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内容提要：维护东亚区域内持续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既是21 世纪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安全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未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如何发挥中国学者在东亚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单纯借用已有的以“欧洲经验”或者“北美经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以这些已有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和参照物的同时，建立新的“研究计划”，利用东亚安全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特点”，测试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唯如此，才能真正在东亚安全研究中创新，才能有效地发展出既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政策、又能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理论。

　　关键词：东亚　区域　安全研究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研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显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和欧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东亚的安全构造是最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安全中欠缺几乎所有的稳定要素，例如，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大国崛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残存等等。[1] 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运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质疑”和“探讨”东亚为什么无法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究竟增进了安全还是削弱了安全、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认同改变以及东亚区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变迁问题。与此同时，主张根据东亚区域政治经济与地理、文化和历史特征来梳理区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已经成为区域安全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2] 未来东亚的地区安全局势，究竟能形成长期的稳定格局还是将爆发新的大国对抗?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研究无一例外地将东亚安全的走势看作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议程。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区域安全格局究竟将如何演变，未来的东亚将出现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和战略态势，已经构成了东亚安全研究的重大议题。[3] 然而，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是，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研究并非只是局部国家的变化或者局部安全细节的变化，更不是单一的分析要素——权力、制度或认同——的变化。后冷战时代的东亚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变迁过程，未来东亚安全结构的重建也必定是东亚历史、传统、区域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东亚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什么是东亚安全研究不同于欧洲、北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区域性”( regionality) ? 这些东亚的“区域性”特征究竟会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演变? 显然，单纯运用基于“欧洲经验”或者“美国经验”而得出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来检讨和比照东亚安全的“问题”与“可能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东亚安全研究发展的需要。本文将从探讨东亚安全研究中的“区域性”问题入手，试图强调东亚安全研究必须不断增加和拓展新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内涵，而并非只是单纯依靠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规范东亚安全研究的“问题领域”。笔者认为，只有将东亚安全研究中独特的“区域性”特征加以进一步的澄清，才有可能真正增强东亚安全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才能提升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贡献”。

　　东亚地区安全研究：
“区域性”问题的提出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视“区域”层次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向。传统上，国际关系学者历来强调理论的普世性，绝大多数人都把从区域安全和国别研究中产生的经验总结，抽象到“全球”的意义。尽管“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未产生过独立的“区域变量”。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中，分析层次分别是由国际系统、国家和人所组成的。这三个分析层次几乎涵盖了国际关系所有的研究领域。通常所说的“区域研究”都是在这三个层次上的研究，区域的历史、文化、种族、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特殊性虽然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但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变量可以让学者们去思考或者分析其对区域内国家行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故意排斥“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分析层次( unit level) 的存在。肯尼斯·沃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就提出了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意象”(images) ——人、国家和国际系统。他认为第三个意象——国际系统——“设定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也将无法了解决定外交政策的力量; 第一和第二意象代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势力，但没有第三意象的话，我们也就无法发挥第一和第二意象的作用，并预知它们的行为”。[4]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强调国际关系的系统要素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过于相信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与理性互动原则。学者们相信，基于理性主义的国家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可以运用于世界政治——地球上所有的区域; 基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和概括是没有“例外主义”的。经典的国际关系教科书更是常常跳过对不同区域的特别关注，而将泛区域的理论总结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5]

　　二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历来都有“大国研究的偏见” ( great power bi2as) ，认为只有研究系统层次上的大国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与解释对国际关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战争、和平与合作等重大问题。沃尔兹就曾明确指出：
“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着眼于大国关系。”[6] 列维(J ack Levy) 则强调：
“均势理论及其相关假设总的来说，就是大国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7]其结果是跨区域的大国关系远比单纯的“区域安全”更重要，“区域安全”的主题往往也是研究大国在区域层次上的互动与行为，并总结这些互动和行为对系统层次上大国关系的意义和作用。区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充其量只是不同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地理单位”，而不是真正的“分析单位”，更不是方法论中得到公认的“结构单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跨区域的比较更是少而又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使得不同的区域被压缩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世界体系之中，区域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美苏全球战略需要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影响。区域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被这样的两极结构所淹没了。正如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所言：
“只有冷战后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系统。”[8]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在挣脱了美苏世界性对峙的束缚之后，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断地增强。这一方面是冷战的结束让区域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动力。冷战后的单极体系虽然是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特征，但各个区域对单极体系的反应却非常不同。美国的单极霸权影响区域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从冷战时代为了抵消苏联的全球扩张而进行的直接区域卷入和干预，变成有选择的前沿驻军、预防性防御、军事和“平衡者”角色。正如卡赞斯坦( Peter J1 Katzenstein)所言，世界正在成为“区域的世界”，不同区域自身回应和解决各种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方式让世界政治有了展示其未来的真正“钥匙”。对“世界政治的解答就是对美国主导下的区域世界的探索”。[9] 不分析不同的区域特点，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意义就无法得到清楚的表述和认识。

　　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个区域的作用十分不同。这不仅是指不同区域所经历的全球化程度不同，全球化对各国政策与自主性的影响也十分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构造迥异。分析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后果，只有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准确的判断。[10]“全球化”并不能作为一种“系统要素”，难以跨区域地对所有的地区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区域性差异已经开始出现，全球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历程本身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发展内涵。只有将“区域”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 ( unit of analysis) ，才能更好地解答和检测全球化以及冷战的结束所导致的影响和作用。[11] 如果将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那么，国际安全理论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需要逐步发展出一种“中间领域理论” (mid2range theory) ，以便能更好地对应解释包括东亚安全在内的不同区域的不同安全问题。这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安全研究中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种观念和努力。[12] 1992 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倡议时，两位丹麦学者就提出了“谁的秩序”的疑问，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不同区域由于对全球化和冷战终结的感觉与反应不同，对“新秩序”的理解取决于区域内部“社会性交往关系” ( societal relations) 中不同行为者的互动过程。[13] 为此,《国际研究评论》季刊曾专门组织讨论，发出了加强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层次研究的呼吁。[14]

　　抓住“区域性”特征、超越现有研究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争论

　　当前的东亚安全研究可以说是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结合体，即便是新现实主义学者也常常综合不同流派的安全理论来解读和预测东亚政治的未来。各种不同安全研究范式在东亚区域安全中的运用,使得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性成果，为我们认识东亚安全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15]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式还是新现实主义。这一点是由东亚安全的区域特点决定的。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制度，由于区域内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与历史争议，由于国家间关系还处在不确定的转型时期，各国政府的角色、战略与政策倾向依然还是东亚安全研究不可回避的重点。正如谢尔顿·西蒙(Sheldon Simon) 所指出的：
“迄今为止，主导性的东亚安全研究还是基于现实主义。那就是说，最终的和最重要的，东亚国家都会继续保护它们的主权。”[16] 但东亚安全的“区域性”特征究竟是可以被“欧洲经验”改造的，还是从本质上来说东亚的“区域性”将发展出东亚未来独特的“非欧洲经验主义”和“非美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构造，对此，现有的东亚安全研究涉及得非常少。

　　现实主义者常常是“悲观主义者”，但悲观的理由却并非都是现实主义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都总是从“欧美经验主义”主体出发来分析和探讨东亚安全。结果，东亚安全的研究议程充其量只是扩展到多个分析要素的“共同决定论”，而不是在探讨东亚特殊的“区域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和发展现有的国际安全理论。

　　例如，冷战后美国学者围绕着欧洲战后秩序发展的“制度”因素而展开讨论，受此影响，众多现实主义学者对冷战后欧洲安全前景较为乐观，而相比较而言对亚洲的安全前景却极不乐观。范·埃弗拉(Van Evera) 认为,欧洲由于以欧共体( EC) 为代表的地区合作进程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紧密型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机制，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因此欧洲的未来不会回到1945 年之前的列强争霸的战争局面。[17] 在许多学者批评米尔斯海默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范式出发所发出的“欧洲安全悲观论”的同时，东亚与西欧对比所欠缺的安全制度的力量、民主制度的普及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支撑，让许多现实主义学者担心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将会进入冲突时代，理由之一就是东亚没有地区性的安全制度，也没有地区性的经济合作框架去缓和与调整各国的安全争议，因而“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将更为深刻。[18] 由于日本经济在“泡沫化”破裂之前咄咄逼人的态势，有的分析家认为美国和日本也将重新进入地缘竞争的时代。[19] 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们也特别注意到了“历史问题”在东亚的严峻性。他们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在东亚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造成的直接恶果是区域相关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很低，相互不信任成为了区域内国家难以消除的知觉特征。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安全困境”作用下各国在战略层次上出现的对其他大国政治与军事力量发展的警觉甚至敌意，而且“互不信任”很可能招致直接的战略对抗和冲突。为此，有美国学者坚信，如果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从东亚撤军,中日等国将很快进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为基于“历史问题”的战略不信任几乎是根深蒂固的。[20]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相信未来的东亚安全将不可避免地由于权力、财富以及威望的争夺，进入一个以新兴大国间多极对抗为特征的时代。

　　“悲观主义者”相信，“多边主义”在东亚的薄弱、区域制度的匮乏以及深植于历史问题的不信任同样也影响和削弱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APEC 作为松散的区域组织虽然在1993 年西雅图会议前接纳中国的加入，但区域合作背后的权力政治考虑和各主要区域国家战略上相互信任的缺乏，却成为阻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1] 他们尽管意识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对东亚区域的影响以及东亚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区域经济实力新的增长，但依然认为东亚安全议题中的“权力政治”因素几乎是难以解决的，这是东亚基本的“区域特征”。[22] 东亚区域显著的国际关系特征似乎注定是现实主义的：
大国云集、大国关系的战略信任存在疑虑、民主国家与转型国家共存而导致的国内制度上的差异、竞争性的领土与历史问题，以及地理位置兼具海洋与大陆双重特征而产生的严重“安全困境”。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 h S1Nye) 也承认，他在1995 年负责制定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时，特别需要“一剂健康的现实主义”。[23]

　　相对而言，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则是对东亚政治、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派”。他们对中国在后冷战时代和平外交的体认比较深刻，也更能够通过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历史性发展进程审视和看待中国、较少抱有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成见。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这些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是美国东亚战略观察中的“中国重心派”。他们认为美国要想在东亚保持自己的战略地位和商业利益，最重要的是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建立起可以管理的、稳定的战略关系。为此，他们从东亚政治的历史传统出发，认为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来自于中国是“大陆国家”、而美国及日本都主要是“海洋国家”的地缘战略事实。由此出发，认为中国只要不向东亚大陆外延的海洋国家扩张、与美国和日本竞争海洋强国地位，东亚的战略秩序就可以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强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之间的均势关系。只要美国无意于在东亚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去压缩中国在大陆的安全空间，尊重中国在东亚大陆的安全利益，美中两国就可以在东亚建立稳定的“两极体系”。[24]“乐观主义者”对于中国政府在战略选择上的看法也相对比较积极，认为在经历了以前的贫困、动荡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如何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尊严、繁荣和发展，并非是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性质的国家。中国大战略的核心是要争取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全球性的扩张大国。中国的权力性质和历史上其他的大国相比，是偏于“保守的”、谨慎使用武力的。[25]

　　综合起来说，现实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安全议题的“结构与进程” ( st ruct ure/ process) 两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分析层面。其分析架构既集中在“第三意象” ——国际系统层次上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也扩展于“第二意象” ——区域内国家“单位层次”上的互动关系。现实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者都采取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方法。“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区别，很难说是因为更侧重在哪一个分析层次而得出了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来，“悲观主义者”偏好“第三意象”的分析，而“乐观主义者”更注重“第二意象”的研究。对“第三意象”的重视让东亚安全的分析家们重视世界体系的转型，并从这种转型中去重新建立美国对东亚安全认识的“国家视角”。一方面，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体系的崩溃，“世界政治的主导趋势将不可避免地是‘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是‘分散化’而不是‘统一化’。自由经济秩序的衰落以及遗传性的贸易集团对峙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代表。”[26] 形成这一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判断，即国家总是为了赢得安全而不断地追求自主的权力，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27]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可以得到维护与持续，单极霸权可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结构性现实主义者中的多数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担心“区域的多极化进程将成为国际政治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28] 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建立在欧洲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对“多极体系”的恐惧和担忧，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但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安全的认识，不仅在于担心历史上多极的系统权力结构所造成的频繁冲突，更在于不想让美国的全球霸权受到挑战，不想再回到受到致命制衡的核恐怖均衡与全球战略对峙中去。因此，从“霸权稳定”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维护东亚区域内的美国霸主地位，就是让美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安全物品”，以换取各国在战略与安全利益上对美国的遵从,而任何有潜力和可能性挑战美国在东亚单极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现实主义者采用“第三意象”分析层次审视东亚安全，其结论几乎都是怀疑性质的。从“结构”的层次分析东亚地区安全，“悲观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了国际政治中难以抑制的大国冲突进程，因此主张：
美国想要避免未来和中国走上战争或者直接军事冲突的道路，就应该马上开始对中国实行“遏制”(containment) 政策，就如同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苏联一样对待中国。[29]即便是温和性现实主义者，出于美国自身安全战略的需要，从“结构”的角度也往往看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国家由于实力增长的不同必然造成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更，国际系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必然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同盟的重组、甚至新的对抗性军事集团的出现。这在东亚可能将会变得尤为突出。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 t s) 认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是“单极”结构，但结果却反而有可能助长东亚地区的多极化趋势。美国虽然有能力控制东亚的军事冲突，但美国对全球安全承担义务，这是单极霸权难以避免的“自我流动”效应( self2liquidating effect) 。[30] 冷战结束后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中国追求“扩张性”大国战略的必然步骤，因为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结果是东亚其他国家也必然跟随发展军事力量，军备竞赛将会出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战略竞争将会大大增强。日本、中国和东盟将会相互影响去追求能力的扩张。[31] 因此，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的终结肯定将会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富于不确定性，并呈现“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螺旋上升的紧张局势。[32]

　　在“进程”的分析层面上，“非沃尔兹学派” ( non2Waltzian) 的现实主义者坚信“非结构要素”的作用，认为不能单纯从“结构要素”分析后冷战时代的全球与区域安全议题。罗伯特·杰维斯早就主张判断国家行为是接受冲突还是倾向合作，许多因素都必须在单位分析层次上才能得到科学考察。他主张用“第一意象”以及“第二意象”的分析层次来审视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33] 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通过“第二意象”来分析欧洲安全，得到了许多经验及理论的总结，进一步说明了“非结构要素”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产生了在欧洲安全分析上的“乐观主义”。[34] 但由于“欧洲经验”缺乏在东亚的可比性，反过来却又以“欧洲经验”为镜子，照射出了东亚安全的困境。现实主义的“欧洲乐观主义”到了东亚，戏剧性地变成了“悲观主义”。

　　加强“区域性”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虽然“欧洲经验”的安全研究同样也可以产生对东亚的“乐观主义”,但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建构主义的“乐观派”的理由，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欧美经验主义”而不是东亚“区域性”特征基础上的。

　　埃弗瑞·古德斯坦(Avery Goldstein) 认为，19 世纪后半期德国俾斯麦时代的“自律”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参照的依据。如果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能实行“俾斯麦政策” ——在核心利益上强硬，但并不触动主导大国的战略性利益，中国的和平崛起依然是可以实现的，稳定并不会受到根本破坏。[35] 此外，多数从“第二意象”研究中国在东亚战略性影响的学者，从中国采取的睦邻合作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出发，认为中国一直在崛起的过程中争取向国际社会提供其和平意图的“战略保证” (assurance) 和对周围国家的“战略兼容”(accommodation)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变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相应上升，并对美国一定程度上构成“损害”; 但这样的损害并不是“致命的”，或者说并不会实质性地伤害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他概括了中国崛起的七种模式，并认为没有一种模式会出现中国用军事手段威胁世界秩序的局面。[36] 罗伯特·罗斯(Robert Ro ss) 则认为，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稳定的，美国需要通过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来遏止中国可能出现的军事扩张主义前景; 而中国则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显示了不惜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之外，在其他的区域问题上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挑战美国的意图。特别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台独势力”的挑衅打破这种东亚区域层次上的战略稳定关系，因而中国和美国联手遏止“台独”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秩序不会给“台独势力”提供真正的活动空间。[37] 对于除了中美关系之外的其他地区性安全挑战，中美可以通过两国的战略协调来共同应对和解决。因而中美在地区稳定、繁荣与合作上可以形成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其结果是东亚安全研究在冷战后无论是从“结构”的分析层次，还是从“过程”的分析层次出发，压倒性的价值和主张从美国学者的角度来看一律都是冷战时代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稳定”论。美国的地区力量优势被普遍认为是保证东亚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的基础既包括美国通过前沿驻军和同盟关系为东亚安全继续承担义务，来“看管”和从战略上“防止”所谓中国不确定的大国崛起，也包括力图通过美国在东亚的安全责任，避免“安全困境”深化而导致地区层次上出现不可挽回的“大国对抗”。[38] 因此，美日同盟的研究既是要加强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区域安全意义(不仅仅是强调美国的前沿干预战略) ，而且也强调美日同盟对周边国家的“再保证” ( reassurance)作用，免得其他国家因为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疑虑和对日本未来的担心而推动东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同时，美日同盟也在鼓励日本承担更加活跃的同盟义务的同时，通过美国提供强有力的核保护伞来避免日本追求核武器和大幅度地进行“重新武装”。[39] 特别是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崛起，美日以及美韩同盟在东亚的战略作用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新的认识高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维持美国在东亚安全中“霸权平衡者”的作用，而是成为了美国要防止地区安全中出现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一个新的区域霸权国家或者新的区域挑战者的出现——最重要的战略依靠。

　　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发，冷战结束以来的东亚安全之所以未能出现实质性的发展，是因为东亚无法形成区域性的安全制度，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吸纳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尚未决定性抑制权力政治所导致的对立，但至少完全从传统的权力政治角度透析东亚安全问题已经过时。[40]让自由主义者感到乐观的是，东亚安全在缺乏地区安全主义( security re2gionalism) 以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的同时，东亚并没有出现同盟体系的扩展和重组，也没有出现同盟体系重组基础上新的阵营性对抗。新自由主义的东亚安全研究视角主要侧重通过区域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升高冲突成本，进而遏止战争，借助区域主义的力量产生对安全合作的功能性“溢出”效应，以及依靠经济全球化改变国家内在结构和国际行为以便产生更多的“自由主义国家” ——“和平爱好者” ——这三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议程同样在东亚面临着重大的挫折感。经济的相互依存和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对东亚的区域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

　　从理论上来说，东亚区域合作的功能主义影响必定将渗透和扩展到安全领域。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同东亚采取何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有关，而只同区域合作是否提高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成本有关，同区域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培育与缔造“合作的习惯”有关。为此，乐观主义者认为，即便存在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合作的“竞争性”概念，合作进程对主体的合作性影响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削弱。[41] 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使得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经济交往所获得的利益大大上升，将明显地增加国家介入战争的代价,因而有助于降低东亚区域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42] 与此同时，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已经成为我们看待大国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例如，台海近年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局势与中美在共同管理台海问题上共同利益的上升有关,并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扩大。中美两国关系中经济和金融纽带增强，两国战略关系稳定性的因素就会提高，从而让台海两岸的经济交往有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战略空间。两岸经贸交流的深入让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下降。[43]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而建构主义者更多地强调“认同要素”的独立性和主导性，认为认同可以超越经济相互依赖和权力要素而决定东亚成员之间的安全关系。例如，作为“台独势力”基础的“台湾意识”和“台湾认同”，并没有受到1988 年两岸关系开放交流以来经贸关系长足进展的实质性影响，两岸的经贸交流并不能削弱“台湾意识”，因而也就不能降低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对安全议题的影响是有限的。[44]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东亚安全的“转型”似乎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结论：
一个国家接受与整合进入全球经济系统越充分，该国政策的自由化程度就越高。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又将有助于彻底终结地区冷战残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进一步促成区域安全的整合，缺乏制度架构并不代表东亚安全没有受到不断深化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强大推动。例如，中国在不断推动与东盟自由贸易区( F TA) 建设的过程中，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增长的自信以及通过提升与区域成员的经贸合作关系来淡化“中国威胁”疑虑的成功做法。在同地区国家扩大经贸交往和形成自贸区合作过程中，中国扩大了影响，改善了区域安全环境，这又进一步促使中国通过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安全关注。[45] 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不仅使得中国的国际行为不断变得具有“合作性”，而且中国也通过全球化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世界大国”。这一“中国式”的成长历程将决定中国“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和“承担作为有影响大国什么样的新责任”。[46]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上升，正在成为重新塑造中国国际行为的重要力量。

　　对于东亚区域安全中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和解释，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点。虽然最初提出的方式并不是建构主义的，而是现代化研究中对文化现象的重视，但至少对于文化应该构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变量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47] 阿查亚(Amitav Acharya) 认为,以东盟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制度反映了东盟国家相互之间渴望和平、稳定以及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观念，东盟的制度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观念对东盟内部国家的影响，因而成为了可以有效规范东盟内部各国关系的“合作文化”。[48] 从东盟制度建设引申出来的建构主义分析，常常是东亚安全的乐观主义者。阿查亚和他的同事认为，中国由于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参与东盟多边合作与多边对话，对中国的国际行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美国依然侧重于与东盟的双边关系相比，中国更注重合作规范的参与和发展，更代表了东亚安全努力中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 中国区域行为中的“合作认同”使中国成为了东亚合作文化的重要支持者。[49]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东亚地区安全在后冷战时代演变和发展的基本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从这些范式出发所得到的理论视角和基本结论，都只是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角度揭示了东亚地区安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都不能单独或者独立地为我们提供审视和把握东亚地区安全的可靠理论方法。正如沈大伟所提出的，只有把这些理论综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完整与多维的审视角度。[50] 但如果我们缺乏对东亚安全“区域性”的深刻把握，即便是多样性的分析视角和工具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理论的“创新”，依然存在着“疑问”。特别是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综合运用这些多样化的分析工具固然是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与东亚研究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对东亚安全的现实问题具备更好实证研究基础的学者来说，如果无法创造性地去发掘东亚安全独特的“区域性”，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充分利用今天东亚作为世界政治“实验场”的优势，提出和发展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与理论优势。学术界有关“中国学派”的理论争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中一个重要的欠缺就是，中国学者如何在熟练和深入把握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工具的同时，紧密追踪现实的政策动向，去不断地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和批评性地检讨已有的理论积累。

　　对探讨和发展东亚区域安全研究中“区域性”的几点建议

　　东亚安全研究更需要一种“区域理论”或者“区域方法”，结合地区安全的过去、现在，并在这种区域“特殊性”的基础上“理论化”区域安全的经验事实，这是东亚区域安全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方向。

　　第一，“区域性”研究必须针对东亚安全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运用多样化的理论分析工具来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回答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运用”理论，而是要“检讨”理论。

　　尽管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研究出现了研究范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东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上述的三种解释东亚地区安全的理论范式事实上并无法单独对东亚安全做出深刻与全面的分析与论述。相反，这三种基本理论范式之间并非完全的相互排斥，东亚安全的动态也没有能够验证仅有一种范式的正确而排斥其他范式的解释能力。今天的东亚安全的演变进程正在展现三种范式中所涉及的“问题”同时在发生作用的事实，权力、制度和文化正在同时交织着影响和推动东亚区域安全。[51]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今天的东亚安全走势从总体上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范式，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存在各种历史问题、地缘政治冲突和“安全困境”，但东亚主要国家进行军事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绝对上升。中国的军费增长似乎是对中国持怀疑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但任何国家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军事投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并没有超出中国着眼于“近海防卫”的能力与战略范畴。即使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军事大国。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一直在集中力量进行国内经济建设。[52]

　　与此同时，后冷战时代东亚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相互依赖的扩大并没有能够实质性地改变东亚安全的结构特征。从目前来看，东亚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至少产生了两个消极的作用：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大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变，相反，由于受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对国家力量发展的“相对收益”( relative gains) 影响，中美以及中日关系中的战略性相互戒备因素在不断上升。其次，经济依赖的扩大，产生了在区域经济内部新的竞争关系。即便是以自贸区模式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在发展，但在东亚共同体( EAC) 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包括地缘战略要素在内的地缘经济考虑在区域内国家中的竞争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自由主义的安全影响如何重要，东亚区域安全依然还是一个本质上在安全的“问题领域”内独立讨论和处置的问题。[53] 区域经济的发展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促进和发展地区性的安全联系与合作，是否自由贸易与经济依赖程度的深化真的能够实质性地改变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还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证实的问题。至少目前来看，经济因素对安全关系的决定性改变依然还是一个疑问,自由制度主义对地区安全的理论热情更是常常受到打击。冷战后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虽然有了长足进展，但迄今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区域的地区性组织。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导国家之间对区域合作政策的战略调整，例如，随着“雁行模式”的崩溃，日本对区域化的牵引力已经远远不如20 世纪80 年代; 也有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制上的重大差异，但不可回避的是，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以及外交与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正在使得为了单纯经济收益而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变得更为复杂。复杂的政治与战略竞争因素是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因。[54]

　　第二，加强“区域层次”的分析，努力探索和找寻影响东亚各国国际行为的“区域变量”，应该成为未来东亚研究重要的理论探索的方向。否则,我们将难以真正地掌握和理解东亚安全的内在特性和自身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演化路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并非欧洲模式中的从单一产业的区域合作扩大到关税同盟、进而形成共同市场的方式。东亚的以自贸区为中心的双边和多边的自贸区合作，为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打开了大门，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形式和依据。那么，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东亚的地区安全合作是否也能够根据东亚特殊的区域条件和环境找到自身的实践方式，并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独立的“东亚变量”或者“东亚学派”呢? 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崛起之后，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东亚区域内的国家都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很显然，这是违背正统的“制衡理论”的。从“欧洲经验”出发，中国的崛起应该至少有更多的国家感到“恐惧”，从而转向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不友好的、强硬的制衡立场。这样的理论会告诉我们，美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东亚的军事同盟至少应该是“日+韩+N”，而不是现在的美日与美韩同盟。显然，目前的东亚政治是传统均势理论的一个悖论。但戴维·康从东亚历史上“朝贡制度”的研究出发，认为广大的东亚中小国家从历史上就接受“等级体系”。中国的强大并不让许多地区内的国家无法接受或者感到威胁。[55] 而另外一位学者在深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行为之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热衷于结盟。为了保持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发展中国家常常比发达国家更愿意处于“不结盟”状态。[56] 很显然,单纯从大国关系或者“欧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制衡理论”并不能客观、准确地解释东亚中小国家的行为选择，更不能只是单纯依据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在漠视东亚区域特殊的“场景要素”分析的情况下，解释和预测东亚区域内的安全问题。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在有关非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批以探求非洲“区域变量”为导向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运用非洲的“区域研究”,较为系统地发展出了解释像非洲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大陆在安全、国家发展、国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特殊经验，对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发起了挑战和冲击。[57] 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在安全问题上独特的“非洲变量”，批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和普世主义论断，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打破在理论上的“美国化”或者“欧洲化”注入了生命力。这些研究确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实，那就是对非洲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的认识与预测，必须紧紧围绕“非洲视角”，而不是单纯地套用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的内容。这是“非洲区域”特性研究给国际关系学术界带来的“非洲经验”。[58]

　　第三，中国学者的区域安全研究需要进入一个“比较区域安全研究”(comparative regional security study) 的新时代。

　　这个时代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并不是简单找出东亚缺乏安全区域主义域安全研究不是在于简单地找出不同区域的差异，而是应该更多地去解释现有的差异为什么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得以延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及在这些差异基础上不同区域安全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因此,“比较区域安全”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找到差异、说明差异，而是要揭示“差异”基础上不同区域安全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差异克服”就能达到理想目标的传统研究路径。因此,“比较区域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解释不同区域的安全进程中所不可替代和不可简单地相互转换的原因与事实。

　　正因为如此，该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思考和解答什么是“东亚视角”和“东亚经验”的时候了。否则，东亚研究可能永远只是在为“美国化”或者“欧洲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做注解，而不是能够真正地根据东亚自身的特点和挑战，来解答和展望“东亚问题”和“东亚未来”。

　　注释：

　　[1] 有关对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的悲观性看法 ,参见 Sheldon W. Simon , ed. , East Asian Securi- 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M. E. Shape , Inc. , 1993 ; 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 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8, No. 3 , Winter 1993/ 94 , pp. 5- 33 ;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8, No. 3 , Winter 1993/ 94 , pp. 34-77 ; Denny Roy ,“Hegemon onthe Horizon?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 pp. 149-168.

　　[2] 冷战后总结东亚安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代表性论述 ,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Samuel S. Kim, ed. ,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 2004 ; J. J. Suh , et al. , eds. ,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 f icienc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3]关于冷战后东亚未来安全格局的研究 ,参见 Michael E. Brown , et al. , eds. , East Asian Se- curity :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MIT Press , 1996 ; Michael E. Brown , et al. , eds. , Rise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 MIT Press , 1999 ; Sheldon W. Simon , ed. ,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 ,2001; Muthiah Alagappa,ed. ,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4] Kennet h N. Waltz , The Man,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57 , p. 238.

　　[5] Donald Gordon , et al.,“An ISP Symposium on Power,Wealth and GlobalOrder: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xtbook for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 Vol.3, No.3 , August 2002 , pp. 2352257.

　　[6] Kennet h N.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 Mass: Addison-Wesley , 1979, p.73.

　　[7] Jack S.Levy , WarintheModernGreat PowerSystem,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1983 , p.xi.

　　[8] Hedley Bull , The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 Orderin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2 sity Press , 1977 , p.261.

　　[9] Peter J.Katzenstein ,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pp. xi-xiii.

　　[10] 有关全球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以及不同区域对全球化的不同反应 ,参见 Paul Hirst and Gra2 hame Thompson ,“The Problem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 National Eco2 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ng Blocs”, Economy and Society , Vol.21, No.3, 1992 , pp.2582359; Gene M.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Beyond Westphalia?StateSover2 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1995.

　　[11] Hans2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en , eds., Whose World Order ?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Westview Press , 1995 , pp.129.

　　[1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onclusions and Extensions : Towards Mid2Range Theorizing and Be2 yond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Fall2005,pp.101321044.

　　[13] Hans2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en , eds., Whose World Order ?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4] Robert B.Woyach , “The New Theoretical Challenge : Encompassing Regional Diversity”,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40, No.3 , Winter 1996 , pp.33923411

　　[15] 综合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来分析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 ,参见 J1J.Suh , et al.,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 ficiency; Samuel S.Kim ,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16] Sheldon Simon , ed., 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 , p.3.

　　[17] Van Evera ,“PrimedforPeace: EuropeaftertheCold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15 , No.3 , Winter 1990/ 9., pp.7257.

　　[18] Aaron L.D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MultipolarAsia”, pp.29233 ; John Duffield ,“Asia2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 pp.243-270.

　　[19] 20世纪 90年代初 ,美国持有对日本将成为美国新的战略竞争对手的看法的人士并不只是少数 ,当时 ,有相当一部分分析家认为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摩擦和地缘经济竞争将会扩展到安全领域。

　　[20] Aaron L.Driedberg ,“Ripefor Rivalry: Prospectsfor Peaceina Multipolar Asia”, pp.29233 ; Thomas Christensen ,“China , the U.S.∃ 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2 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3, No.4 , Spring 1999 , pp.49280 ; Richard J.Samuels , Securing J apan : Tok 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7.

　　[21] Gilbert Rozman ,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22] Tong Whan Park ,“Regions Matters : The Return of Power Politics in East Asia”,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40, No.3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Culture and the Problematic of Region: Southeast Asia”,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Vol. 40, No. 3, 1996, pp. 343-345.

　　[48] Amitav Acharya ,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 Routledge , 2001.

　　[49] Evelyn Goh and Amitav Acharya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mpar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Positions”, in Mellissa Gurley , ed. , A dvanc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 Routledge , 2005.

　　[50]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 Vol. 105 , Iss. 690 , April 2006 , pp. 153-157.

　　[51] Peter Katzanstein and Allen Calson , eds. ,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rans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 eds. , Asia-Pacif 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 September 1993.

　　[52] Robert Ross ,“China II: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 f f airs , Vol. 76, No. 2, 1997,pp. 33-44 ;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 national Security , Vol. 29, No. 3 , 2004/ 05 , pp. 64-99 ; Avery Goldstein ,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53] Mike M. Mochizuki ,“Economics and Security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 eds. , The U. 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 1999 , pp. 231-246;Jonathan Kirshner,“States , Markets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inthe Pacific: Some Realist Expectations”,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 chael Mastanduno ,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 ic, pp. 273-298 ; Ming Wa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Mitigating Conflict and Transforming Se- 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 ed. , Asian Security Order :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 pp. 280-310.

　　[54] Gilbert Rozman ,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Baogang He ,“East Asian Ideas of Regionalism: A Normative Critiqu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f f airs , Vol. 58, No. 1, 2004, pp. 105-125 ; Simon Tay ,“Regionalism and Legalization: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Reader, Vol. 4, No. 1, 2004,pp. 20-32.

　　[55]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7, No. 4 , Spring 2003 , pp. 57-85 ; David Kang ,“Hierarchy ,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8, No. 3 , Winter 2003/ 04 , pp. 165-180.

　　[56] John Vasquez ,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

　　grams”, A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 December 1997 , pp. 35-54 ; Steven R. David ,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 Vol. 43 , January 199., pp. 85-96.

　　[57] 这些非洲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 ,参见 Christopher Clapham , A f 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KevinDunnandTimothy Shaw , A f 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Palgrave , 200.; Glibert Khadiagala and Terrence Lyons , eds. , A f rican Foreign Policies : Power and Process , Lynne Rienner , 2002.

　　[58] Douglas Lemke , “African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 World Politics , Vol. 56 , October 2003 , pp. 11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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