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历史终结了,人类怎么办——评福山《历史的终结》
发布时间:2020-06-09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是轰动世界的一部书。其实,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1989年夏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时就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和热烈的争论。他在该文中提出,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诸如君王政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此议一出,举世哗然。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说过,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史;
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真正的人类历史才降临人间。而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来,历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结。
福山的这部书,并不仅仅是那篇文章的放大,而是试图回到人性这一基点上探讨历史哲学,探讨历史的动力和方向,人类的潜能和局限,以及是否有历史的进步和一体化的人类历史等历史哲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
乍一看来,福山倒很象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白无误地赞同历史进步观,而且从经济角度来解释历史的进步,将历史的进步归结为科技进步这一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科学技术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样一种过程不断地同化整个人类社会,而不管他们在起源和文化因缘等方面的不同来历。经过现代化的所有国家都越来越殊途回归:它们都在中央集权的基础形成了民族的统一,它们都实现着城市化,它们在经济上都以高效而且功能化的社会组织取代部落和家族等传统的组织形式,它们都为全体公民提供教育,它们通过全球市场这一中介连结起来并传播着四海一家的消费文化”。(P.ⅪⅤ-ⅩⅤ)
但是,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福山与马克思彻底分道扬镳。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从中找到了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必然性。福山也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但他在历史的终点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阳光普照。更有甚者,福山认为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因素只能解释历史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特别是对于人类所以会不约而同地走上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则只能作出非唯物主义的解释。福山将人类走向自由民主主义的内在动力归结为人性深处渴求尊严的愿望,也就是柏拉图所论述的“激情”(thymos)和黑格尔所强调的“为被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从源流上说,西方关于“人类整体历史”(Universal History)和“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的观念源于基督教。但是,从学理上对这两个观念进行严肃、认真论证,则始于康德在1784年所写的一篇题为《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人类整体历史的观念》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康德基于人类所共有的理性来论证人类的整体历史以及人类历史可能的终结点,并提出人类历史的终结点可能是共和政府的实现。康德哲学的继承人黑格尔进一步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归结为全人类的“绝对自由”,也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克服了自身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人“为被承认而斗争”这一内在驱力,而不是以霍布斯、洛克和杰弗逊为代表的另一自由主义派系所津津乐道的求生欲望。一旦人的尊严、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原则得到实现,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也就到此为止了。而且,黑格尔还将历史终结的具体日期定于1806年拿破仑军队大败普鲁士军队的“耶拿之战”(Battle of Jena)。其理由并不是此后不再有新的战争、新的成就、新的挫折、新的悲欢或种种新的历史故事,而是“人的自由”已经实现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而诞生的现代自由政府中,而且这种体现着自由平等原则的现代政府已经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此后的历史只不过这些原则和这种政府向其他空间的延伸。
因此,“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知识产权并不属于福山。福山之所以成为焦点人物,是因为他在“后冷战时代”以更加引人注目的形式重提“历史的终结”,指出黑格尔的论断已经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并从人性的角度全面地论证黑格尔的命题。他直接继承科耶维(Kojève)在本世纪30-40年代就已提出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主义在本世纪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法西斯主义、一是共产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虽曾不可一世,结果一败涂地。共产主义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过是以其特殊的方式将自由和平等这些原则传播到俄国和中国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世界在80年代兵败如山倒,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类除了自由民主主义,已别无选择。
除了关于自由民主主义在全世界逐步取得胜利的历史回顾,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用力最多之处,是回答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制度能否最终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深层问题。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福山江郎才尽、陷入困窘。福山清醒地意识到,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他转而向人性方面寻求自由民主主义的终极根由。我们已经提到,他将人类热切追求自由民主政治的内在动力归结为人人都要求自己的尊严获得社会的承认。要求自己的尊严获得社会的承认,是人人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伴随人类走过了漫漫长夜,终于在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获得了普遍的满足。
然而,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们真的心满意足了吗?如果使自己的尊严获得社会的承认是人人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那么,人类的奴性又从何而来?人类的支配欲、以及由此带来的奴役、压迫、霸权等等罪恶又缘何而来?福山的答案是,人类追求被承认的“激情”(即thymos)有其阴暗的一面:人们不仅仅要求承认他们与别人平等,而且往往要求承认他们比别人优越。当这种要求被承认比别人优越的欲望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便会竭尽全力去征服、奴役和压迫别人,象独裁者希特勒和斯大林所做的那样。
这样一来,自由民主政治就没有人性方面的保证了。福山当然意识到这一内在的矛盾,因此他在欢呼“自由民主主义革命”正在世界各地获得胜利的同时,又对人类是否都能热烈拥抱并有效维护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理想带有挥之不去的悲观。他也无力面对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失业、异化、环境污染、家庭解体、集团犯罪、吸毒自虐等痼疾。
福山显然贬低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历史无情,以斯大林体制为代表的那种共产主义运动确实已经败北、根本无力担任起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但是,这远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一百多年来以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分枝所承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世界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的成就:以限制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为主要内容的劳动法、工会的合法化及其权力增长、失业保险及福利救济、公共秩序、公共卫生体制、累进所得税、以及“福利国家”的其它种种设施,都无可置疑地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现实的社会关系,已非“资本主义”一词所能包容,特别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定义的“资本主义”。我们无法确知人类的进步是否有其极限,但这一极限即使存在,也不会是粗俗的、令相当部分的人群沮丧的“资本主义”。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999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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