以抛砖引玉，引发出更深更新更恰当的见解来。这本书是否具有这样的价值或在何种程度上有这样的价值，读者和专家会自有公论的。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作者选定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并作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绝非偶然。1989年，我和陈修斋先生应聘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参加和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一次见到了邓安庆君。他的论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意义生成论》的水平和他在答辩中的表现，显示出他具有很好的哲学思维的素质，功底不错，又是学德语的，我就建议他报考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博士生，他颇有点腼腆地点了点头，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后，在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时，他表示要研究谢林哲学，这使我真有点吃惊。这是因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谢林哲学在我国是研究得最少的，而谢林一生的哲学思想又多变，他的书神秘晦涩难懂，比起黑格尔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它实在太难了，何况邓安庆当时还没有入门呢。他虽然也意识到了困难，但他认为谢林既然被视为“隐姓埋名的现代人”，那他的哲学思想一定会隐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初源头，为了深刻领会现代西方哲学，就必须对谢林哲学进行攻关，这仿佛是一个有志于哲学史探索的青年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他的这种使命感和职责感强烈地感染了我，以致不能不赞同和支持他作出的这一选择。当时武汉大学还没有谢林的原文著作，为此，特别为他申请了一笔经费到北京复印。为了深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谢林的哲学思想和专用的概念，他专程去北京登门向我国知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如张世英、梁志学、叶秀山等教授以及中青年学者如李秋零博士等请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谢林思辨的浪漫哲学》经过指导小组的反复讨论，他又进行了三、四遍修改，才最后定稿。这篇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张世英先生肯定它是一篇很有创见的、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两条线、谢林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是对于传统看法的一种突破，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发挥。

　　为了做好论文，邓安庆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对法、德浪漫主义思潮作了大量的研究。在确定了谢林作为现代哲学的先驱地位之后，他自然也就思考到了从谢林到现代哲学之间的诸多中间环节问题，并有心对此加以梳理和研究，正是从这时起，叔本华哲学就已成为他思考的对象，但这方面的研究与著书立说并没有及时提上日程，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对谢林的研究引来了不断的约稿，他不得不首先完成台湾傅伟勋先生邀他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的《谢林》一书（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5年），接着又要完成香港中文大学刘小枫约请的译著：谢林的《论自由的本质》和《布鲁诺对话》两书。二是这期间，由于难以想像的原因，他历时一年在武汉和全国范围为解决自己的工作调动而陷入难以想像的困境，最后只是由于湖南师大张廷楚校长的远见卓识，大度惜才，他这位刚刚30岁的博士才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张安放书桌的地方。历经坎坷的邓安庆依然意气风发，初志不改。充分利用湖南师大给他提供的条件，抓紧时间在教学之余努力进行叔本华哲学的研究，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邓安庆在攻硕、特别是在攻博期间对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刻苦钻研及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他写出这样一部部关于叔本华哲学的系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如前所述，邓安庆博士的这部研究叔本华哲学的著作，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具有显著的特色，是我国系统研究叔本华哲学的开创性之作，对此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与欣慰。更令我高兴的是，继叔本华哲学的研究之后，他又马不停蹄，正在酝酿和着手研究从谢林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中间环节，一个与叔本华哲学并列的环节，这就是被认作现代解释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的哲学。愿邓安庆博士这部新作早日问世，更加闪现智慧的光芒。

　　杨祖陶1997年6月于珞珈山麓

　　附注：这篇原为邓安庆《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初探》作的序，后因该书纳入台湾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书名为《叔本华》）而未用。又，《施莱尔马赫》也纳入“世界哲学家丛书”而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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