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和谐中道”之珍贵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也得到了体现，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可以从西方市民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料。

　　我们的市民文化弱，与我们长期的农业社会文明有关系，后来又有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文化。长时期中，以老大粗为荣，以“温良恭俭让”为耻，连一天刷两次牙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行为，使我们本来就不很高的市民文化水准进一步降低了。其它国家里说一声“I’m sorry”的小摩擦，到我们这里可能就是互相谩骂、甚至殴斗。我今年夏天从上海乘动车组火车去无锡，感觉非常好，这样的火车已是发达国家的水准，发展中国家的火车哪有这个水准？如不信，你可以去非洲坐坐火车，或者去印度坐坐火车，再回来坐我们的动车组，你就知道什么叫天壤之别了。但第二天，我看到报纸报道，某地的动车组列车因为出现了电力故障，停车了一段时间，于是旅客就和列车员大吵起来。我坐飞机从昆明到上海，推迟了1个多小时起飞，我们的旅客非常激动，对航空小姐，讲了很多不客气的话。这些细节反映出我们人与人之间现在缺乏信任。总的说，我们的硬件上得很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们的软件跟不上，而这软件的一个关键就是市民文化。市民文化弱，社会不易和谐。

　　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大变革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国内现在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实际上也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同时也表明虽然我们的社会今天还不算十分和谐，但我们“和谐文化”的底蕴还在，需要我们通过学习和教育把它充分激发和调动出来。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市民文化的许多长处，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

　　余秋雨先生讲过一个观点，中国有两类文化比较发达：一是朝廷文化，二是家庭文化，前者的特点是一个“忠”字，后者的特点是一个“孝”字，而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广大社会，中国古代智者的论述不多，这两者之间需要的其实就是市民文化，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既不是官员，又不是我们亲戚朋友的那个大多数。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要孩子提防陌生人，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互信程度只会下降。欧美学校从小就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游戏、课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培养人的自信心和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情商，这些作法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市民文化的培养也是从小就开始的：办事排队、不大声说话、女士优先、常说“谢谢”、不带功利地为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等等。我们在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多地方要向别人学习。

　　当然发达国家的市民文化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法国人现在还会告诉你，19世纪以前，巴黎市民把小便装在桶里直接泼到街上，经常引起市民吵架。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写到：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贫富两极分化，富人的马车，压死了穷人的孩子，往下扔几块硬币，便扬长而去。30-40年代的时候，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多少普通老百姓用石块追打犹太人，砸毁他们的店铺。即使在今天，发达国家不和谐的现象也还不少：意大利小偷的猖獗、英国发疯的球迷和醉鬼、法国的北非移民暴动、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和令人无法恭维的地铁、瑞士公园里的吸毒者等等。但总体上，发达国家市民文化的发展比我们早很多，走在我们前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而且正好可以弥补我们文化中的某些不足。

　　建立“和谐社会”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泛道德化、甚至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好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民主制度在英国的成功一定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斥责各种缺德的行为，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老练”, 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

　　中国的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了两种理论，一个叫作“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
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整合，吉尔吉斯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从中国人的观点看，美国国内社会还算相对和谐，但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欧洲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宗教影响式微，宗教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礼拜天教堂里做礼拜的人在减少。而美国正好相仿，特别是911以后，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布什本人也每天祷告，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它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柔性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唯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声誉。近年一系列国际民意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国、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在22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肯定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为48%，而肯定美国的只有38%、肯定俄罗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国大型民调机构PEW在欧洲调查欧洲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结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均好于对美国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国家，大部分国家不感到是威胁，反而觉得是好事，这确实不易，世界历史上也少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肯定。当然，我们要清醒，因为民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会经常变化，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和谐世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我们在和西方交往的时候，可以据此而指出他们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智。比方说，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我们就可以好言相劝，你这个方法太极端了，效果不会好，说不定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助别人，也不迟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 你自己民主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嘛。你要让别人向你学习，最好让人家采用和谐中道的方法来学，其结果一定比你们现在的方法好。实际上，在西方moderation（温和）也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和我们的“中道”观念相通，只是他们一旦自我感觉好，就忘了这些，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最终也只有当中国、西方和世界各国都携起手来，取长补短，真诚合作，才能共同对付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建设一个相对较为和谐的世界。（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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