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孔子与奥运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张艺谋导演对于现代影像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开幕式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当辉煌的焰火依次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滚滚闪过时，赤县神州一片欢腾。然而这还不是开幕式的最大看点，再辉煌的焰火也只是“术”，然而本次开幕式还有“道”，这便是它说着意表达的传统文化的内涵。

宏大壮观的击缶场面，2800人的太极表演，文房四宝和四大发明，这一切都在一张充满历史意识的画卷上缓缓展开。开幕式上，三千古装的孔子弟子齐声诵读《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经典名句在现代化的国家体育馆内一再响起。斗转星移，观众席上的许多人或许还清晰记得三十多年前响彻全国的批孔的口号声，然而北京奥运开幕式无疑是在给孔老夫子平反。那个有如传说中的不死鸟一般的孔子，再一次复活了。

　　孔子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的隆重复活，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的遭遇就如同中国的命运一样多桀。两千年来，他有时被奉为至圣先师，接受着天子王公的跪拜和整个民族的崇敬；
有时又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好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史以来，对于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批判有两大高峰，其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民性的批孔运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听从宰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内大规模焚书并坑杀儒生数百人。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是因为儒生们厚古薄今。儒生们门所厚的“古”，其实是儒家典籍所赞美的上古三代以仁义为本的王道政治，而他们所薄的“今”，是秦帝国残暴不仁的专制与霸道，从根本上来说，秦始皇的法家式的专制暴政，与孔子三代之治的儒家仁政理想是水火不容的,这才是秦始皇扫清六合之后要焚书坑儒的症结之所在。

　　近代中国的反孔运动则是在一种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之后，华夏文明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成为民族的最大挑战，所以秦帝国初期的古今之争一变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中西之争，这一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熄灭之时，它仍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而且似乎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这种长达数百年的思潮碰撞真可谓人类文明史的奇观，它起因于到目前为止世界史上最有生命力的两种文明的冲突。这一冲突的过程令人刻骨铭心，一向自封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数度被推倒亡国灭种的边缘，其间西方列强的优势与所谓天朝上国的不堪一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由此而开启了近代以来爱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产生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并最终引导出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使五四运动的左翼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从形式看十分激烈，但它首先是一种学术思潮，讨论也基本局限于知识界。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运动，则是全民总动员，在以人民公社的为基础的举国体制下，连小学生和农村老太太也都变成了批林批孔的闯将，孔圣人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批判，这场批孔所波及的范围与影响的程度，已经远非秦始皇的焚书树坑儒所能比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这两次批孔高潮到来之际，都是政治的集权成度到达巅峰之时，其中的含义值得人们深思。五四激进思想家把孔子作为专制主义的总后台，文化大革命则把孔子说成是反动保守的思想家，孔子在当代历史教科书中的形象由此得以塑造定型，并且直到今天还在牢固占领着许多人的思想阵地。但是，如同康德所说，如果我们敢于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历史，去分析这两次反孔运动的缘由，我们或许会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孔子决不是专制主义的天然盟友，相反，他倒是那些极端专制帝王的天生的敌人。孔子是春秋子学时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历史基础是西周封建制而不是极度专制的郡县制。在廓清了以往意识形态加在“封建制”一词上的迷误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周代的封建制类似于一种古典联邦制度，它以仁政和王道为施政理想，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强调君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尊重人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主张宽容与中和，这一切都与秦始皇以法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相冲突，而与近代联邦制有些许相似之处。

　　孔子生前四处碰壁，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可去世之后，他却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人物，每到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不管是转向昌盛还是步入深渊，他都必定出现舞台的中心，甚至在那些竭尽全力要将他批倒批臭的大人物灰飞烟灭后也是如此。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无可替代的指向符。三千孔子弟子在本届奥运会上盛装登场同样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信息。

　　孔子在历史上的每次复活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动因。他在西汉的崛起源自汉初初诸王对于秦王朝覆灭教训的深入反思。秦自恃其武力强大，尚力任法而暴虐无道，焚书坑儒以残贼仁义，结果二世而亡，提供了一个难得反面教材。汉代以此为警戒，对于其文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从立国之处黄老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治道上又是阳儒阴法，王霸杂用，实际上完成了对于晚周诸子文化的一次大整合，并将孔子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然而，孔子在奥运会的复活却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结果。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正是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自以为世界中心的民族自豪感被一扫而空，民族文化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在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看来，图存与保教已经势不两立，而孔子也被看成是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终责任人。然而，正是由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才使得民族自信心得以逐步恢复，民族文化认同重新确立，社会思想趋向多元化，也使得古老的孔子得以重生。不仅如此，改革开放的成就使思想界重新思考孔子与现代化的关系。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现代化，而且在政治上较为顺利的完成了从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型，而这些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恰恰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以致有东亚的资本主义是儒家资本主义之说。这些国家的地区并无“文化大革命”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歇斯底里的大破坏，倒是十分珍视传统的精神资源并致力于其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现代西方主流价值的融合。日本与四小龙的社会转型经验证明了儒家传统不但不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矛盾，相反，它可能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如韦伯早就断言新教伦理是欧洲市场经济的主要精神动力一样。现在来看，五四反传统的思潮有一个重要误区，即将文化与制度混为一谈。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为精神价值的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是多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基督教文化既可以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王权相结合，也可以和欧美宪政体制相结合，儒家文化同样如此。秦晖先生所说的“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应是对这一问题的清醒反思。相反，彻底否定数千的民族文化传统，不但无益于现代化的实现，反而会造成全民性的道德崩溃和精神价值的真空，也使社会的转型失去道德资源和人格支撑。

　　毫无疑问，奥林匹克运动在源头上是属于西方的，但是，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体育盛典。奥林匹克来到北京，表明世界已经接纳了中国，接受了孔子。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孔子能不能接受世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正是古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重塑新命的里程碑，它清楚告诉我们，旧邦之新命，就在于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大胆吸纳。本次奥运开幕式，正是一次中西方文明的同台演出，就此而言，它紧紧抓住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但是，奥运会的成功，不应该变成当代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新资本，按照孔子一生倡导的自省意识和学习精神，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奥运来到中国，完全是改革开放之赐，是学习西方的报偿，是对市场经济实行拿来主义的结果。改革开放不但终结了国人要用某一种意识形态解放全人类的狂想，复兴了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师”的学习精神，也将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从人人喊打的尴尬境遇中解救了出来。但是，毋庸讳言，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正使古老的民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也构成了又一次严峻挑战。辉煌的开幕式已结束，新时代的大门正徐徐开启。但是，在新时代的入口处，如同每一个活在当下的现代中国人一样，二千年前的孔子仍然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是重新陷入老大帝国式的封闭、保守与傲慢，还是进一步敞开胸怀拥抱普世价值，促成旧邦新命的历史性变革？在我看来，孔子只能而且必然选择后一条道路，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再一次被打倒的悲剧命运，而且因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普世价值，更加符合原始儒家的人道理想。宋代大儒朱子曾经慨叹“千百年来，孔子之道未曾一日得行于天下”，而惟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孔子的人道理想，使仁爱与公义的阳光普照大地。诚如此，今天的亿万同胞将会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再一次从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大哉孔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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