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1.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经常安慰自己说，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无论你做什么事情还是不做什么事情，它都会自动走向完美，换一句话说，我们感同身受的现实终将会被改变，我的祖国和人民终将会被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阳光照耀。

　　但是，在一个短暂的日子里，我有些怀疑这种安慰的价值了，这就是海外留学生在西方国家首都用五星红旗组成红色海洋、竭尽全力呼喊“爱国主义”口号的时候。

　　我悲哀地想:这究竟是怎么了？留学生们在最没有阻碍、最有条件接近和了解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方，为什么非但没有被这种价值观所武装，反而陷入到了蒙昧、偏狭、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年轻不应当是幼稚的理由，年轻更不应当是荒谬的理由，我们应当切实思考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比19年前从天安门广场爆发出的声音，你不能不承认，这一代年轻人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当初的年轻学子用生命去激烈反对的东西。这种选择当然有各种各样家庭、个人的背景，但是如果把留学生们的表现放到前不久整个社会民族主义空前腾跃的背景上去考察，你就将无法回避得出这样的结论：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相比，民意出现了显著的分化。

　　民意的这种分化既渊源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历史文化，也是改革进入死亡地带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应激反映，它提醒我们两点：一、在此之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吵吵嚷嚷中蛰伏了起来，没有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但这不意味它放弃了历史主角的身份，它只是在等待时机；
二、当改革越来越具有博弈色彩的时候，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必然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分别汇集到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从前一段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反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是它的两面——呈现出一种蓬勃张扬的态势，自由主义在反自由主义者那里成了最易受攻击的未经经验证实的“伪理想”，并且在一部分民众那里获得了支持和理解。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情况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尚难预料，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权力资本惊喜地发现有一种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这种力量必然会成为权力的武器。这是一个需要武器的时代，在需要武器的时候出现武器，武器就将被使用，甚至会被反复使用……社会，而不是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

　　这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很难具体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自由主义的集结，对于中国接受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对于中国建设宪政未来必将产生消极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它将延宕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和谐相处的过程，它将延宕民众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真正由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这种影响或者说后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说一说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话题，这对于认识自由主义十分必要，对认识反自由主义同样重要。

　　2.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俄罗斯的，另一份涉及中国，我们分别引述报告提供的数字。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是间接使用这些资料的，这当然要感谢直接引述资料并据此表达观点的学者。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 50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增长速度高出两倍。这就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每个季度都制定最低生活标准，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款项。由于“贫困线”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可以认为，目前在俄罗斯“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这里已经没有穷人了。

　　屹立在东方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怎样了呢？

　　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发布了一份《贫困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这里面当然包括让人赏心悦目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三十年，我们始终为经济增长比俄罗斯快而引以为自豪，一些被豢养的专家学者已经断言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蓬勃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没有完结，“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可怜人吃着米饭和馒头，已经开始准备小看和低看俄罗斯人；
一些年幼无知者已经在思想意识的白纸上按照教导描摹出了某种准备毕生追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了解，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在各自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上显示着完全不同的图景。

　　从1999年到2006 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大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这句话的另一个说法是：权力和资本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完成了对国民财富进行血淋淋饕餮的过程！以前他们还打着改革的旗号，现在连这个旗号也不用了，公开的垄断公开的掠夺公开的为所欲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常态。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供养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在这七年时间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从1999 年的1.5万亿增加到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更是增加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庞大的政府在2007年要消耗掉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纯收入的资财，换一句话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后果：我们没有用1999年1.5万亿财政收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八年后的5.1万亿财政收入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千上万在优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的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新四座大山”压得喘不气过来。

　　宏观世界是由无数个微观世界结构而成的，观察微观世界的细节往往比遥望宏观世界更容易进入事物内部，窥见隐藏在其深处的机理和密码，这既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一再强调的“文学应当为历史留下细节”的思想基点，也是我从微观世界把握宏观世界的一种方式。

　　现在就让我来说一说我从微观世界中看到的东西。

　　笔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距离天安门仅仅两公里路程，由于这片区域正好处在奥运会马拉松赛跑路段，最近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沿街房屋改造，全部翻盖了原来的破旧房屋，青砖灰瓦，门楼台阶，看上去赏心悦目。但是，你随便走进一个被遮蔽的大杂院内部，马上就会感觉到无所不在的贫穷和窘困，感觉到生活空间的狭窄，你会看到由于生活品质低下而导致的精神生活贫乏，你会看到由于长年畸形社会生活导致的人际关系紧张。

　　两个月以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将从这里延伸，这条街道将彩旗飞舞，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人们会陶醉于绵延数公里的具有典型北京风味的民居建筑，会用镜头记录下这美轮美奂的奇境，会把它传到全世界，全世界都会认为至少这个街区的人生活在和谐幸福之中……没有人走进院落深处去发现和体味贫困，没有人从紧张的人际关系中去感受古老的礼仪之邦所遭受的致命的精神伤害，没有人。所有这些都被遮盖了，都被遮盖到了波普尔所描述的那种历史主义的图景之中，那里同样没有人，既没有观察者，也没有被观察者，那里只有意志，那里就是目标，就是终点。

　　假若一个有心人推开了被装饰一新的大杂院的大门，看到和感受到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我也不希望他责备我们的居民，我要对他说：你没有理由责备他们，一个只拿几百元下岗补贴的人是无法不随地吐痰让言谈举止显得高贵的；
在缺乏爱、总是在强调敌视和仇恨的人文环境里，你不能指望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真诚、温暖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权指责我们的民众素质低下，因为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那种东西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如果我们把这种作为社会微观现象“胡同情景”与世界银行的报告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提出问题的新基点——

　　所有这些现象到底因为何种原因而出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事情成了这个样子？！

　　3.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

　　我们还是先说俄罗斯。

　　有学者指出，经过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实现了人道、民主的百年之梦。普金2006年访问德国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这样的话足以让我们振聋发聩，振聋发聩什么东西？民主，我们文化传统和无情现实中最不信奉、最没有市场的东西。

　　某些人当然可以轻蔑地说，这有什么？不就是可恶的资产阶级政客在讨好选民吗？是啊，他们当然可以这样说——谁能阻止一个人或者一帮人进行精神自残丧失理智呢？十几年来，他们不是一再教导我们说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政治腐败、寡头横行、经济低迷吗？他们不是经常慨叹罪恶的帝国主义通过它们的代理人一手导演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苏联垮塌和东欧巨变，遗憾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低迷、只有中国能够扛起和传承社会主义大旗吗？我们不是经常被警告说如果中国发生在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亡党亡国，就会丧失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陷入内乱，导致民不聊生吗？所以他们对民主轻蔑一下，嘲讽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普京绝不是我们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面对西方世界随便说说而已，因为我们接着就看到了俄罗斯财政部郑重向民众承诺，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三年时间里俄罗斯人的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

　　三年？50%？我们敢吗？我们愿意吗？我们能够吗？

　　当俄罗斯政府官员讨好选民、对选民做着承诺的时候，我们的官员在干什么呢？在忙于对更高一级权力进行谄媚或者贿赂，这就是说，两者都在对自己的权力来源做最契合自身利益的事情。但是，我必须指出，它们是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

　　俄罗斯官员情愿做那个承诺吗？从权力本性来说，他们当然不愿意，但是自从有一种被称之为“民主”的东西屹立在他们面前以后，他们也就变得不愿意也得愿意了，因为如果他们不做那个以及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承诺，不把这些承诺变成民众可看可感的现实利益，他们的日子就会不得安生，就可以被人民唾弃，就可以让“民主”把权力搞掉。西方思想家在几百年时间里孜孜以求的正是想方设法控制住邪恶的权力本性，他们利用“民主”这个手段做到了，所以权力者在公众面前必须毕恭毕敬、战战兢兢。

　　我们呢？很幸运，我们无需做那些讨厌的承诺或者说不屑于做那些承诺也用不着担心失去权力，不做那些承诺，不实现那些承诺，也绝不会有什么刁民到某种场合询问一二三四五，更不用担心有人用选票表达不满，从而影响权力者的地位与前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时候，我们的“民主”又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民主”就像羸弱的病人一样躺在床榻上。它两眼暗淡无光，呼吸困难，连咳嗽的气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呼喊什么了，哪里还有闲心去关心什么社会正义和民众福祉？只能歇着，只能苟延残喘，等待着生命奇迹发生。

　　这就是我所说的“境界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

　　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多不一样呢？

　　有必要重温一下自由与民主的最简单常识。

　　4.说一说美国

　　不能不说到美国。不是说我多么崇拜和迷信美国，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我对这个国家是爱恨交加的，从根本上奠定我对美国积极评价的不是现实而是观念，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又来自一个叫托克维尔（1805-1859）的法国人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独特的国家：它的所有国家观念（政府制度、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经济文化形态）不像一般民族那样从历史文化沉疴中艰难诞生，而是源于一些意向高远的杰出政治人物对信念持之以恒的坚守，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用民主与自由观念打造出来的国家。这些观念反映在那些绘制这个国家伟大蓝图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言论之中。

　　托马斯•潘恩（1737-1809）：“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这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而发扬这个真理是具有最高利益的。从这个角度来教育人，就可以使他同他的一切义务紧紧联系起来。”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政治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诚然，谨慎的心理会主宰着人们的意识，认为不应该为了轻微的、暂时的原因而把设立已久的政府予以变更；
而过去一切的经验也正是表明，只要当那些罪恶尚可容忍时，人类总是宁愿默然忍受，而不愿废除他们所习惯了的那种政治形式以恢复他们自己的权利。然而，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良好政府“应该奠定在人们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源泉。”而且，权力源自的同意应该是与源自宪法的授予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源泉，政府各部门据以掌权的宪法来自人民。”“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与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托克维尔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东西都反映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了，用不着我来赘述。尽管这样，我仍旧想引用他的话语表达我的感受：在美国，人民享有的权利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的；
它可以自由传播，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托克维尔发现，“选举权的范围越扩大，人们越想把它扩大，因为在每得到一次新的让步之后，民主的力量便有增加，而民主的要求又随其力量的增加而增加。没有选举资格的人奋起争取选举资格，其争取的劲头与有选举资格的人的多寡成正比。最后，例外终于成了常规，即接连让步，直到实行普选为止。”托克维尔赞赏道：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更不用说敢于提出这种想法了。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而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也微乎其微，并且薄弱得很，何况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服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这就是民主，这就是反自由主义者不屑于谈论的民主，这就是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忽略了的民主，这就是被“爱国主义”淹没了的民主。

　　5.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关于俄罗斯民主有很多争执，美国人甚至批评民主在普京时代倒退了，我们也有人认为俄罗斯“既有民主外壳又有非民主内核”，但是，不管怎么批判指责，大概不会有人认为俄罗斯在苏联垮塌以后没有实现民主，这是因为，民主不是人动一动嘴皮子就可以随便认定的东西，它必须有一套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作为其标准，达到这个标准，你就是民主社会，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者与这个标准完全背反，你就不是民主社会，而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普京凭什么说“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呢？

　　俄罗斯各级官员和代表都是通过全民的、平等的投票在规定期限选举产生的，这种选举使政权具有了可更迭性；
俄罗斯宪法规定国家权力的行使“建立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相互独立”；
俄罗斯废止了苏联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再有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公众很大程度上拥有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
俄罗斯有较为充分的结社自由，成立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单是《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就列有400多个词条；
俄罗斯宪法宣布“承认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和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循和维护任何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
俄罗斯宪法规定“平等地承认和保护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的所有制形式”，每个人都享有“从事企业以及其他不受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

　　有了这些制度，再加之我们前面列举的由于制度而产生令人动容的数字，我想，至少俄罗斯人会由衷地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以事实为例：在异常活跃的政党活动中，哪怕是俄罗斯共产党也绝对不敢提出重新回到苏联，恢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政党将被好不容易享受到民主权利的老百姓所唾弃，意味这个政党将从政治上彻底死亡。

　　这同样是民主的力量。

　　中国如何？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和志士仁人从来没有中断过争取民主的努力，令人痛惜的是始终没有在制度层面实质性地把民主落实成为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则，于是，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直到目前在我们这里仍然是一个问题，引得俞可平先生不得不撰文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再举一个简便的例子。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从实质上来说，是不是对民主的一种胆怯或者说规避呢？我们之所以迟迟不能推进宪政改革，根源是不是也在于总是怀疑“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上面呢？

　　也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水平。”真是这样的吗？未必。你可以说它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但是你不能过早说它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看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至少在目前，都体现为对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即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人民都认为是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民主预留了空间吗？如果没有，那么就不难推断你不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

　　看样子，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还真的是一个问题。

　　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都是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起源于我们自己并经由我们的意志发生改变的一个过程。专制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既来源于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来源于我们内心，我们能够做很多很多。然而很多事情并非想做就可以做到，很难，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很难，政治家也很难——当哲学家狄德罗对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提出关于政府改革的想法时，女皇回答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在纸上写作，那里多么光滑，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你的笔，但是我，一个可怜的女皇，必须在我的臣民的皮肤上写作，它是非常敏感和难以应付的。”

　　叶卡捷琳娜女皇可能是对的，民众“非常敏感和难以应付”，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高调聒噪着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连敏感皮肤都对付不了的政治家，又有什么办法对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的病灶切下手术刀呢？”

　　民主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变得遥不可及的，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好东西。

　　（2008-5-28凌晨）

相关热词搜索：行之 民主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