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信仰与中国复兴

　　谢谢各位，谢谢南航和《云中往来》的邀请。最早预备这个题目时，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前几位主讲的发言和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广州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关注道德、公义和信仰的话题，不管我们的观点怎样不同，但当我们说到“复兴”时，道德与信仰都正在成为关键词。

　　早先刘军宁老师倡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写过回应文章，谈到宗教复兴。今天也很感恩，有机会排在刘老师之后，让我继续来延伸这个话题。

　　我很同意刘老师“从改革到改制”的提法。茅老师一开场就提到1840年。其实从1840到1989，我们看见这150年，中国人每一轮寻求复兴的努力，最后都是悲剧收场。那么今天又过了快20年，民间的人财物都开始鼎盛。奥运之后的中国，到底是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机会呢，还是我们还要经历又一次的反复。刘老师的说法是“改制”，我的说法就是八个字，“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就是复兴的开始，是未来2、30中国的主旋律。

　　什么是复兴

　　以圣经的观念看，首先“复兴”关系到生养和治理。《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复兴。我结婚10年都没要孩子，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确信一个族群在大地的延绵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十年都挣扎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称关注未来和中国的制度转型，关切政治、法律诸问题；
与此同时，自己却不愿在这个国家要孩子，也不敢在这个国家生孩子。这里面个人生命与公共志向之间的断裂，实在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在2007年使我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跟“复兴”这个议题才有了真实的关系。

　　其次，“复兴”的基本意思就是重生，重生的一个意思就是悔改归正。《新约》里有少数几处提到“复兴（restore）”或“重生（born again）”，在希腊文里其实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里耶稣所预言的“万物复兴”，就是整个宇宙在恩典下的重生，人因着基督的十字架而被救赎，万物也因着人的被救赎，而从空虚中获得了意义，在历史的尽头一起从劳苦叹息中被赎回，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宇宙性的复兴”。刚才有个朋友说，“复兴”的提法不就等于要回到过去吗？但至少以圣经的观念看，“复兴”的意思并不是复古，所谓中国的复兴就是中国的重生，中国人的灵魂重生，和中国文明向着普世价值的悔改归正。“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反而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换句话说，复兴一定是和末世论有关的，也就是和你对世界的一幅终极图画的确信有关。没有一幅终末的图画，就没有今天的K线图可言；
而没有K线图，还谈什么复兴呢。共产主义一度爆发出最大的历史驱动力，就是它以无神论的方式，模仿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所谓“共产主义”，不就是对一种特定的末世论的描述吗。

　　所以中国要讲复兴，就一定要在离开共产主义之后，重新在人类普世价值的背景下，去看见一个新的、充满真正的自由与盼望的历史图画。对我来说，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那幅图画。对你来说，也一定会是个什么。

　　或者你也可以用佛家的词汇来诠释，就叫凤凰涅槃。经过近代以来这150年，中国到底可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凤凰涅槃，变成一个新的、但同时也不是革命式的、与一切传统决裂的那样一个新生命？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新约的《使徒行传》中所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如果说到“繁荣”，今天中国的确很繁荣。但繁荣只是一种现象，而“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简单地说，圣经中谈到的“复兴”，就是生命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我从十年的丁克一族，到如今开始生养，我的家庭就终于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了。因为我重新确信了生命的延绵在大地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如此真实，以至于胜过了一个共产党政权，也胜过了地上的一切政权。所以我对中国的自由民主的期望，可能和你不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宪政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复兴本身，甚至不是自由本身，而是“回到未来”的一部分。如果今天开始谈复兴，说明我们有了这150年来都不敢有的一种眼光，就是我们的子孙到底何去何从？复兴一定和我们的后代有关，而不仅仅和我们有关。当你在族群和历史里寻找并获得生命的意义时，复兴这个词才对你有意义。

　　关于中国的复兴

　　下面我就中国的复兴，谈我的三点看法：

　　第一，灵魂复苏与民族复兴。刚过去的这30年，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试图确立真正的个人尊严。在这30年间，个人尊严的确立主要依赖于利益的驱动。所以中国有了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把我们的私有财产团团围住了。而未来的30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

　　第二，不道德的“雄起”与有理想的崛起。一谈大国崛起或中国复兴，我就想到四川话说的“雄起”。“雄起”的意思就是无方向的和不道德的崛起。现在中国真是越来越富了，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时，一个国会议员这样介绍他的一位同事：“胡锦涛先生访问澳大利亚时，他是我们国会里唯一没有点头哈腰的人。”也许这一幕，会让一个长期“落后挨打”的民族滋生出某种自豪感。但中国威胁论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你看见一个缺乏理想的、并丧失道德感的人，变得越来越富，而且就坐在你家隔壁。你一定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

　　所以谈中国的复兴，其实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历史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它必须在道德上开始对这个世界负责任了。刚才鄢老师说，中国复兴的前提，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事管好，不能对普世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我极为赞同，这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责任，就是接受一个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成年礼。在“复兴”的意义上，没有内政与外交的分野，“不准干涉内政”的意思，就是不准自己复兴。复兴的意思，就是无论在任何意义和任何层面上，你都不能、也不应该对每一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构成伤害。

　　第三，有信仰的社会与有宪政的国家。中国的民间社会经过这30年，已积累了比政府、比共产党更多的财富，和比政府更聪明的头脑。但决定中国未来的，是民间社会还能不能积累出一个比政府更大的理想？你从16大报告读到17大报告，就知道共产党已经没有理想了。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集团，今天连一点理想都没有剩下。所以中国的未来必定如此，也只能如此，那就是这个民间能否比这个政府更有理想？比这个政府更有信仰？比这个政府更有道德？

　　一个社会性的复兴，就是“人人有财产、人人有信仰”。儒家说“礼失求诸于野”，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求诸于野”的历程。“民族—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信仰，它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但一个复兴的国家，一定是由无数有信仰的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也是可怕的。有信仰的人组成的国家，它的外观设计就是较好的落实了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信仰的外观设计。

　　从信仰复兴到立宪政体

　　《旧约》中记载过一次信仰的复兴，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迎来了一次大复兴。这次复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律法”，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了摩西律法。第二是“立约”，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宣读和讲读律法，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这个约中有应许，也有咒诅。第三是“悔改”，人们听见律法就哭了，跪在圣殿重立的根基之上，认罪、祷告、哭号。

　　这就是复兴的三个要素，我们的法律够多了，合同也签了不少，劳动合同明年开始不想签也要签。我们政府里的贪官和牢房里的罪犯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的上帝的律法什么时候被发现，被承认；
真正的盟约和宪约什么时候被确立、被遵循；
真正的回心转意、谦卑悔改什么时候如火一样，落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就复兴了。

　　你读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绝不只是一个制度设计，那是美国人的信仰和价值理想的一个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个制度产品的背后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无数灵魂复苏的个人，导致了一个自由的和自治的政治国家。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最后是君主立宪。美国建国之前半个世纪，被称为“大觉醒”的福音复兴运动，塑造了未来的美国立宪。纵观人类近400年的历史，凡是没有经历信仰复兴的国家崛起，最后一定出问题。而那些经历了信仰复兴的崛起，就构成了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这是复杂的题目，我在这里只举4个人物的例子，勾勒出一个脉络。

　　第一个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日内瓦是新教改革的一个中心，他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贡献，第一是以圣灵的内证，来确立圣经信仰的权威性问题，第二是带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即一个充满了上帝的至高主权与荣耀的宇宙与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今天称之为“政教分离”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加尔文主义在政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和国家主义崇拜、包括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兴起之前，在人类历史上筑起了一道最坚固和最保守的防线。这条防线从日内瓦到苏格兰，然后从英国到美国。

　　这一传统往下走，到了加尔文的传人、我要提到的而第二个人物，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他被称为苏格兰宗教改革之父，苏格兰长老会之父，甚至苏格兰的国父。他把加尔文主义带到苏格兰，经过一两个世纪信仰的复兴与磨难，在那里产生了最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最伟大的教会之一、苏格兰的长老会。后来清教徒受迫害到了美国之后，长老会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府所效法的人类治理模式的对象。如果说法国共和国是对天主教会的一种模仿，那么美国的宪政就是对长老会的一种模仿。

　　从苏格兰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中，有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约翰•威瑟斯彭。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6任校长，也是诺克斯的后代。很有意思，这三个人都是约翰（加尔文、诺克斯和威瑟斯彭）。威瑟斯彭也是独立宣言签署者中的唯一一位牧师。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一位副总统，十几位部长，二十几位参议员，三十几位众议员。其中最出名的学生，是我要说到的第四个人，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从这四个人物的渊源和传承中，你可以看到，从新教改革、清教徒的福音复兴，到美国的建国、立宪和崛起，这样一个从个人与社会的信仰根基，到立宪制度的外观设计的脉络。一直到1964年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有人说这标志着美国清教徒时代的结束。但是从美国人的信仰在60年代跌入历史最低谷之后，新教信仰迎来了再一次的复兴，这一次从卡特当选总统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从里根到小布什这近30年，几乎与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完全同步的。而美国福音派信仰的复兴，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也几乎是同步的。

　　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信仰复兴？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人群，基督徒、佛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前不久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的研究，评估说有3到5亿人。下面我举三个地点的信仰复兴的例子。

　　一个是香港。12月2日下午，约有13万人参加了美国小葛培理牧师的布道大会。小葛培理在香港一共4天的布道大会，总计42万人参加，其中约有3万3千名香港市民，在大会上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也当场邀请这位牧师明年5年去北京布道。

　　另一个是杭州。那里有今天为止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崇一堂”。12月8日，有两位美国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全场挤满了约8000人，其中有市民、农民工，有资本家也有小职员。当天主题是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现场有数百名非信徒，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和谐与喜乐，与今天的主流社会氛围是非常迥异的。我们中间有7000万的中共党员，这是明显的。但也有不少于7000万的基督徒，这可能是不太明显的。看下面这幅图片，看这些年轻人，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成为每个人的信仰，我也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但当这些贫富不均的人在一起欢呼、喜悦与赞美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们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刚才所争议的那些社会议题。他们的神情，就是未来中国复兴的神情。

　　这是官方教会的情况。杭州的另一个例子，是萧山的家庭教会，这在中国目前的行政法的层次上，有合法性的冲突。我不是说家庭教会没有合法性，我的表述是，“合符宪法的家庭教会，在行政法的层次上和不合符宪法的政府政策存在法律冲突”。在06年有一个海内外影响很大的教案，就是萧山信徒集资兴建的大教堂，被当地政府强行拆迁。大家看照片，这个教堂已修得3层楼高，然后被拆迁，与信徒发生冲突，有不少人被拘捕。最后是一片废墟。

　　其实当我看见这个废墟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真正的废墟并不是被拆掉的教堂，真正的废墟是当代的中国社会。什么叫废墟呢，废墟就是堆满了各种原材料的地方，今天中国社会就是堆满了原材料，前30年的结果就是堆满了原材料。中国未来的复兴，有了一个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原材料积累，这是财产权的基础。但不论这些财富多么繁华，堆在那里，没有被建造，没有被信仰更新，没有被一个立宪政体组织起来时，就仍然是一个繁华的废墟。看看我们周围吧，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社会。

　　最后我要举的例子在偏远的农村，四川遂宁市的步云乡。这是中国第一个尝试乡长直选的地方。02年我在那里调研，住了半个月。步云有13个自然村，调研结果最令我意外的，不是它的所谓乡长“直选”，而是那里的宗教复兴。全乡共有13座寺庙或教堂，12座佛教或民间宗教的庙宇，和一座天主教堂，每个寺庙的领袖称为会首，每座寺庙的信徒从8百到2、3千人不等，并且均有自己的选举制度。在步云，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两套公共治理的框架和两套公共生活平台。一套是村委会、村党支部的治理系统，一套是信仰人群的民间自治的治理系统。

13个村委会的平均债务是20几万，13座寺庙的平均现金流规模高于村委会，并无一元钱赤字。

　　30年的伟大就在这里，乡土社会的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在步云，已经根本不需要那些党委派下来异地为官的干部，步云需要的不是选举一个异地为官的乡长，哪怕是所谓直选。它需要的是和共产党KISS GOODBYE。什么是复兴呢，什么时候把乡政府和乡村两级党组织完全撤走了，什么时候它就复兴了。

　　但这13座寺庙和教堂，只有两间有官方的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照片上这位老先生用了10年时间拿到许可证；
另外这位老太太是佛教寺庙的一个会首；
接下来是当地天主教堂的负责人。这些都是当地最中国的农民，这些老太太在圣诞节走了50里的山路，来参加当天的弥撒。这一位有着最中国的面庞的农民，当他告诉我他名字叫保罗，当时我既震惊又亲切。你不要去问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鲜活的、在信仰中的生命。这些是他的孩子，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
他们一起读《圣经》；
这是聚会前的自愿奉献；
这是中国乡村的基督徒在贴春联：“以爱还爱”。他们不是贴“福禄齐天”或类似的话。当你看到这些最中国的面孔，在贴这样一幅春联时，你可以看见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信仰怎样“道成肉身”，在一个族群当中、在民间社会里的扎根。当你看见了灵魂、道德、文化和公共治理模式的更新，你就看见了复兴的图画。（见图片）。

　　如果说公司意味着民间的财产自治，是前30年的一个显性的社会结构改变。那么信仰的复兴与信仰人群的大规模自治，就是前30年留下的一个隐性的社会结构改变。这两者都是30年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中国的复兴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隐性的信仰复兴，在未来的显明。并日益构成对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道德驱动力和道德约束力。信仰自由的追求者，尤其是浮出水面的中国基督教会，也将和那些财产权的捍卫者一道，至少在道德的和社会学的层面上，构成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

　　信仰与道德标准的复兴

　　美国宪法前言说到立宪与建国的目标，“establish justice”和“secure blessing of liberty”，通常的翻译是为了“树立正义，保卫我们和我们子孙自由的幸福”。我在这里回到清教徒的观念和传统里来翻译，第一是“坚立正义”，因为正义并不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人类能做的，是最高的公义在我们当中落实的程度；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清教徒时代首先指的是建立教会，尤其特别是指改教之后的英国圣公会。美国宪法特别以这个词来指称一个与上帝立约，并遵循上帝的公义的国家。就像minister这个词，在18世纪之前多指牧师，后来就在立宪政府中被使用，称之为部长了。第二是“保卫我们及我们后代蒙福的自由”，用柏林的话说是“消极的自由”，但用清教徒的话说，就是“蒙福的自由”。自由不但是消极的，而且在本质上是领受的，和被祝福的。

　　奥运之的中国走向，若不是为着这样一个理想，就是透过立宪政府，透过信仰与政治、民间与政府的平衡，去坚立正义和保卫自由；
若不是为了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真正带回个人生命的尊严中去，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一个比政府更大、比国家更高的社会理想；
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复兴。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一定不是被国家的概念所限定的，否则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复兴可言。

　　真正的复兴，一定是正义与自由的复兴。不然你再有钱，也只是四川话说的“雄起”。

　　我举一个公义及其标准的例子，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西方文明是一个约的文明，信仰上的圣约，政治上的宪约，和私人间的契约。复兴，就意味着毁约和作假见证，永远都是一件最严重的事。但在中国，不但是最日常不过的事，而且在道德上甚至是逐渐被谅解的事。复兴的指标不是GDP，而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包括商业道德，这是正义在个人生命和市民社会中的落实程度。举例来说，几年前知识界曾讨论伦理底线的问题，先是必须说真话；
后来退一点，只要不说假话就行；
再退一点，说“白色谎言”也可以；
到最后，只要不故意造谣陷害人就好了。我觉得这实在很悲哀，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毫无底线可言了，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落在人类普世的最低文明指标之下。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法庭上的证人宣誓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誓词应当清楚地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说出真相”，第二是“说出全部真相”，第三是“所说全是真相”。什么叫不可作假见证，这就叫不可做假见证。什么叫不说谎，这就叫不说谎。从来没有一种被妥协的道德。我们做不到就要承认，但你不能修改这个标准，然后说我做到了。就像你不能修改复兴的标准，然后说我复兴了。

　　我在大学里教书，一直都有一个挣扎。大家知道所谓体制内的职业，每一年你都要填一个工作鉴定，里面一定有“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写。以前的做法是不说假话而已，从18岁开始，我就从来不会写我拥护谁、学习谁的讲话之类狗屁不通的话。但我也不敢说真话啊。通常的做法是写一两排很大的字，把空格占满。但有两次系里领导说这不行，叫我重填一份，不过又多写几个字，把字体稍变小一点。但是消极抵抗从来不会带来消极自由。我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生命中的屈辱感和自我的丑陋。直到最近3年，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愿意从自己开始，来践行道德的标准。我虽然常常做不到，但我以“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所说全是真话”为上帝对我的呼召。在学校里面，我是以一种随时可以离开的心态待着。上周我刚交了06－07年度的“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小结”，是这样写的：(见附图）

　　最后，我不知道中国的复兴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个人应当做什么，每个灵魂要复苏，每条街道、每间教会、每家公司、每个家庭都要复兴，这个国家才可能复兴。让我以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政治哲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的一段祷告，来结束我的发言。在二战期间，每一位美国海军士兵，在出发前都会拿到一份这样的祷告词：

　　我的上帝，请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
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2007-12-11日，于广州、南航明珠“中国式复兴：奥运后的中国走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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