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萍：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及全球影响

　　[内容提要]中非关系是一种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支持到经济合作，再到全方位发展的历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既是对当前中非关系的一个准确定位，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内容涵盖面广，而且和具体的实施计划、推进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加强磋商和团结合作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力量以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非合作 伙伴关系 全球影响

　　2006年11月4日，举世瞩目的中非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非外交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最多的一次盛会。它不仅是中非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盛事，对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外长每年年初按惯例对非洲国家的访问，还是中国政府首次就对非洲外交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以及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均在国际媒体上引起对中非关系的持久关注和讨论。遗憾的是，在如何看待“中非关系发展”这一命题上，中国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在中国政府和学者看来，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全天候友好合作关系的自然发展和延伸，互相尊重、真诚友好和平等互利是中非关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而在大多数西方媒体和智库（包括一些政界人士）看来，中国重视发展对非关系完全是出于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争夺，中国在非洲政治经济影响的扩大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中国对一些所谓“无赖”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则阻碍了西方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等等。[1]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中非政治经济合作、北京中非峰会以及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战略呢？

　　相互需要和依存的中非政治经济合作

　　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好交往史表明，中非关系是一种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

　　从政治上看，中非双方是平等互信，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的战略伙伴。我们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的行动。非洲国家则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西方借“人权”之名干涉中国内政。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从道义和物质上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而且近年来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共派出3000多名维和人员参加了12项维和行动，现仍有1100多名官兵活跃在非洲8个维和区。而非洲国家不仅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重要贡献（76张赞成票中，26张来自非洲国家），而且帮助中国自1990年起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挫败西方反华提案、14次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反对将所谓“台湾重返或参与联合国问题提案”列入联大议事日程，并多次支持我抵制台湾挤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国际机构的图谋。

　　从经济上看，中非双方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的同时（迄今，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各方面援助有444亿元人民币，已帮助非洲国家援建了包括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学校等在内的共800多个项目），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在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矿业资源开发、旅游业等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目前，中非间贸易发展较快，双边贸易额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1211万美元，发展到了2000年的105亿美元、2004年的294亿美元和2005年的近400亿美元以及2007年的735亿美元。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差，使非洲国家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1月１日起，中国还对28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行免关税政策，使去年相关非洲国家受惠商品的对华出口额增长１倍以上。在2005年中非双边约4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中，非洲顺差24亿美元。另外，为推动非洲债务问题的解决，近年来，中国还减免了非洲31个重债穷国的债务156笔，共计105亿元人民币。[2]

　　另外，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近年来也大大加快。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各类投资累计已达117亿美元，在非洲兴办各类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增加了投资所在国的就业和税收，给非洲国家带去了适用技术，培养了大批非洲人才，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2006年11月，作为观察员来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古宾得·南卡尼曾不无感慨地说，“在非洲所有的外来投资中，已有十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3]

　　50多年来，中非友好交往中有无数感人的故事长久铭记在中非人民的心中。如上世纪60年代末，当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希望建设一条连接两国铁路的请求遭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苏、英、加等国拒绝的时候，是毛主席说“即使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非洲修建这条铁路”。从1970年10月到1976年7月，坦赞铁路的竣工历时5年零8个月，耗资4.55亿美元，有64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另外，我国从1963年起共向非洲47国派出医疗队员1.5万人次，目前仍有1100名医疗队员在非洲工作。他们深入到非洲的穷乡僻壤，救死扶伤，共诊治患者1.8亿人次，几乎占非洲总人口的1/5。而身为医护人员的他们自己，却共有40多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中非峰会推动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领导人北京峰会上，中非领导人就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加强交流和磋商以及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在峰会开幕式的致辞中说，峰会的召开向世界显示了中非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最坚定决心，非洲已为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做好了充分准备。会议通过的《北京峰会宣言》以政治文件的形式郑重宣示要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共同宣示建立和发展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本次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支持到经济合作，再到全方位发展的历程。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非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在自身经济仍比较困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为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的斗争，向非洲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大量无私的精神和物质援助。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以及非洲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中非关系中的经济互利合作内容得到了扩展和提高。在继续加强中非友好政治关系的同时，开始将重点转向经贸关系，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济技术合作。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除继续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的力度外，中国还重视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多渠道、多层面地全方位发展中非关系。[4]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加强双边交流、沟通和合作建立了机制化的战略平台。应当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既是对当前中非关系的一个准确定位，同时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新”主要体现在内容和途径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安全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等5个方面的内涵。除了继续强调以往中非关系中业已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的政治相互支持和经济互利合作以外（事实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已日益紧密，不能分割，彼此发挥着互相推动的作用），还特别强调了文化交流以及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为中非关系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成为国际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一种现存的文明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着璀璨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中非之间理应大力加强文化交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和谐世界。

　　在安全领域，除了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非洲维和行动外，中非间近年来还在防治重大传染性疾病、禽流感、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磋商和合作。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3年中国遭受“非典”的肆虐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中非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12月，在《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中，中非双方首次郑重承诺“加强对话，探讨在面对各种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协作，并采取共同行动”。在2006年初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中国政府进一步细化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目标，即“促进双方司法、执法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在法制建设、司法改革方面相互借鉴。共同提高防范、侦查和打击犯罪的能力，协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腐败犯罪。加强双方在司法协助、引渡和遣返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合作”。“加强情报交流，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小武器走私、贩毒、跨国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5]2006年4月和6月，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访非期间，中国政府就已与有关非洲国家签署了有关司法协助、引渡和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方面的合作协议。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援非八项主张中提出，“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由此可见，中非之间在共同打击跨国经济犯罪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实质性地展开。

　　在国际事务中，因非洲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力量，中非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立场和良好的合作传统，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非还在推进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联合国改革中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和均衡的世界共同努力。

　　另外，从实现途径上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并不仅仅是空泛的政策宣示，而是和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推进措施连接在一起。《北京峰会宣言》中不仅明确提出了要加强高层交往、战略对话以及重点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渔业、信息、医疗卫生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而且还重点提出要加强中非之间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上的交流和借鉴，以及加强人文对话和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联系。由此可见，中非交往已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上升到精神层面，关注人文内涵，着眼于青年一代。

　　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胡锦涛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上还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未来三年内将采取的8大举措，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向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和在非洲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产品开放中国市场，以及在农业、医疗卫生和非洲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等等。[6]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以及《2007-2009年中非论坛——北京行动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应当说，和以往相比，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规格之高，所推出的举措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这些新举措所涵盖的领域可以说是全方面的，不仅涉及减债、大幅增加对非援助、促进对非投资、以及大规模扩大非洲零关税进口商品的种类，而且针对农业合作、人力资源培训、医疗卫生和教育合作等均提出了量化的目标。这些量化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负责任大国对非洲发展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从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看，目标越具体，指标越量化，监督落实就越容易，从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从中非第一届和第二届合作论坛行动纲领的落实情况看，每届论坛提出的目标都能按计划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中非论坛用6年的实践和行动表明，它不是奢谈非洲发展的空谈俱乐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开展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

　　从8大举措中我们还能看到中国政府对推动中非相互投资的高度重视。和近年来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非间的相互投资额还比较低，而相互投资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是确保中非双方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和依靠“输血”（援助）脱贫的旧有模式相比，非洲国家更希望通过提高自身的“造血”机能来增强应对国际经济和市场变化的抵抗力，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投资兴业，既能扩大当地人的就业、促进各种适用技术的对非转移以及加快非洲各类管理人才的培养，同时对于非洲实现工业化和非洲复兴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中非北京峰会设立总额将达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建立多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的成立，这些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重大举措的出台都将掀起一轮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新高潮。

　　展望未来，要把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安全上互相合作以及国际事务中互助配合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推向前进，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在政治领域，中国要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努力。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重视彼此的关切，凝聚新共识，扩大利益交汇点，妥善应对新形势下中非关系面临的新课题。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交流和集体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应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实行更紧密的沟通和对接。在进一步加强和密切高层互访的同时，还应加强各领域、各层面的双方人员往来，形成一种全社会参与的“大外交”格局。

　　其次，在经济领域，由于非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有益经验和实用技术，中非互利合作前景广阔。中国须继续推动双方合作从贸易往来向贸易、投资、技术、项目承包等多领域并重的方向发展，从政府间合作向政府、企业、其他经济实体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要增加非洲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培训、科技交流等智力合作项目，积极发展非洲初级产品加工增值、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注重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要继续为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三，在文化领域，中非双方应当成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繁荣与进步的平等伙伴。从文化源头看，非洲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在本质上十分接近中国等东方文化，如注重集体主义、强调个人服从集体、等级观念强等等。因此，中非之间扩大文化交流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巨大的潜力。事实上，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角度看，文化交流不仅仅指互派留学生、“孔子学院”的中文学习、教师和文艺演出团体、办艺术展览等，救死扶伤的医疗队和目前红红火火开展的非洲人力资源培训、发展经验的互相借鉴等都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另外，在安全领域和国际事务中，中非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随着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国际化，中非应加强交流和磋商，推动国际社会树立集体安全意识，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营造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今后，中国应加大投入，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非洲维和行动，为非洲内部冲突和争端的解决发挥促和等建设性作用。同时，继续在多边和国际场合为非洲利益仗义执言，与非洲国家一起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携手努力。

　　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及中非关系发展的世界意义

　　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根本出发点。从内容上看，它一般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从轻重缓急上看，又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之分。国家利益的判断和确定主要依据的是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主观认识水平等四大变量。[7]建国以来，根据不同时期这四大变量的变化，我国的国家利益曾经历了从建国初期强调安全利益、20世纪6-70年代强调政治利益到80年代重视经济利益、90年代兼顾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前，从我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尽管欧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仍是我国的外交工作重点，但非洲在我国外交战略中亦发挥着奠基性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看，中非关系的加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以及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进程将发挥积极作用。冷战结束后初期，尽管非洲的战略地位曾一度有所下降，但近年来非洲联合自强、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势头增强，联合起来的非洲的力量不可小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非洲有53个国家，约占不结盟国家的半数和联合国成员国的近1/3，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借重的力量。中国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其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它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坚定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事实上，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之间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非双边关系本身，而是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意义。

　　从南南合作的层面看，中非加强磋商和团结合作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力量以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二战后，伴随着亚非会议的召开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南南合作在政治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某些经济领域内的相互竞争，发展中国家内部曾一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化，在国际上的整体作用也有所减弱。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某些大国在国际关系中黩武主义倾向的滋长，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争取公平和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纽带进一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提高。

　　目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包括相互投资与贸易，以及协调立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等）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可以说是新型南南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国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加强沟通和协作，提出建设性的动议，对旧有规则、标准的改革正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农业问题的谈判中，正是由于中国和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集体维权，才迫使发达国家在最终取消农产品贸易补贴问题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和承诺。根据OECD的测算，美国每100美元的农产品产值中有20-30美元是政府补贴的，欧盟达到40-50美元，日本达到50-60美元。资料显示，发达国家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500多亿美元。这些巨额补贴造成农产品大量过剩，国际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再加上发达国家还为其农产品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和技术贸易壁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8]因此，一直以来，在世贸组织举行的各类贸易谈判中，包括中、非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利益代言人如20国集团强烈要求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其高昂的农业补贴。在压力之下，美欧近年均已表示将逐步降低其农业补贴。欧盟还承诺到2013年全面取消农业补贴。

　　另外，由于中非双方在反对单边主义、强调发展优先、维护和加强联合国权威、增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性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对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从现实以及中长远的经济利益看，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中非关系的加强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后续保证。另一方面，非洲也可通过大力发展中非关系得到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并使其原料出口多元化，同时在开发自有资源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能够真正成为自己资源的主人。过去，由于原料的出口市场单一，以及资源开发的外来投资来源也主要是欧美国家，非洲对自己资源的控制和讨价还价能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对非洲能源开采业投资的增加，不仅国际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有了大幅上扬（这对非洲资源生产国当然是利好消息），而且非洲国家在自主决定其资源开采的国际合作伙伴方面有了更充裕的回旋余地和话语权。

　　非洲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动荡，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拥有各个阶梯层次的适用技术和设备以及2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当然也包括一些教训），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因此，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和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可以促进共同发展并极大地提高南南合作的水平。特别是近年来，中非间加大了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力度，通过人才培训和促进能力建设，为非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南南合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最后，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大势和社会进步的视野看，在当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恐怖主义威胁阴霾不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非洲有53个国家和近9亿人口，中国有13亿多人口，两者相加共拥有世界人口的1/3。中非合作和共同发展不仅可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为大多数穷人实现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作出了贡献，为塑造一个更合理、更公正，能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受益的新世界秩序作出了贡献。

　　还应看到，北京峰会及中非论坛的成功举办，其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推动中非双边关系前进本身，而且对推动其他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关注非洲、帮助非洲发展都产生了辐射效应和推动作用。北京峰会结束后，约6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和20多名部长应邀到韩国参加韩非峰会，韩国允诺将把对非援助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倍，并把对非国家的奖学金名额增加到每年2000人。还有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部长应邀访问了日本。受中非峰会的启发，2008年4月8-9日，为期两天的首届印度非洲峰会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南非、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14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峰会。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和《印度－非洲合作框架协议》两个纲领性文件，为未来印非关系的发展划定了路线图。就在印度为峰会这一“印度今年最大的外交事件”忙碌和造势的同时，日本也称2008年是日本的“非洲年”，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即将于4、5月间召开的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1993、1998和2003年分别召开了前三届会议）以及7月以非洲开发为主题之一的西方八国首脑峰会。

　　应当说，由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所客观带动的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新一轮关注，对非洲发展是一个利好消息，有利于改善非洲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为非洲发展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应当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开启非洲发展的新纪元。

　　注释：

　　[1]See Esther Pan, “Q&A: China, Africa, and Oil”, January 18, 2006, http://www.nytimes.com/cfr/international/slot2_011806.html?pagewanted=print; Also see “Africa: China"s great leap into the continent”, IRIN(IRIN@irinnews.org),03/23/2006; see Alex Vines, “The Scramble for Resources: African Case Studie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3, Issue 1, 2006, pp.63-75.

　　[2]参见“中非经贸合作潜力巨大――访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司长周亚滨”，http://www.mofcom.gov.cn/fangtan/zt070919.shtml。

　　[3]新华网北京2006年11月3日电：“中国对非贸易投资成非洲经济主要推动力”。

　　[4]参见贺文萍：“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
以及贺文萍：“中国与非洲：50年风雨中的合作”，俄罗斯科学院《今日亚非》（Asia and Africa Today），2002年第12期。

　　[5]《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以及“China’s African Policy”， http://www.fmprc.gov.cn/eng/zxxx/t230615.htm。

　　[6]2006年1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暨中非领导人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7]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5页。

　　[8]转引自“星岛环球网专题——抢救多哈：难解农品补贴死结”，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global_feature/t20051213_93993.html

　　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global_feature/t20051213_93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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