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谁有权定义“恶俗”

　　在京音乐界的一些高端人士日前举行一个网络歌曲批判的座谈会，《新快报》的报道标题是“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这个题目让我很吃惊，恶俗与健康，谁来定义，由谁确定？或者，谁有定义和确定的权力？很显然，参加座谈会的人自认为有这个权力，因为与会人员表示，“广大音乐工作者和网络从业者一定要共同携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自觉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传播先进文化……”。自说自话地抢占传播先进文化的话语制高点，坐实对方的恶俗。是的，我也不喜欢网络歌曲，但我更害怕这样的标题，这是一种诉诸权力的意识形态表达，不得不让人警惕。

　　从历史上看，什么叫恶俗，什么叫健康，世人如果不是铁板一块，两者的标准也就不可能划一。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很多是当时各地民歌，很俚俗。其中十五国风，和雅、颂相比，后者如果被视为纯正，前者就被视为低俗了，特别是其中的“郑卫之风”。孔子固然宽容，删诗过后，还声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可是到了朱熹那里，因其他所认为的低俗，还要把郑卫两风从十五国风中“净化”出去。其实郑卫多情歌而已，儒家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可是那些民歌不管这些，我口唱我心，并不到礼为止。比如这首郑风中的《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这是一女一男隔河对歌，女的很主动：你要是想我，就把你的下衣撩起过河来。你不想我也没关系，难道就没有别人了？最后还笑骂：小狂人看你狂的那个样儿。这样的直白出自女子之口，在鼓吹“男女之大防”的道学家眼里，伤风败俗，又岂止是不健康！所以朱熹在卫风之外，更反感恶俗的郑风，说：“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可是，去掉道学的眼镜，这首诗包括其他郑风在内，也就是女性情感的直端表露，何不健康之有？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歌曲也就是借助网络形式传唱的民歌，风而已。它重娱乐不重教化，并以轻快的风格在网络上流传，其风头显然压倒了翰林音乐院。我很理解后者的心情，研究对策并非不可。但不必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是恶俗，这样健康和高尚就是你的品牌了，你就成了先进？还以当年诗三百说事，风雅颂，风乃各地民歌，雅为京畿之音，颂是庙堂祭祀之曲。以地位论，风为下，颂包括大雅属于上层音乐。因此，风当然俗，颂当然雅。可是以历史眼光看，恰恰是那些被视为俗的国风，比雅颂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以后，颂之类的音乐在皇权社会中更加翰林化和庙堂化，可是它的音乐地位再高，背景再硬，在传唱上，还是敌不过被它视为鄙俗的草根歌曲。我这样说，并不是判断座谈会上的音乐家们谱不了好曲，事实上他们曾经有过不错的曲子在流传。我只是感到他们的发言脱不了翰林味和庙堂腔，这样的腔调于艺术创作不利，我便善意地提个醒。

　　俗就是俗，未必就是恶俗。就俗而言，它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人本来就处在一个世俗性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需要雅，但不能因此排斥俗，更不能因为自己反感，就把对方打成恶俗。甚至，即使恶俗(说到底，这是因人而异的)，也不能兀自以为正义，大张舆论，要求剪灭恶俗。我不知道什么叫“一定要共同携手”，“自觉抵制”和“净化”，莫非是在呼唤封杀？那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反感和可怕的了。以净化之名，行其反多元之实。一个正常的文化生态，多元比净化更重要。其实抵制所谓恶俗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大张挞伐，而是埋头创作。只要你能拿出吸引听众的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什么“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就更不必。这块土地人人都是主人，包括那些网络歌手。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固可嘉，但就艺术创作而言，如果灵感比责任感更重要，那么，攻讦之心却是灵感的杀手。(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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